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思想的演进和镜鉴

　　人类的所有创新，都是基于对既往历史的继承，管理思想的演进也是如此。

　　历史既不割裂也不跨越，中国社会是传统惯性最大的人类种群，管理又是在本土情境下的思考和实践，所以，探究中国管理的现状和未来，需要适当总结之前的演进历程，撷取必要的经验和镜鉴，阐幽显微，彰往察来。

　　中国数千年的管理思想源远流长，既有一脉相承的规律内涵，也有阶段性纷呈的演进特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管理文明第一个茕茕独立的发育特征，就是远超人类同侪的早熟！从西周时期开始，历朝历代的社会管理者逐步构建的“科层宗法制”的社会管理模式，基本确定了中国社会数千年演进的基本路径，此后绵延持续，迄今依然影响深远。

　　科层宗法制的核心特征是管理层级、家族伦理和宗教神权的三者合一，最高统治者既是法定权威又是家族族长，同时也是天意的神圣代言。最高统治者分权给各地诸侯进行属地管理。由于当时缺乏通讯工具，信息传递和管理效率受到极大限制，诸侯国各自为治成为较有效率的社会管理模式。各地“子公司”具备独立倾向，于是统治者以伦理的力量保持诸侯国的向心力，受封诸侯或为亲属或为至交，以血缘或类血缘纽带维系最高统治者的族长权威。

　　周代 视制度决策为管理核心要务

　　周代的社会管理与当代的企业管理大道相通，二者的管理思想都是要为组织体设置一定的秩序结构和行为模式，最终实现组织目标。周代管理思想之卓越，在于已经把制度决策作为管理的核心，与现代管理规律如出一辙。整体管理制度设计同时包括“权力秩序”、“显露亲情”、“管理思想”三大要素。周代具备强制力的社会行为规范明明是“法”却冠之以“礼”的名义，显得温情脉脉却又凌厉之极，管理思想已经相当成熟。试看当代许多企业管理者，都一定既是企业的法定领导人，又是全体组织成员的“可敬兄长”和精神领袖！

　　周代确立的社会管理模式，使伦理关系成为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基本准绳，这既增强了维护统一和内部和谐的向心力，同时也使“非我族类”成为是非判断标准，人们对“公事公办”和“亲情托付”的态度截然不同，这是现代中国企业管理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必须破解的难题。

　　春秋战国 探究管理者责任

　　周代开创中国社会管理的基础模式后，随着时代环境的不断演化，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在社会管理、生产管理、军事管理等诸多方面都进行了深刻反思。诸侯争霸的环境促进了思想的进化。每一个诸侯国都相当于一家企业，在竞争中生存图强，丰富的实践为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温床。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大放异彩的时代。

　　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揭示和反映了人类一般管理活动中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很多共通规律，值得检察镜鉴者颇多，其中以儒道法兵四家学说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推崇社会秩序，希望通过管理者的自省和施行仁政，实现等级森严又亲切和谐的“郁郁乎文哉”的大同世界。道家崇尚自然规律，其提出的在掌握管理规律基础之上的“无为而治”迄今仍是企业管理者艳羡的境界。奥妙精微的辩证思维从此成为中国企业管理者领导力的基本精髓。法家追求效率，崇尚集权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组织管理方式，尤为珍贵的是，法家对具体的管理方法倾注了深刻的关注，在生产管理、商贸交易、组织设计、奖惩条例等诸多方面，都有超乎寻常的理论建树和切实可行的执行方案，从而使法家学说成为最有建设性和竞争力的“霸王之道”。比如法家“使法择人”的观点，要求按照一定的机构编制和人事规章制度来挑选任职人员，这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一致；“均力分地”的农户承包责任制导致自耕农广泛出现，并成为中国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形式；在经营领域，法学于先秦时期已经提出商业经营诀窍是“无息币”，这与现代财务管理思想“提高资产周转率”已经相当类似。兵家致力于探究博弈，通过管理者的决策指挥和资源占有、配置，在竞争中提升组织的效率，实现组织利益的最大化。兵家思想迄今仍是商业竞争中卓越的管理指引。

