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澳門政治與社會的良知學者

　　———專訪澳門大學郝志東教授

　　一直以來，澳門以海納百川的胸怀，吸引了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才，當中不少更成為服務和貢獻澳門的社會精英，以他們的專業和前沿思想引領著澳門社會發展。澳門大學社會學系郝志東教授就是當中的一位，今期本刊記者將與廣大讀者一起走近這位令人可敬的長輩和師長。

　　於澳門大學橫琴校區的社會科學學院大樓內，記者如約見到這位平易近人的學者。初次見面的郝教授給人一種平淡，甘於平淡的特質。借用郝教授的話語來說，只有甘於平淡的人，才能心無旁騖地做學問做研究。

　　要做到“善治”，首先要提高競爭力

　　當記者談到第四屇行政長官候選人參選政綱提出“善治”的路向，郝教授這樣直接回應，在現行體制下，善治比較困難。所謂的善治，是建立在公務員，尤其是高級行政首長，都能恪盡職守、兢兢業業工作基礎上的。但是綜觀特區的政治、社會、經濟體制，競爭意識是非常缺乏的，於是工作做不好也沒有下台之虞。以特首選舉來說，若有對手參選的話，就會形成“你的理念好，我比你的更好”的競選氛圍，這樣對整個社會而言是有利的。“另外，特區政府管治團隊自何厚鏵退任，到崔世安上任，那些司長局長基本沒換人。老實講，在同一個‘位子’上坐十年十五年，他們都累了！為什麼不讓他人來做呢？難道是特區沒有人才嗎？就算沒有，也要培養嘛？！要做到‘善治’，首先要從提高競爭力開始，對官員要有要求，做不好的就請下台！”郝教授如是說。

　　“至於如何提高競爭力，我的觀點是，在經濟制度上，要適度開放外僱，讓澳門人有一點競爭壓力。”郝教授還以的士和巴士服務備受社會批評舉例來說，現在恰好欠缺的就是競爭力。若市場有競爭力的話，一部分態度不好的司機可能會改善服務態度。其實不只是的士與巴士行業，其他行業也都如是……政府官員總在說，要怎麼樣培養人才，人才的素質怎麼樣提高。但不能只停留在說的層面。人才的發展，不能光說說，而不去做，更要有具體行動。有些做法是會得罪人的，但是政府要有擔當，拿得起，放得下。但是有擔當的領導人通常是經過競爭產生的。

　　身為資深政治社會學研究者，郝教授也關切澳門政治體制的改革，他認為，2012年澳門錯過了一個政治體制發展的好機遇，其實那時是完全有機會邁出更大的步伐的。“特首在施政報告中主動提出政制改革，這是值得讚許的。但可惜的是，結果無論是直選間選‘加2加2’，還是特首選舉委員會‘加100’，這些數目上的輕微變化，雖說是邁出了微小的一步，但實際上和原來是沒什麼分別的。至於下一個五年的特區政府會不會主動改革政治體制，郝教授表示懷疑，因為這要看中央的取態，除非中央要求，否則，澳門自己不太可能改。”

　　負責任博彩，關鍵是政府想不想做

　　博彩業自從賭權開放，經過十多年的高速發展，豐厚的賭稅令澳門全球矚目，但同時帶來的社會問題亦屢屢把特區抛上輿論的旋渦，政府為此飽受社會輿論的質疑。就此，記者也問到這位研究博彩問題的社會學者，請他談談澳門博彩業的問題。

　　“我曾經參與過有關負責任博彩方面的調查。我們在報告中，也提出來一些具體的負責任博彩方案。若政府真有決心去做的話，就只是一個如何一步一步地執行問題，但關鍵要看政府想不想做，這是硬碰硬的問題。現在政府是有給出有關的指引，但是光有指引是沒有效應的。比如，賭場禁煙問題，其實全面禁煙是完全可行的。再說，以澳門每年博彩稅收雙位數的增長率，澳門賭場全面禁煙又不是禁不起，也不太可能出現像美國某些賭場一禁煙馬上收入下降的問題。澳門在負責任博彩方面完全可引領世界潮流。”

　　郝教授認為，博企應該問自己賺錢的目的是什麼。如果自己賺錢的結果是損害了他人的身體健康，那麼這個做法是需要修改的。如果賭場不能為在地的老百姓服務、採取各種措施保護員工與賭客的利益、保護社會的利益，那麼這樣的賭場就是不負責任的。“賭場允許賭客吸煙危害著前線員工的身體健康，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局部禁煙的危害是更大的。但為什麼不去全面禁煙呢？不就是個擔心博彩稅收下降的問題？那麼究竟要賺多才錢才叫足够呢？”他質疑地說。

　　辦好大學，不是光依靠有錢

　　提到澳門發展高等教育事業的優勢時，郝教授滔滔不絕。“澳門政府有錢，但是光有錢並不能保證就能辦好大學，因為辦好大學不是依靠大樓而是大師，這就要求大學要有學術自由、政治自由、對各種問題進行探討與辯論的氛圍……”郝教授接著說，“最近的仇國平、蘇鼎德二位被解聘的事件，對其個人來說，是很痛苦的遭遇，對大學而言，也是挺頭疼的事情。事件引起社會上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也是對本澳學術自由問題的警示。”

