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文献综述

　　【摘要】近年来，环境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环境信息披露更是政府治理环境问题的政策手段。然而，关于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二者之间的关系定论，学者尚未统一。文章通过整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作用主要存在“促进说”“抑制说”以及“无关说”三类观点；同时从外部监督以及内部治理两个视角加以分析两者关系的边界因素。最后，文章分析学者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现有文献可能存在的不足，提出关于二者关系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却日益严重。政府不仅通过制定法律法规约束企业的污染行为，同时也将环境信息披露制度作为环境管理创新手段。2015 年，国家环保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环境信息。在十九大会议中，政府再次强调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重要性，要求上市公司规范披露环境信息。环境信息实现从“自愿”披露到“强制”披露，均显示其在治理环境政策中的重要性。自环境信息成为企业公开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间关系成为学者重点关注的话题之一。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二者的关系，如经济学视角、社会政治学视角等，使两者的关系在学术界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回顾部分环境绩效与信息披露的文献，从学者依赖的理论基础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概括和梳理。同时分别整理了外部监督和内部治理两个视角对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最后分析学者结论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现有文献可能存在的不足，提出未来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方向。

　　二、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关系的概述

　　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现存主要的观点包括“促进说”“抑制说”以及“无关说”。促进说认为环境绩效越好越能提高企业披露高质量环境信息水平；与之相悖的，抑制说认为环境绩效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存在负相关关系；而无关说则认为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二者之间不存在关系。

　　（一）促进说

　　促进说认为环境绩效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呈正相关关系，主要基于信号传递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从信号传递理论来说，相比起环境绩效差的公司，企业具备良好的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边际成本更低，会向投资者传递企业具备良好的经济效益以及治理水平，有利于获取投资者的信任。同时，高质量的信息披露有利于降低企业与投资者的信息不对称，减少投资者的逆向选择，促使企业披露更全面、更高水平的环境信息。吴红军（2014）利用我国化工行业2006—2008 年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Baboukardos（2018）表明企业资产负债表中的环境准备金越多，越能向投资者传递未来强劲的财业绩，有利于减少投资者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资源依赖理论来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企业仅通过资金、土地、技术等传统资本的优势难以实现差异化发展，因此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社会形象、声誉等无形资本。部分学者基于此理论提出，为了获取有效的资源环境，绩效越好的公司更有动机披露高质量的环境信息。 Giannarakis(2019) 利用FTSE350 上市公司发现环境绩效会对气候变化披露产生积极影响。Tadros(2019) 利用环境敏感性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具有良好环境绩效的企业为了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更倾向在公司公开报告中披露更多环境信息。

　　（二）抑制说

　　一些学者根据合法性理论以及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环境绩效会抑制环境信息披露。基于合法理论支持抑制说的学者认为环境绩效是判断企业是否存在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企业处于环境绩效较差的困境时，企业需要承担更严重的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压力，合法性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而企业披露环境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让投资者获取公众对其合法性的认可，以及对企业环境绩效差的包容。合法性理论暗示了企业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存在负相关的关系。Clarkson(2011) 基于对澳大利亚51 家污染型企业，研究发现随着外界对此类企业的关注和压力增加，企业的环境绩效与环境披露信息呈现负相关的关系。沈洪涛（2014）通过对中国 2008—2010 年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研究表明环境绩效较差的企业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披露的信息以数量取胜而非质量取胜。Hummel（2016）发现可持续质量较差的企业更喜欢披露更多环境信息，以掩饰其真实绩效并保护其合法性。另外，一些学者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企业环境绩效与环境披露呈负相关关系。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企业除了关注经济效益最大化，还需关注其社会责任和政治责任。与利益相关者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保障。Li(2004) 提出企业向社会公众披露其环境绩效以及环境信息，有利于加强各利益方对企业的信任程度。吕峻（2012）基于我国2007—2009 年建材业以及造纸业的A 股公司，研究发现公司为了减少环境绩效差造成各方投资者对公司财务业绩以及经营业绩担忧的连锁反应，更倾向选择披露质量更高的环境信息获取利益相关者的支持与信任。

　　（三）无关说

　　支持无关说的学者认为企业的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不存在显著关系。Ingra(1980) 基于美国环境污染行业的数据，首次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之后Wiseman（1982）、 Freedman（1990）等的研究进一步支持了“无关说”。但是支持“无关说”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环境绩效与环境披露两者关系的早期研究，在后期大多数学者否定了该观点，支持促进说或者抑制说。

