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微尘

　　摄影/ 陈澍 文/ 刘旻

　　运河在塘栖，故事渐渐地积累起来。

　　在1927 年，29 岁的丰子恺写下了随笔《塘栖》。丰子恺是个具有旅行者趣味的人。1920 年代，正是体验近代火车旅行的时候，他却从夏目漱石的小说里获得了一种对慢节奏的认同感，说火车把几百个人装在同样的箱子里蓦然地拉走，毫不留情，被装进箱子里的许多人，必须用同样的速度奔向同一车站。火车代表了20世纪的文明，又是那样的“蔑视个性”。

　　丰子恺一面诽笑这位夏目先生的顽固，一面体谅他的心情。“在20 世纪，这样重视个性，这样嫌恶物质文明的，恐怕没有了。有之，还有一个我”。拒绝被近代火车搬运的丰子恺，选择了从家乡那时候的崇德县坐客船到杭州，“走运河，在塘栖过夜，走它两三天”。那时的塘栖是一个镇，其特色是家家门前建着凉棚，不怕下雨。

　　廊檐相连之外，酒家本身也颇有特色，“即酒菜种类多而分量少。几十只小盆子罗列着，有荤有素，有干有湿，有甜有咸，随顾客选择。真正吃酒的人，才能赏识这种酒家……酒徒吃酒，不在菜多，但求味美。呷一口花雕，嚼一片嫩笋，其味无穷”。塘栖枇杷是有名的，“在船里吃枇杷是一件快适的事……靠在船窗口吃，皮和核都丢在河里，吃好之后在河里洗手”。当代的环保主义者看了，也会表示认同吧。

　　郁达夫也来过塘栖，不过他不太认同客船的缓慢，而选择了从杭州坐汽车前往。然而塘栖镇7 公里外的超山“十里梅花香雪海”，让他体会了“疏影横斜水清浅”的雅致。最后，郁达夫给出了从超山往塘栖的最佳交通方案，还是“走走路坐坐船更为合适”。不过，如今的旅游爱好者知道周庄、西塘、同里，知道塘栖的并不多。

　　曾为明清江南十大古镇之首的塘栖镇，位于杭州市区以北20 公里，苏、沪、嘉、湖的水路要津，京杭大运河穿镇而过，镇域内河道纵横、水网密布，自古以来就是杭州的水上门户。

　　塘栖本来只是个小渔村，直到元末张士诚拓宽了官塘运河以后，人们沿塘而栖，小镇才初现雏形。明代弘治年间，广济桥的构筑使镇区两岸连成一片，逐渐形成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

　　摄影师陈澍就出生在塘栖镇这样一个曾经繁华的城市与现今淳朴的乡野交汇的结合处。在1980 年代的某个中秋，陈妈妈坐上送月饼的面包车到了镇里的中医院生下了陈澍。在陈澍的记忆里，到上学前，每天都是坐着妈妈的自行车从广济桥东往广济桥西，再从桥西往桥东，沿着运河就这么来来回回，“对运河的最初情感，大概就是那么来的”。随后便是上小学二三年级，“经常和小朋友们把球踢到运河里，过往船上的渔民就会捞起球扔回岸上”。

　　桥梁把水和生活联络了起来。镇上的广济桥是京杭古运河上现存唯一的七孔桥，又称“通济桥”，建于1489 年，由于年久失修，加上运输流量过大，时常有船只撞击桥墩，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1998 年，运河塘栖段进行了改道，京杭运河上的货船不再经过广济桥。”

　　如今置身于这座千年水乡古镇，街头数不清的苍蝇小馆充斥着沉郁的酱香、绰约的茶香，还有各色糕点小食冒出的甜香，就连地道的杭州人到了这里恐怕也会眼花缭乱目迷心醉。

　　但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者并不十分青睐塘栖，杭州已有西子般的西湖，那运河就只能是站在美人边上的衬托。如今的文化创意产业和旅游者们并没有确认什么才是历史街区，而保护历史街区，其实需要的也不是现代的填充物，而是生命活体，也就是至今还活着的、流动着的文化遗产，如果没有了来来往往的货运，运河怎么算是活着呢？

　　2010 年，在上大学的陈澍像个旧式文人一样开始拍摄运河，脑子里装的是那些想象的古镇光晕与退场的水乡生活。

　　“一次偶然回到塘栖，我发现周围的环境跟儿时记忆里的很不一样”，就像丰子恺先生认为的，包括火车在内的现代机械文明，有可能在现实生活的层面挤压到人性的自由与丰富，“我在天然情感上就没法接受，并且开始意识到这里即将会发生更大的改变，于是就拿起相机想要批判”。

　　在2013—2016 年这几年，他拍得最勤奋，“跟着谢伟洪主席、许强老师完成了很多挑战”。为了捕捉那种嘈杂、繁荣、随意的景致，镜头被隐藏到了菜摊里、被单里，用一种本能的视角，也是一种诚实的视角，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从一块石头、一堵墙，到老屋、枇杷、破铜烂铁，这些东西无不参与进了照片的构图……

　　长焦镜头可以在不打扰被摄体的情况下，敏锐地捕捉到那些行走着的、闲逛着的、聚精会神工作着的人们，而这些人与环境融为一体时，成就了一幅属于现代运河的画面。

　　微尘，象征了生命的短暂与时间的恒常，以及生命中的不确定性。

　　于是，在今天的《大河微尘》这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一个个陌生的脸在镜头前晃过，你不知道他们来自哪，要去向哪，每个人都是过客，他们构成了一个塘栖原住民视角下的对小镇巨变的第一印象。

　　运河的水以它独有的诗意与个性，成为陈澍现时再聚焦的主题：“运河不同时期的功能会根据人类的需求去改变，十年来我自己的内心也已经从抗拒转变为接受、思考和对话，创作也更多转向以运河本体的视角，无论人类怎么理解它，它有着自己的命运和轨迹”。

　　在前述宏大的工业与文化行动背景之下，在对运河之城、运河人家与运河遗产的不断搜索中，陈澍一直在继续寻找大运河沿岸仍旧新鲜的生活现场与现代复苏的波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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