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一首昂贵的诗

　　转过去，就闯进一片烟波浩渺

　　钱塘江潮汛如期而至。

　　看潮的人从各地赶来，脸上带着一式一样的兴奋表情。

　　我拥有最好的观潮角度，是我清早就来占住的。从这个角度看，钱塘江水像是一排整齐的牙齿，从水天交接处吞噬而来。

　　人们尖叫着四散奔逃。其实那排牙齿咬不过江堤，人所能感受到的只有扑面的湿气。

　　我原地不动，看着江潮不死心地一次次退下去，又扑上来，用湿气渐渐濡湿我的面孔。我需要这湿气来掩饰自己第一次看潮的沮丧。

　　我等的人，他失约了。

　　落寞的时光中，我骑着自行车穿过杭州的大街小巷。这座城市是浅灰色的，从漫长的南山路开始，到人声和车流开始喧哗的保俶路，再归入寂静的北山路。灰色的马路和建筑，以绝不逢迎也不拒绝的姿势默默地存在了几十年，上百年。

　　几场秋雨一下，季节的篇章总是比人的记忆翻得更快，我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江南的冬天。那是什么样的冷啊，仿佛有人用刷子蘸着冷水，一层一层往你的膝盖上刷。我几乎开始憎恨起这个传说中的“人间天堂”。

　　然后春天就来了。我是从一个小贩身上觉察到第一丝春的气息的。那时每到周末，宿舍楼里就穿梭着推销廉价化妆品的小贩，她们看起来与我们外形无异，也就晃过了楼下虎视眈眈的宿管大妈。我从一个唇红齿白的女孩手里，买了人生的第一管口红。也许是我还价的能力太差，她格外高兴地拿出一个用新鲜柳枝编的口红套，慷慨地说：“送给你！”

　　后来，我循着那抹嫩绿找到西湖。它就在城市中心，那种一转弯应该是一片繁华的地方，可你转过去，闯进的却是一片烟波浩渺。

　　在湖边，我总惦记着坐船，想要喝酒。“一春长费买花钱，日日醉湖边”，这大概不是一个女儿家该有的姿态。但是每次看见湖边划着乌篷船的艄公，涌到嘴边的总是那句：“船家，打二两散酒，切半斤熟牛肉。”这大概就是我不可爱的地方，在他的眼中。

　　本地的杭州人比我们更早赶春而来。他们操着绵里藏刚的方言，嘈杂地聚拢在一副棋盘、一把胡琴，或一个牌局的周围，随身的“袋儿”里，用小保鲜盒捂着中午下酒用的笋干和醉虾。

　　他们将一切都称为“儿”，袋儿，虾儿，傻子叫“六儿”，孩子叫“伢儿”，我叫“姑娘儿”。对“姑娘儿”，他们总是格外地宽容和客气，几乎带着一丝宠溺，可能是因为都很清楚：一个女孩子的好年华不过那么几年。

　　那样的杭州只存在记忆里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杭州，如果用一种当地小吃来形容它的话，应该是一个杭州大包：实惠入味，平易近人。

　　我们很快都爱上了这种小吃，三五个人嘻嘻哈哈地人手一只，沿着城市的主干道延安路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消耗从自修和恋爱中冗余出来的时间。

　　“我们”，是来自大学同一个寝室的女孩，也许是因为大家长得都不太漂亮，居然在四年的时间里彼此相处甚欢。

　　虽然不漂亮，也没有钱，可我们还是很爱逛街购物，用有限的预算打扮自己。爱漂亮是每一个女孩的天性，也是权利。好在当时的杭州为此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沿着延安路拐入孩儿巷，是我们重要的一站——鞋城。花上三四十元，就可以得到一双可爱锃亮的半跟鞋，这是我们开始学习穿高跟鞋的第一课。

　　周末的时候，我们还会专程去一趟四季青。一路要转三四趟车才能到达这个闻名长三角的服装批发市场。我们有专门的分工用于讨价还价：唱红脸的，唱白脸的，哭穷的，装可爱的。通常来说，效果都很不错。

　　我们带着战利品回到位于山上的新生校区。这里曾经是众多中外名人的疗养院，其中包括那个著名的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从高高的钟楼瞭望出去，可以看到近在咫尺的钱塘江和远处矗立着的六和塔。

　　背后是西溪湿地，所以校区常年笼罩在沾染着茶香的湿气里。那时候的茶园和茶农都还是质朴的，打他们门前经过，会招呼你喝一杯当季的龙井新茶，喝完后甜甜地说一句“谢谢伯伯”，他们还会不由分说地让你尝一尝自酿的蜂蜜。

