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者,郊外也。这是《说文解字》中对“野” 的解释,后被世人引申出“突破界限”“越矩” 之意。而我认为,野,是一种天性,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心境。
太白其人,胸中有丘壑,笔下有山河。作为浪漫主义诗人,他生来具有“野”性,“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佯醉佯狂,问世间,复有几人? 他能吟诗作赋、风花雪月,也能佩一柄青莲剑,仗剑走天涯。世人往往只知他是诗仙,殊不知他亦是剑术高超的游侠。这是一种掩饰不住的血性, 这便是太白之“野”———入世俗而不世俗, 知世故而不世故;是胆敢高喊高力士脱靴的张扬,是官场失意后的恣意达观,更是一种叛逆的、不拘的天性。
魏末晋初,司马氏与曹氏争斗不休,朝廷乌烟瘴气,乡野民不聊生。心有抱负却不得实现,愁煞一批政客文人。其中,以阮籍、向秀等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对现实的黑暗心灰意懒,索性纵情山水,退隐山野。也许有人会说他们是在逃避,是懦夫所为。但是,这是他们选择的自己的反抗方式,阮籍连续喝醉两个月以拒绝司马氏的招揽,嵇康抚琴奏一曲《广陵散》后慷慨赴死。这是他们的“野”。他们不屑于传统礼教的束缚,鄙弃世人追逐的功名利禄,退隐是他们对险恶时局的明确反击。功名? 权位? 且都随风而去吧。流觞曲水,诗酒年华,清风为伴,天地为家,此皆他们心之所向。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陶公自称在官场蹉跎多年,终于在南山下得到解脱。较之李太白的锋芒毕露, 陶渊明更像天边流云,轻巧淡然, 泛着一种经历过生活打磨的温润光泽。正如他所爱的菊花一般,独自生长在寒凉的深秋。人工精心栽种的菊花往往不如野菊花开得热烈,这是陶公之“野”。他的“野”是一种心境,是一种看破不说破的超然。他没有给人以远在天边的谪仙形象,相反,他亲自耕种,关心收成,住陋室,吃粗食,满满人间烟火气。“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是了,有如此心境,吃什么,住什么,做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
李白的“野”,是未被世俗扼杀的天真孩子气;竹林七贤的“野”,是对抗黑暗现实的执着态度;陶公的“野”,是历尽千帆后的云淡风轻。他们都没有丢弃那最令人内心震撼的一分野性。正是留有这样一分野性,才造就了风华绝代的他们。
今天的我们更像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复制品,我们笑,我们哭,都在我们的“格子”里,我们没有“出格”的勇气。我们主动抹杀了“野” 性。大自然在进化中为我们保留了一分野性,我们就该拥有少年的意气风发,不断地完善自我,坚定信念,不负风华正茂的美好人生。
这是我们应保留的一分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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