斗蟋活动是中华独有的民俗活动和人文景观。
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俗，追根溯源，都来源于各自由来已久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西班牙的斗牛来源于欧洲的游猎民；而今日美国盛行的骑野牛运动，则根植于当初欧洲移民面对广袤的西部荒原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
中国人之所以对蟋蟀这样一种微末之虫瞩目良久，则来源于先民较早的确立了农耕的生活方式。长城是古老中国的象征，蜿蜒曲折，横贯东西，工程之浩大，世所仅见，其实划定的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
与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居有所不同，农耕民族安土重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四季轮转，是靠天吃饭的，因而对节气、时令极其敏感。蟋蟀最早被重视就在于它是一种典型的物候特征，所谓“鸣不失时，信也”。民间又有“蟋蟀鸣，懒妇惊”的谚语，故又称“促织”。为什么又叫做“蟋蟀”呢？悉天地之盈虚，率阴阳以出入，是为“蟋蟀”。蟋蟀反映的是天地的阴阳消长。这是中国文化独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礼记·物候》就专门提及蟋蟀， 《诗经》中也有两个篇章涉及到蟋蟀，可知在先秦时期，蟋蟀已然进入我们先民的耕作生活和情感生活了。自此以降，汉魏诗赋、唐诗宋词，延至明清小说，蟋蟀的鸣唱不绝如缕。从世界范围考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能够像在中国一样，蟋蟀承载了这么多的文化内涵。可以说，蟋蟀已然不单纯与我们先祖的生存方式有关，同时也成为我们中国人的情感方式。
经过长期的农耕生活和情感关注，人们终于发现了蟋蟀逢敌必斗、遇敌死战的生物特性，这和先民尚武的精神是相通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斗蟋蟀活动兴起于南宋。南宋时期北方的边患前所未有，南宋的疆域仅及淮河一线，危如累卵。蟋蟀的死战不退，不知是否给当时的人们有过一丝情感支持。南宋末年，崖山一役，十万军民蹈海殉国，可谓惨烈，那些壮士、妇孺是否也忆起了蟋蟀的悲鸣？
“逢敌必斗，勇也；败而不鸣，知耻也。”蟋蟀在被赋予了人格化的德行之后，是否也反过来给人们提供了精神的支持呢？
千百年来，不管这片土地上发生什么，斗蟋活动却代代相传，从未断绝。它已经融进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融汇着我们的情感。（作者系济南市蟋蟀协会副会长、蟋蟀文化学术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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