　　有时山上会停水，我们拎着塑料桶，两人一组地去茶园的井里打水。一路上欢声笑语，颇有几分《西游记》里小妖精的风采。井水打到寝室里，我们都累得浑身大汗，于是纷纷用井水洗漱，将桶里的井水又几乎挥霍一空，成为一个无效循环。

　　那时的杭州，毫不矜贵，有许多寻寻常常的小快乐。在“晴不如雨，雨不如雪”的日子里，半个城的人都出动到西湖边，看白娘子和许仙相遇的断桥残雪，咀嚼着唐宋名家留下的行行诗句，那便是众生平等、至高无上的奢华享受。

　　可是，这样的杭州只存在于记忆中了。

　　为了提起卧室落地窗的江景

　　千禧年之夜，我在本部的大礼堂里通宵跳舞。临近子夜钟声敲响的时候，发现牵着我的手的，居然是那个曾经失约的人。

　　他就要毕业了，我也已经从什么都不懂的新生变成了熟谙高跟鞋和化妆品的老生。借着礼堂里的霓虹灯，我看得出他眼睛里的兴趣。奇怪的是我已经没有兴趣了。谁也没法解释青春期时女孩子心中那些莫名其妙的骄傲。

　　其实改变的何止是我，这座城市改变得更加厉害。如果说九十年代的杭州好比一个大肉包，新世纪的杭州就是一个蟹黄包，味道和价格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城市的西边先开始变化。这里曾经是连公交车都罕至的地方，只有狭窄陈旧的街道和零星的农民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里成了杭州的富人区。他们说，杭州的高档住宅区有富有贵，达官贵人都住在武陵门，而有钱的富人都住在城西。红色或白色的车影载着一个又一个富二代绝尘而去，周围的人们习惯地闪避，连好奇或气愤的目光都不再有。

　　东边被钱塘江隔断。这不算什么，新城区像见风长的高粱一样拔地而起。人们辛苦地工作，只为了住得离江近一点，再近一点，然后在一个不经意的时刻淡淡地提起：我家卧室落地窗的江景。

　　西湖总还是在那里，且更添风韵精致。湖面上出现了提供餐饮的画舫，两层高，古色古香。透过雕花的窗棂，隐约可见里面宽大的八仙桌。

　　迎着湖风，一壶酒，几个小菜，那该是何等的神仙境界！

　　但是且慢。你正兴冲冲地抬脚欲上船时，几个高大的黑衣人客气而坚决地拦住了你，手势指向船头上一行不起眼的小字：仅接待会员。你还没来得及反应过来，黑衣人已经将你赶至一旁，一行衣着考究、莫测高深的中年人在你的注目下登上画舫，在八仙桌旁就座。

　　于是哑然失笑，转头看向那片永远不会向你收费或索要会员卡的湖水。清风吹过，湖面上泛起金色的涟漪，空气里到处都是钱的味道。

　　爱还在，是什么将我们分开

　　我在2008年离开杭州，这是我在这座城市里的第十年。

　　十年，我的十九岁到二十九岁。为一个误会而来，在经历了爱情之后离开。来的时候，我是一个满眼憧憬的少女；走的时候，我是一个疲惫的所谓“剩女”。

　　这座城市见证了我的成长，我也见证了它的。从朴实无华到满腹野心，如今，它终于又平心静气下来，尝试着重新寻回那份恬淡的诗意。

　　当年富二代撞死大学生的地方新设了红绿灯，这里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将不礼让行人的车牌显示在下一个路口的城市。斑马线前，一辆公交车远远地迎着我刹车、停住，我环顾前后，只有自己一个人过马路——内心简直感动到惶恐的程度。

　　又去了西溪湿地。茶农收费二十元一杯的龙井，其实不过是边角货色，精华的部分，早就被茶商早早订走。

　　在杭州十年，我终于学会了品茶。

　　听说我在山背后的校区读过书，茶农犹豫片刻，从内屋拿出一瓶蜂皇浆，换走了刚才卖给我的那一瓶。我和他都不说破，相视一笑，尽在不言中。

　　在曲院风荷的湛碧楼前小坐片刻。是谁想出这些出神入化的名字？盛夏的荷叶接水连天，风拂过的地方，露出一两朵的粉红。恰似这样的温柔，因为不轻易示人，因而分外珍贵。

　　这样的感触，居然连到了最后的时刻，也没来得及说给他听。他是我留在杭州的爱情，其实过了许久之后，爱还在，谁也说不清是什么将我们分开。

　　也许是时间，时间逼迫着我们犹犹豫豫地迈出下一步，时间告诉我们缘分已尽，不宜纠缠。于是我离开他，和这座如诗如画的城市，它是穿越唐宋留给今朝的人间天堂，也是一首太昂贵的诗。

　　撰文_clara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