　　除此之外，墨家、阴阳家等学派也都提出了各自的主张。诸子百家的不同思想，并不是彼此割裂和对立的思想主张，而是在交流激荡中不断融合、相互启发和共同进步的思想文明。

　　大道相通的是，诸多学派虽然从不同角度论述管理思想，但不约而同选择的核心命题都是管理者的责任，这是思想演进规律使然。管理没有新的问题，只是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现代德鲁克、法约尔等管理学家的理论体系，仍然是从管理者的责任出发。因为思想建树的高度相当近似，诸子百家对管理者责任的观点也相当近似。孔子以较为具体的方式提出“庶之，富之，教之”，即让最多数人民群众过上富裕并且有文化价值的生活；老子则提示管理者“受国之垢，为社稷主”，即管理者的使命是为社会服务，而非挥霍攫取社会利益；荀子则更加鲜明地论断“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千载以后，这些管理思想仍然值得当今管理者深思。

　　诸子百家管理思想的综合运用，成就了中国先秦管理文明的辉煌。实际上，管理的成功，必然是综合要素的结果，单一特长不能成就组织的基业长青。某一项管理思想的合理性，必然是在一定条件下的合理性，外界情势变迁，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就必须与时偕行、唯变是从。从百家争鸣开始，中国管理思想的总体演进，呈现出明显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各种管理理论相互融合、综合运用，成为之后中国管理实践的基本特征。

　　这一变化过程中出现的最重要的管理思想家是大儒荀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荀子以“群体力量大于个体”和“理性人趋利避害”为基点，提出了较为系统性的组织管理理论，使管理思想从“创意”演变为“方案”，赋予理论直接指导实践的现实价值，并由其学生韩非和李斯进一步细化为成套的“治国商业计划书”，完成了“由儒入法、儒法并举”的管理模式过渡。秦代以后的中国社会管理，基本上是“儒表法里”的管理模式：在文化价值观上倡导儒家思想，在具体管理措施上使用法家管理方法，这种“文化+制度”的礼法并用的管理模式在当代仍然栩栩如生。

　　秦 具备现代工厂效率的组织体

　　秦代的统一，首先得益于法家管理无与伦比的效率、实证主义的生产管理方式和奖惩分明的绩效考核机制，这使秦国成为具备现代工厂效率的组织体，使统一六国成为管理实践的必然结果。秦代的组织制度建设趋于成熟，中央集权的“郡县科层制”取代了容易导致分权离散现象的封建分封制，同时充分重视技术手段对管理目标的支持，“七同”（即统一文字、车轨、货币、税率和度量衡）的决策有效地保证了组织体的管理效率，降低了组织管理成本，并为统一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创造了基本条件。秦代管理模式设计之科学，以至于“百代皆用秦制”，两千年后的今天，这种科层制依然是组织管理架构的基本方式，无论是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

　　汉 亦官亦商

　　自汉代开始，中国的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产生相当大的竞合。周代建立的“工商食官”的社会经济模式在汉代被充分强化，朝廷在承担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本身已充分企业化，直接经营盐铁等业务，并通过贬抑民间商业为垄断营利腾出空间，甚至将虚衔或实缺官职进行定价销售。

　　隋唐 三项政策奠定基础

　　隋唐时期出现了影响中国管理思想的三项政策，即三省六部制、均田制和科举制。

　　三省六部制是对秦代设立的中央集权管理架构的丰富和完善，职能部门分工负责，科层流程清晰，与现代企业职能式的管理方式基本一致。唐代“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受行”的权力制约模式，是相当科学的分散决策风险和保障组织效率的制度创新，迄今仍值得企业管理者借鉴。

　　均田制则是对社会利益结构的重新规划，通过对社会生产要素的再分配以及明确各生产单位的“税赋责任”，激励更多经济产出，使秦汉以来形成的自耕农生产方式在“承包责任制”的模式下进一步发展。