　　三、影响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关系的边界因素

　　（一）外部治理机制

　　现有文献主要从政府对环境问题的管制和外部媒体监督两个方面分析企业外部因素对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规制各个企业的环境问题，给学者提供了不同的研究方向。朱炜（2019）发现政府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企业承受的外部压力越大，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正相关关系更加明显。从媒体监督角度来说，Dawkins（2010）以及张长江（2019）研究发现，环境绩效与媒体可见性的相互作用促进气候变化披露。关于外部治理结构对环境绩效与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现有文献较少、较浅。外部监督机制不仅只有政府监督和媒体监督，还有其他的监督机制可以研究探索，如分析师关注等。另外，关于政府环境管制对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亦有拓宽之处。政府的环境管制力度在不同的地区存在差异，现有文献未考虑该区别。同时，政府的环境管制有着不同的类型，如环境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等，不同类型的补贴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否有区别，具体差异程度是多少，这些亦是学者未来研究的方向。

　　（二）内部治理机制

　　内部治理机制对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间关系的影响主要从产权性质、文化视角、高管激励、以及企业声誉等角度进行分析。

　　1. 产权性质

　　朱炜（2019）发现环境绩效对环境信息披露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更加明显。同时，学者进一步将国有企业分类进行研究。陈璇（2015）发现国资委管理的国有企业表现不及其他国有企业。然而沈洪涛（2014）以及武剑锋（2015）发现政治关联会减弱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间的正向关系。

　　2. 文化视角

　　近年来，各项文献研究趋向于学科交叉, 而学者对于环境绩效与环境披露二者关系之间的研究亦出现同样的现象。张长江（2019）利用认知行为理论，发现企业内部绿色文化在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陈倩（2019）从心理学以及文化视角，研究表明高管人员的家乡认同感促进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的正向关系。

　　3. 高管激励

　　梁帆（2013）通过将高管激励分为股权激励、薪酬激励、环境专项奖金等类别分别讨论其对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而大部分学者利用国内外数据通过实证方法讨论高管激励对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的影响。 Meng（2014）通过澳大利亚的数据研究发现高管激励会影响环境信息披露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进一步，高冉（2017）指出高管股权激励和薪酬激励对企业信息披露具有积极作用，但企业实施管理层控制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质量。但是部分学者关于股权激励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不同观点。陈璇（2015）将高管激励分为高管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两种形式，发现总经理获取高管薪酬激励时才能正向调节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股权激励的影响不显著。

　　4. 企业声誉

　　朱炜（2019）、任月君（2015）发现提高声誉是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的主要动力，环境绩效越好的企业更希望通过披露更高质量的环境信息向外界传递企业经营良好的社会信号。田贵良（2020）提出环境信息披露通过树立企业良好的声誉提高了企业价值。相福刚和迟甜甜（2020）利用我国A 股上市公司重污染企业研究发现企业的声誉资本是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绩效的中介变量，通过中介强化了两者的正相关关系。

　　总的来说，关于内部治理机制对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是近几年兴起的话题，因此文献相对较少，给学者提供了未来的研究课题。例如可以利用高阶理论分析高管特征对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公司内部机制对二者之间的调节作用等。

　　四、结语

　　学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基础进行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从而得出不同的结论。该差异是由于学者的分析角度不一致。支持“促进说”的学者主要依据信息传递理论以及资源依赖理论，从内部治理结构角度分析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利用 “合法理论”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文献发现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存在负相关关系主要基于外部视角来分析，主张为了缓和外在压力，企业选择披露更高水平的环境信息。

　　社会各界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加，提高了学者研究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的可能性；同时，由于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二者关系存在争议，使得关于两者关系之间的研究变得更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近年来，学者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与文化背景不断拓展关于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二者关系的研究，如政治关联、高管的家乡认同感，以及绿色文化等，彰显了国内研究的特色，是我们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借鉴的地方。

　　国内外关于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二者关系的研究较多，相比起国内的研究，国外的研究起步更早，积累的文献更多。通过整理相关文献发现现有研究可能存在以下不足，首先，现有文献的样本大多数都是基于各个国家的重污染企业或者环境敏感性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市场上存在中污染企业的数量有限，从而导致关于二者关系的研究样本性受到限制。其次，环境绩效与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一直受内生性问题的制约，学者处理内生性问题的方法集中于将环境绩效的指标滞后一期、变更衡量指标、扩大样本量，PSM 法等，缺乏一项准自然实验来最大程度缓和两者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最后，现有文献基本是探索二者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关系，而关于二者关系的作用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这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