　　郝教授進而強調指出：學術自由的定義是什麼？美國的學術自由是怎麼發展和實踐的？美國的大學並不是在百分百的情況下都有學術自由，教授們也都感受到了大學商業化、公司化對學術自由的威脅。即便如此，美國大學的教授治校、學術自由仍然是世界一流，而我們大陸與澳門和美國相比，在教授治校和學術自由方面的差距約有一百年。美國在上世紀初就開始討論學術自由問題，並界定了學術自由的範疇。而我們還沒有開始討論。我們應該思考：大學到底應是為誰而辦？大學必須是公益性的、非營利的，完全是為了社會的健康發展而存在的。這就要求大學教授有學術自由。我們的大學學術自由的程度到底有多高，如何衡量，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似乎當下誰也沒有觸碰這個問題。其實教授治校、學術自由是有指標的，比如教授在招聘和解僱老師及任命系主任、院長與校長過程中的主導作用，以及在課程設置中的主導作用等等。

　　在郝教授看來，澳門發展大學的優勢，其一是有錢，其二是有著一定的、但並沒有被充份利用的言論自由度。“以澳門几所高校來講，澳門大學相對比較正規，科技大學在向正規化走，理工學院已具備了升格大學的條件，而且有一批人在競競業業地辦學，這點是值得認同的。高教辦作為一個指導與監督機構，肩負著推動本地高教事業發展的重任，就要為大學提供發展的條件。就理工而言，該讓她升大學的就要給他升；對私立的科大而言，需要考慮如何繼續提升自己吸收各種人才的能力；澳門大學搬去橫琴發展，也要加強其對澳門的聯繫，除了為澳門培養實用型人才，也要為澳門培養研究型人才。一直以來澳門人讀研究生的比例已經很少，博士生就更少了，是不是可以說明澳門本地人沒有這些能力呢？我知道有澳門人對此是很有看法的……但是所有的大學，都還需要在學術自由、教授治校方面努力。在這方面，我們的發展空間還是蠻大的。”郝教授如是說。

　　社會運動，可變成推動社會發展的正能量

　　記者開門見山詢問對當前兩岸三地出現的各種社會運動有何看法時，這位社會學系教授非常明確地向記者表明了他的立場。“不管什麼時代，年輕人參與各種社會運動，都是非常正常的。倘若一個時代的年輕人沒有激情，也不關注社會的話，那是非常不幸的事情。這一點，崔世安特首也曾經給予充分肯定。”

　　他進一步補充說道，年青人要有激情關心社會，這是需要肯定的第一點。加之，在如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互聯網是非常的發逹，人們之間加強相互影響也是必然的，這是要看到的第二點。澳門有人批評自己的年輕人接受香港的影響太大。但是這是任何力量能夠阻擋的嗎？況且香港離我們又這麼近。如果是好的影響，又未嘗不可呢？當記者追問應如何對待這個影響時，他意味深長地說，年輕人應該從網絡影響中、從別人的經驗中吸收正面的東西，同時要學會批判負面的東西。至於他們有沒有這個能力，就要看學校（大中小學）有沒有做好自己的工作，有沒有教授學生觀察社會問題、明辨大是大非的能力。靠紅色旅遊來教育學生是遠遠不夠的。

　　就近期澳門青年社團發起多宗大型社會運動，如5月的反離補遊行，到近期的博彩前線員工遊行而言，郝教授顯然也是持比較理性的取向的。他說：社會運動有時候會出現一些偏激的現象，我認為，只要它不是暴力的，就應該被認為是正常的。要允許青年人多關注社會，在參與中自我學習和完善，最終在社會運動中變得更加成熟，變成推動社會發展的正能量。澳門的年輕人佔領立法會外面的草地靜坐，而沒有像台灣的年輕人那樣佔領立法會，就是成熟的表現。郝教授補充說道，“宪法和基本法都有規定：工人有罷工、遊行、集會的自由。遊行是社會運動的一個方式。在近期的博彩業員工遊行事件中，勞方和資方有矛盾是正常的。關鍵是溝通渠道需要暢通。遊行示威是一種溝通的方式。但最終雙方還是要誠心誠意坐下來談，自有和平解決的方案。”

　　訪問結束，郝教授對澳門社會問題的分析思考讓記者感受非常深刻，同時也是受益頗多的。郝教授在澳門生活了十多年，早己融入當地的小城生活方式。他回憶說：我非常喜歡澳門的小，還有深厚的文化積澱，以及相對寬鬆的言論自由和學術自主。“可以說是因緣際會吧，2002年我在台灣做研究時，剛好澳門大學招募教學人員，當時考量到澳門離中國內地頗近，方便日後做中國研究，而且澳門的待遇也比美國好，又是自己的文化，就這樣進入澳門大學開始執教，一做就十一年了。在美國總感覺到在為別人打工，這裡至少是感覺到在為自己人打工。當然無論在哪裡，都應該為老百姓打工。這是大學教授的職責。”

　　郝教授早年曾在紐約及南加州的大學任教及在台灣中央研究院做富布萊特學者。2003年來澳門大學任教社會學系，前後發表頗多政治社會學方面的研究和著作，可謂學養俱豐，在兩岸四地學界頗有影響力。作為一名學者，在講台上競競業業地教書育人，傳道授業解惑，教給莘莘學子明辯是非的能力。更難得的是，他同時還是為人所熟悉的社會觀察者和評論者，並敢於發聲，以文字表逹自己的良知以及他對中國以及澳門社會的責任。凡此種種，都值得我們在此向郝教授這樣生活和工作在澳門的學者們致敬！

　　◆本刊記者/王春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