　　科举制度为社会不同阶层提供了上下流动的可能，以“晋升机会”激励社会群体的文化向心力，并为官僚管理阶层提供人才储备，更重要的是，科举制进一步有效地引导了全社会知识分子的思考范围和思维方式，提升了朝廷对社会思想的驾驭能力。

　　总之，隋唐社会的管理，从组织机构设置、社会利益格局、晋升机制、文化引导等多方面多管齐下，把整个社会组织经营成为傲视全球的大唐盛世。

　　两宋 宏观调控的早期实现

　　两宋是中国历史上卓尔不群的商业社会。社会工商业相当繁荣，不但四大发明陆续完成，并且已经出现了商标、广告、纸币等商业符号。与此社会基础对应的，朝廷已经懂得用经济手段进行社会管理，其具备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相当超前，比如以常平仓为枢纽，用经济手段调控丰歉年度的不同粮价。思想家王安石是中国农业文明时期的管理大师，不但提出了刺激经济增长的管理理论，并且设计了整套操作方案尝试践行，其核心观点是“不加赋而国用足”，即在税率不变的前提下增加生产产出和财政收入，具体方法包括政府增加投资、借款给农户扩大生产、多渠道社会性融资建设基础设施等。现代人可以发现，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采用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类似，可见中国两宋时期管理思想之发达，在当时的人类社会无出其右。

　　明清 当代儒商理念初步形成

　　明清时期，人类进入工业化的准备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总量达到顶峰，但边际效益已经递减。统治者摒抑交流虽然对利益集团维护统治地位有利，代价却是全社会的痛苦停滞。管理思想从来不是孤立的偶然的现象，而是社会经济演进的“理论符号”，是管理文明高度发育的一种标识，社会经济的停滞，必然导致管理思想创新的匮乏。此时中国管理思想的新发展，则是当代儒商理念的初步形成，盖因明清以后，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开始经商，“修齐治平”的儒家理想与买卖牟利的商业实践相结合，产生出注重现实、诚恳守信、义利相兼的儒商管理理念。同时，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受到重视。类似山西票号和北京同仁堂等企业，都尝试用分红制激励伙计的工作热忱，取得了不俗的效果。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中国管理思想产生全新的变迁，管理的核心目标由社会控制演变成推动生产力进步，思想家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强国理论。在这个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变迁的过程中，受到冲击的清廷不得不开始考虑社会管理模式的改进，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管理理论，目的是通过引进西方先进生产方式来继续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在此理论影响下，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一批近代化的工厂，尝试工业化的道路。

　　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仍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的组织体，在此情境下移植以平等交换为本质特征的商品经济，殊为不易，折中主义的管理思想家提出了“官督商办”的企业发展思路。在“奉旨经商”、“为朝廷服务”的旗帜下，近代民族工商业得以艰难起步。这种在妥协中发展的管理思想，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寻求到的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但企业能否顺利发展取决于是否符合朝廷的利益，中国在近代化初期就因此走上了“官商结合”的路子。

　　之后，随着民间工商业的发育，“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管理思想，大批仁人志士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化管理工作，为后来中国管理思想的演进提供了宝贵的财富。孙中山先生提出“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管理思想，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管理思想的一个历史性高度，某种意义上，“节制资本”可称之为人类管理思想演进的永恒使命。

　　在社会进步的历程中，器物层面的提高能够通过学习和引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升级。人文层面的扬弃变迁，也许需要执着百年的持续努力，其中最核心的是管理文明的演进，因为管理是现代文明社会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人类行为活动。鉴于管理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其历史延续性，所以，在借鉴吸收西方先进管理文明的同时，中国管理者必须充分重视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检讨、批判和继承，从历史展现给人类的绵延时空中，提炼归纳管理文明演进的来龙去脉，执古之道，御今之有，当代管理者才能真正理解当下，规划未来。

　　摘自：《清华管理评论》

　　■穆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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