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止是青春片，而是青春形态的家庭故事

　　三年前，《快把我哥带走》以黑马姿态闯入影院，电影中的青春气息与兄妹亲情的表达，以及看似留白的结尾令许多人期待起续集的发展。

　　对导演郑芬芬来说，《快把我哥带走》的故事随着电影上映就已经结束了，“我觉得还没有到做第二部的时间。”但兄妹关系的故事还有很多故事可以讲，于是就有了一个延续兄妹情感表达的全新故事——《二哥来了怎么办》。导演郑芬芬分享了这部电影的创作历程。

　　“缺爱”三兄妹

　　“那时候（《快把我哥带走》）是讲父母不合，我觉得接下来要讲父母离异后面临重组家庭的状况了。”郑芬芬说。《二哥来了怎么办》讲述重组家庭异姓三兄妹的故事：妈妈和李叔叔再婚后，杨听风、杨听雨兄妹多了一位兄弟——李叔叔的儿子李圣。面对“陌生哥哥”的入侵，听雨如临大敌，“妈妈会偏心吗？自己以后在家里的地位会受影响吗？”在一系列担忧下，听雨和听风开始计划赶走二哥。

　　天降二哥，反应最强烈的是小妹听雨，在赶走李圣的过程中，看似听风、听雨同仇敌忾，但实际上所有的行动都是听雨主导、听风配合，甚至听风有些漫不经心和拖后腿。

　　“听雨从出生到青春期的过程中，一直面临着父母的爱不够健全的状况，所以她很渴望关爱，也更害怕失去。”郑芬芬说，听雨是一个很敏感的女孩，一个年纪相当的“手足”的到来，让她觉得自己原本不多的爱又会被分走，“她会有先天上的恐惧。”

　　影片中，听雨用欺负李圣的方式藏起她的恐惧，只有和亲哥听风相处时，尽是活泼幼稚的一面。听风给了她为数不多的宠爱，当听风“倒戈”李圣时，听雨就更加崩溃了。

　　在大哥听风的身上，似乎看不到家庭创伤的痕迹，每天都是笑嘻嘻、乐呵呵的，上一秒才答应听雨要和她同一战线，下一秒就被李圣的美食诱惑去。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大哥，其实是三兄妹里承受最多的人，影片中直到被听雨说破才表明这一点，“我只是觉得哥哥很可怜，不知道他自己一个人是怎么长大的。”

　　“他是消化了所有负面的东西，然后转化成正面的（能量）。”郑芬芬说，听风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外在呈现出来的活泼、积极、向上，是一种治愈人的能量。

　　相对听风听雨时常表现出来的幼稚，李圣则是一种早熟的沉稳，作为外来人对兄妹俩积极示好。他表现越好，妈妈越喜欢他，兄妹俩更加排斥他。听风听雨的排斥没有让李圣感到恼火，反而任劳任怨，或许他是开心的——此前从未有这么强的存在感。

　　李圣是被孤独包围着长大的，懂事、乖巧、全能……都是在无数次被忽略下，被迫修炼出来的。看着热热闹闹的听风听雨，李圣也只是卑微地说了一句“我只是想有家人。”

　　三个极度缺爱的孩子，为了守护自己的爱，展开了一场场“攻守”较量。三人在较量中熟悉起来，逐渐从排斥转为接纳，在彼此坦诚、相互理解中，收获了一份多得的兄妹亲情。

　　“这不只是青春片”

　　《二哥来了怎么办》在轻松欢快的气氛中，走进了三个重组家庭孩子的内心世界，影片将孩子与家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社会关系包裹在异姓三兄妹的故事中，让亲情主题得到了更多的延伸。“我觉得其实家庭关系有很多种，从原生家庭到重组家庭，还有很多单亲家庭，其实都是值得被探讨的。”

　　三个充满青春活力的主角，《二哥来了怎么办》很自然的被打上了“青春片”的标签，郑芬芬却不这么认为， “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在拍青春片，我在讲一个重组家庭的议题，只是刚好我的主角是青春期的孩子，所以大家定义为青春片。”她认为所有电影都是复合类型的，没有一个故事会被限定在爱情、青春或推理中，“可能会有一个调性比较靠近某个类型，还是要看故事的核心精神是什么。”

　　“我觉得故事一定是因为人物来的，这个人物的情感基础点在哪里，他最在意的事情是什么？”《二哥来了怎么办》中，三兄妹最在意的是家庭，也就是影片的核心精神。而家庭这一议题在郑芬芬过往的许多部作品都有所呈现，即使是爱情、悬疑、喜剧等类型的作品，围绕着人物的，或多或少都不自觉流露出对家庭关系的表达。

　　如爱情片标签明显的《听说》中，男女主角纯粹的爱情呈现出清新自然的风格，他们与家人之间的动人亲情也为影片增加了温暖治愈的氛围。“当你在诠释角色的时候，难免要把他的背景交代出来，一个人物性格的形成，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来自于家庭。

　　作为讲述家庭关系的影片，《二哥来了怎么办》在叙事上有一定的难度，“这样一个亲情家庭片，不像生离死别（的故事）那样有很大的情绪起伏，有人觉得会不会太平淡？可是世界上本来就有很多种感情，不可能每个人的人生都在那种起起落落的大事件里头，怎么让大部分的人意识到，‘对，我确实也有这样的状况，我也需要这样一个弥补的过程’。”如何让观众产生共鸣并感受到鼓舞人心的力量，郑芬芬觉得是影片创作中最难的。

　　采访最后，谈到对影片上映后期待的反馈，郑芬芬说更希望观众能够关注到电影里所讲述的议题和情感，“我希望大家看完都会有新的动力去关心身边的人。”《快把我哥带走》上映后，有不少人反馈看完电影后会和爸爸妈妈、兄弟姐妹打电话；《做工的人》播出后，许多工人子女和父母和解；《听说》上映后，听障人群在台湾受到关注……作品带来的社会影响力，在她看来是一部电影最高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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