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个吃“国家粮”的工人，在外地工作，而我和母亲则生活在老家乡下。过年过节，父亲会背着一个装着换洗衣服的帆布袋，从远方归来。妈妈就牵着我走几里地去接他。见了面，人高马大的父亲一把将我抱起，高高地举过头顶，用满脸的络腮胡子扎我，让我叫爸爸。然而，眼前这个陌生男人的热情让我又惊又惧，胡子扎得我又痒又痛，“爸爸”这两个字怎么也叫不出口。母亲就在一旁埋怨，半年回来一次，连糖都不买一颗。父亲也不辩解，只是憨厚地笑着，一路让我骑在他脖子上回家。
6岁那年，父亲终于调回了离家不远的一个单位，回到了他的家，见到了他没见过几面的女儿。虽然父亲一词从印象变成了事实，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我上小学2年级时，随手逮着一本书，就可以趴在桌子上看半天。父亲只要发现我的眼睛和书本的距离不足一尺，就会敲我的脑门。很多次，我摸着又痛又麻的脑门，心里恨透了父亲的粗暴。从此，只要发觉父亲远远地走来，或者听到他的一声咳嗽，我就马上端正姿势，生怕再挨打。
我非常不能理解的是，父亲从不跟乡邻扯皮打架，对待女儿却苛刻得不近人情。父亲平时并不关心我的学习，但学校哪天发成绩通知单，他却一清二楚。晚饭后，父亲坐在饭桌前，端一杯热茶，说：“把通知单拿出来看看。”父亲说话的声音不大，于我却若惊雷。我战战兢兢地将通知书奉上，同时偷偷地观察父亲的脸色。父亲看了看成绩，然后又一字一句开始看老师的评语。如果我考了前3名，父亲的脸色就是温和的，否则马上“晴转多云”。我只有更加努力，才能不看到他那张“黑脸”，直到我考上警校。
工作后，我很少给千里之外的父亲打电话，十天半月才不情愿地拨通那一串牢记在心的号码。我和父亲的话不多，基本上是一类内容，除了淡淡的问候外，就是搜肠刮肚地向他汇报近来的成绩。说上寥寥几句，便挂了电话。如今，我们姐弟4人中有3个大学毕业，小弟也有一份自己喜爱的工作。退休后的父亲说弟弟妹妹还没有成家，还在张罗着到处去打工。有时，兄弟姐妹在一起回忆起这些点点滴滴，感触颇深：我们之所以一直保持向前走的姿势，从不敢松懈，可能只是不想让父亲失望。
有一次我无意中向他提起，我们单位破了一起漂亮的案子，中央电视台为我们做了一期专题节目。没想到，节目刚播完，父亲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把几十个乡邻叫来家里一起看节目，可从头看到尾，没看到我，语气里满是失落。我笑着说，节目中出现的都是参与侦破的同事，我只是负责宣传工作的。可父亲却总是责怪我，说我丢了他的面子。
那年过年回家，在帮母亲找针线时，我发现衣柜里有一本剪贴本：里面竟然是我多年来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整齐美观，最小的只有火柴盒大小。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父爱无声。
（叶崇山荐自《人民公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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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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