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国家存款少，因为他们说英语？

　　还记得天堂里中国老太太和美国老太太的对话吗？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这个故事很少再被人提起了：中国老太太拮据一生终于在临死前买了大房子，而美国老太太则早就住上大房子，终于在临死前还清了房贷。

　　为什么美国人和中国人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习惯？国内外学者、媒体花了许多笔墨来分析，却总也绕不开两条原因：文化传统和社会保障。

　　不过，“为什么经济规模和政治体制看起来相似的国家之间，国民的储蓄习惯差别如此之大？”这些国家拥有相似的经济和政治政策，有些国家之间也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而他们的储蓄率却相差甚远。比如德国储蓄率达到20%以上，而希腊只有10%左右。

　　除了文化和政策之外，也许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消费观。“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影响了经济行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凯世说。

　　语言逼迫人们思考

　　陈凯世出生在美国中西部一个中国家庭。由于从小成长于双语环境中，他很早就切身感受到汉语和英语的巨大差异。要用英语介绍一个亲戚，只要用“uncle”这个词就够了。可是要用汉语就必须搞清楚这个uncle是叔叔、舅舅，还是伯父。陈凯世说：“这让我感到很头疼，仿佛是语言在逼迫我厘清这错综复杂的关系。”

　　难道语言真的在逼迫人们进行某种思考吗？

　　“要知道，语言的词汇和表达方式变化非常迅速，这种变化是流行文化的体现，比如还没有电脑的时候，是没有‘电脑’这个词的。也就是说，语言的演变，就是文化革命的符号。那么换个角度想一下，语言中不变的东西，是否就是文化的本质呢？”陈凯世所说的语言中不变的东西就是语法。

　　汉语可以用非常简单的语法系统表达复杂的意思。在表达下雨的时候，中国人可以简单地说，“今天下雨”、“明天下雨”、“后天下雨”。但在英语里就一定要用时态来表明，“it rained yesterday”、“ it is raining now”、“it will rain tomorrow”。这种时态差异，并不只存在于汉语和英语这两个完全不相干的语言之间。比如德语就能像汉语一样，未来的事情可以用简单的现在时动词表达。德语中现在下雨和明天下雨都是regnet，不需要区分时态。

　　事实上，作为日耳曼语系的一员，英语着实是个异类。大部分日尔曼语系的语言，都属于陈凯世所说的“弱时态语言”。他们虽然拥有时态系统，但是在表达未来的行动的时候，不需要像英语一样严格使用将来时，只需要随意地使用现在时动词就可以完整表达 。

　　未来“说”有多远就有多远

　　你怎样对待将来，取决于将来到底有多远。陈凯世认为将来时让人们觉得将来更加遥远。就像汉语中对亲戚的复杂称谓，迫使中国人思考亲戚关系一样，将来时也迫使说英语的人们更常思考自己和将来的关系。这种和“现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使得“将来”更有距离感。将来时说得越多，这种距离感就越强。

　　为了证明这个假设，陈凯世分析了一些大数据库。包括统计了各个国家时态使用频率的数据库EUROTYP，记录了人们包括存储在内的经济行为的WVS（世界价值观调查），研究欧洲人口健康情况的SHARE（欧洲健康，老龄化和退休情况调查），以及国际经合组织对世界上所有国家储存率的记录。

　　“我选择这些数据，是为了看看我的理论到底能推广多远。”陈凯世说。如果语言能够影响人类对未来的心理距离，那么这种影响应该是多面性的。储蓄是保留现在，计划将来。除了储蓄，心理距离还可以影响到我们几乎所有的行为。吸烟和储蓄正好相反，是透支将来，消费现在。如果陈凯世的理论正确，这些弱时态语言国家，不仅拥有更高的储蓄率，吸烟率也应该低于英语国家。

　　研究结果正如陈凯世的预测。“强时态”语言使用国家，诸如英美，储存率和养老储备率较低，但是吸烟率、危险性行为发生率较高。与之相反，“弱时态”语言国家，比如德国，他们的储存率和养老储备率较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较少。以及运动习惯和在健康方面的投资都表现出了同样的差异。

　　语言影响认知还是认知塑造语言？

　　从数据上，将来时和对未来的态度的确存在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是语言影响了储蓄率，也许是一群享乐主义者发明了语言中的将来时，并不能从数据上看出语言和经济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著名的人类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家诺姆？乔姆斯基的观点认为，是一种语言本能，就是所谓的“普遍文法”，驱使人们产生了系统的语言结构。

　　但是，反对乔姆斯基“普遍文法”理论的学者们认为，如果语言是完全脱离认知而独立存在的，那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应该有相等的、能互相转换的表达方式，但这显然不对 。

　　一些研究儿童语言和心理发展的学者同样发现了语言塑造认知的证据。无论是使用英语的儿童，还是使用德语的儿童，都在3岁左右才开始建立“现在时”的概念，到5岁时才能完整掌握时态规则。在这之前，无论说英语还是说德语，这些孩子都不能区分现在和将来，在行为上也没有差异。“也就是说，我所找到的这种语言使用和认知上的差异，不是由初始认知造成的，这种差异至少是在儿童5岁以后，掌握了将来时之后才形成的。”

　　事实上，各国通过改变语言来改变社会认知的例子并不罕见。瑞典曾经为了男女平权的推进，设法改变语言中带有性别色彩的词语。虽然这项政策的实践成本颇高，但是再大的障碍也没能阻挡这个政策的推进。“只是这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实际的问题”，陈凯世坦言，“比如，大量的政府、法律文书需要修正。最困难的在于，许多词语很难找到恰当的表达方式。这样的改革，必然会遇到类似的困难。”虽然目前还没有国家为了改变经济状态而在语言结构上开刀，但是这种方法在理论上是可以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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