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钤印瞬间与学术欣幸

　　陈晓辉

　　周作人在1930年后所买中国古籍多来自三处：北平、上海和杭州。不同之处在于，厂甸买书“不愿意打破纪录空手而回”，而身在北平的周作人通过外地书店寄赠的书目获得书籍信息，有所欲者才寄函购买。但在看到杭州经香楼的出售目录中有《二树山人写梅诗》后，他匆匆寄信收书，并在末页写下：“今年一月，忽见杭州经香楼书目中有此，亟嘱寄阅。则并续篇在内，尤为可喜。”

　　急于购买此书，源于周作人作为藏书家与学问家的耦合，尤其是对“知”的看重。周作人曾在1903年于同族琴逸先生处看到《二树山人写梅诗》一书，“惜不能得”，因此特别留意收集二树山人（童钰）的诗文。苦雨斋中很早便藏有一印：“石章一方，黑色甚坚硬，三角自然形，印文长圆，长约二寸宽半寸。”这是童钰的藏书章，印上刻有文字：“‘如之何如之何’，边款云‘丙戌九秋作，二树钰’。”据周作人猜测，此印的涵义是“隐藏两如字，亦即二如或如如之意”，即童钰的字首先是“二如”或“如如”，再改为“二树”，但这仅仅是周作人的猜测，无法证实，而这一考证过程则历经数十年。

　　考证工作需要长期的材料搜集。郑振铎在《劫中得书记》说：“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研究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鲁迅、胡适、郑振铎等，他们的学术工作多有赖于稀见的藏品。周作人后来买到童钰著《二树诗略》五卷，就强调在第五卷署名“会稽童钰璞岩稿”下有一行小注“如如”。

　　直到1934年见到经香楼目录，得此《二树山人写梅诗》，见续编中四十九叠韵首二句云“童二如，鬑鬑胡”，下又注“予幼字也”，周作人知晓“如之何如之何”中的“如如”正是童钰幼时的字，才证明了自己的猜测。故欣然一笑，“可证上说不误。今特钤于卷末，并记数言以志欣幸”。

　　这里所“志”的考据之“欣幸”，在钤印的瞬间，凝成周作人有志于学术工作的冲动。民国知识分子多有藏印的喜好，陈师曾、魏建功、琉璃厂同古堂主人张樾丞便经常为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刻印。而石章所刻之形之言，则成为一些“五四”知识分子重要的发声、言志方式。故将苦雨斋藏品“如之何如之何”印特意盖在新得《二树山人写梅诗》卷末，动机是周作人对书、对“知”的嗜好，洋溢的则是对自家学术判断的肯定和“欣幸”。

　　将刻有“如之何如之何”的藏书章“特钤”于新买的《二树山人写梅诗》上，还原了周作人藏书时刻的考据修养、智识惯习与阅读意趣。而这段借买书考据的文字，不仅题在《二树山人写梅诗》的衬页上，周作人还将这段题记中的考据过程抄录于《关于童二树》中，发表在1936年《越风》第十三期。

　　所以在钤印的这一刻，力透纸背的是周作人对童钰的史传书写的兴味与感召。寻其根由，则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对“志业”的选择、对知识的“伟大的捕风”，故在1936年的“文抄体”《关于童二树》中，周作人第一件事就急于摆出新找到的材料：“《越风》卷二十云：‘童钰字二如，改二树，号璞岩,会稽人，著有《竹啸集》《抱影庐诗钞》。’”又引《全浙诗话》：“钰字二如，改二树，号璞岩，又称二树山人，会稽布衣。”不仅如此，周作人还关心“二如”是从什么时候变为“二树”的。从1934年得来的《二树山人写梅诗》中，周作人断定：“至乾隆丙戌（一七八［六］六）已四十六岁，可知其时尚保留二如字义也。”也就是说，童钰对“如如”的使用，至少是延续到了四十六岁。这都是1903—1936年间周作人的暗功夫，可见其坐冷板凳的毅力与对学术长期的关心。

　　童钰作为“越中三子”之一，与袁枚相交甚笃，很早就受到周作人的关注。《关于童二树》一文，周作人一则介绍童钰其人其事与自己收藏其书的经过，二则考订童钰的名号、生卒年。所以，在对“如如”解释一通后，周作人又想要考证童钰的卒年，“或者查小仓山房诗文有游天台的年月，即可知道”，但可惜“手头无此书，容考耳”。可见，这篇文章实际上已经溢出了笔记体散文的框架而进入考据的文章体式。

　　卒年虽不可考，对于童钰西去时的掌故，周作人仍颇感兴趣。据《随园诗话》载，童钰在临终前托袁枚编订诗集：“二树临终，满床堆诗，高尺许，所以殷殷望余者，为欲校定其全稿而加一序故也。余感其意，为编定十二卷、作序外，录其《黄河》……二树画梅，题七古一篇，叠‘须’字韵八十余首，神工鬼斧，愈出愈奇，余雅不喜叠韵，而见此诗，不觉叹绝。”

　　这段话被周作人录入《关于童二树》一文。尽管周作人认为袁枚对童钰的赞赏华而不实：“袁子才好名，诗话所记多过于夸诩，文章亦特无趣味。”但他还是据袁枚等人的整理，竭力收藏童钰诗集，至1936年，苦雨斋所藏如下：

　　寒斋所有二树山人著作只有下列四种：

　　一、《二树诗略》五卷，乾隆戊辰（一七四八）刊本。

　　二、《抱影庐诗》一卷，乾隆癸酉（一七五三）刊《越中三子诗钞》本。

　　三、《秋虫吟》一卷，乾隆辛巳（一七六一）序。原已刊板，今系抄本。

　　四、《二树山人写梅歌》一卷，续编一卷，乾隆己亥（一七七九）刊本。

　　《二树诗略》虽然已有收藏，到1942年3月，周作人又忍不住从上海购得一套《二树诗略》。但可惜的是，只有四卷，没有第五卷，他只能在书页内遗憾题下：“或是原缺也。”

　　以画梅闻名的童钰，其画其诗都颇具古典诗学的穿透力与造境能力。正如废名谈“旧诗的内容是散文的”，画家写诗的好处就在于名物写景的悠闲与趣味，这正迎合了周作人对“白话诚然还欠细腻”与“有知识与趣味的两重的统制”的“雅致的俗语文”的思考。所以，周作人对童钰的看重，与周作人在《夜读抄》及其后当起“文抄公”的行为是同源的，都要从知识、趣味、文字本身中重拾“文”的表现力与思想性之统一。而这种对文字深度与宽度的探求，与周作人的藏书习惯密不可分。

　　周作人曾自得地将读书与抽纸烟作比。非功利的藏书和读书，成为周作人以学术散文对话的趁手兵器。这种阅读并非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学术目的性，从根本上说是基于周作人的阅读趣味与辑藏眼光。但阅读与辑藏的重点，显然仍是回到了学术、思考与写作上。如此颇具学术意味的藏书习惯，使得周作人在三十年代的散文有了非功利的、学术的张力和审美特性，这也使得苦雨斋文脉中“涩”之一味有了独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