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你应该拿你的生命干什么？

　　这是一朵盛开过的牡丹，已经六十岁了仍然拥有年轻时的丰盛。

　　2012年6月4日，李银河在她位于大兴的别墅里，接受了本刊的采访。看到摄影师手中的相机，李银河起身换了一身黑底金色条纹的长衣。已经稀疏的头发仍然烫得微卷，略显苍白的脸上有隐隐的皱纹。然而，衰老是她自信的一部分。她和王小波心心相印的爱情曾经令无数年轻男女向往，她在性方面所做的社会学研究影响了了数代人，“中国正悄悄发生着一场性革命”，这是她的话，她也是这场革命的引领者。而这一切，只是她从容生活的结果。学者、女性，这两个看似冲突的概念，在她身上有着奇妙的平衡。

　　在她家的花园里，种有枣树、樱桃、杏树、香椿、月季以及各种不知名的花草。爬山虎爬满了生满铁锈的铁栅栏，绿意一片。站在已经开始凋败的或红或白的月季旁边，李银河笑意盎然：“我是个生活家。”

　　“你应该拿你的生命干什么？”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事情

　　心探索：您生活在五十年代初，但您说您的童年和少年的生活环境是很幸福的？

　　李银河：这是件奇特的事。按理说，我们那一代人，经历过五七反右、三年饥荒、文革等大大小小的事，或多或少会留下阴影，但我是个心理很健康的人。我想这跟我性格比较单纯有关系。我的父母是典型的“三八式”干部，1938年去了延安，1946年，人民日报创刊时是他们都是元老，父亲曾担任评论部主任，母亲是农村部主任。我出生在这样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但我并没有特殊的感觉。在我的印象里，人民日报就像一个大工厂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

　　心探索：这是不是跟父母的教育方式有关系？

　　李银河：我们家的氛围是平等。没有说孩子就得听爸妈的。我妈妈对我的影响很大。她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烟云。”她的一生特别淡泊，不跟人争。这句话是我思考生命的意义的起点。

　　心探索：三年的饥荒也没有留下阴影吗？

　　李银河：我们家4个孩子，两个姐姐，一个哥哥，我最小，我没被饿着。饥饿没有在我内心中留下深刻的记忆，这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但你要说那个时代完全没有痛苦也是不对的。1969年，我17岁时去内蒙插队时，因为出身不好，生活艰难，处于崩溃的边缘。可以说没有疯掉就不错了。

　　心探索：那时候什么是你最可怕的经历？

　　李银河：开批判会。我们几个爱读书的同学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那些人查我们所有的日记、读书笔记，把里面反动的话挑出来批判。最可怕的感觉是我觉得自己是坏人，处于一种自我分裂的状态。这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我们一个连一百多个人，有十几个人患癔病。每次我的信到我妈妈的办公室都是一件大事，她看到我在信里写“你们在甜美的花园里培养出来的孩子很难在社会上生存”这样的话语，感到非常紧张，怕我不想活了。

　　这些都不是最苦的。最苦的是我们从事的体力劳动毫无意义，繁重还是其次。那个地方根本不适合种地，挖了一条渠，一夜之间风沙就把它填平了。亩产七十斤粮食，你要下四十斤种子。这件事总让我想起西西弗斯的故事。

　　心探索：你说你这个人心理一点阴影都没有，那你是怎么做到的？

　　李银河：就是不逃避，面对、接受我曾遭遇过的一切。有一次我们兵团战友回到当年插队干活的地方，发现那里没有任何改变。我就讲了西西弗斯的故事，大家都不爱听。我们把青春都扔在这片土地上了，现在得出一个毫无意义的结果，这是非常残酷的，没有几个人愿意面对。对于我来说，这个经历对人的一生是最有哲学意义的，“你应该拿你的生命干什么？”这是我经常思考的事情。

　　我爱他，因为他没头没脑的爱我打动了我

　　心探索：在遇到王小波之前，谈过恋爱吗？

　　李银河：谈过。那是我在山西大学上学的时候。有点像是我这方面的单恋，总之特别苦。

　　心探索：是暗恋吗？

　　李银河：不是。我这个人不会暗恋，我喜欢一个人一定会表白。就是我用情更深，我特别激烈地追求，但对方有点勉强。失恋的感觉非常痛苦，那要拿刀子往胳膊上拉（la，三声）开，才能缓解精神上的苦楚。

　　心探索：你和王小波的相识也非常有意思。

　　李银河：我得先谈谈我们认识的背景。那时我从内蒙插队回来，大概是1977年，回到光明日报当编辑。整个文革时代人们对书籍都处于极度饥渴的状态。你听说过“黄皮书”和“灰皮书”吗？都是内部发行的，黄皮书是文学类书籍，灰皮书是政治类书籍。我们偷偷传着看，像德热拉斯的《新阶级》、乔治.奥威尔的《1984》都是那时候传看的。看《1984》是我一生的阅读史中最惊心动魄的经验，就像原子弹在耳朵边爆炸一样，心想这个人怎么能知道几十年后（《1984》写于1946年）发生在中国的事呢？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读到了小波的小说《绿毛水怪》，觉得这个年轻人不一样，就存了一个心，想认识他。我和这位朋友去拜访小波的父亲，特意看了一下王小波，有点失望，觉得他真够难看的。

　　后来我们单独见面是他还我借给他的一本苏联小说。他在路上还把书弄丢了。他问我：“你有男朋友吗？”我说“没有”。他居然来了一句：“你看我怎么样？”那种自信，还有一点赖皮让我动了心，我答应跟他谈恋爱。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北海公园见面，曾经约定，这一辈子做不了夫妻，也要做一个精神上的朋友。

　　心探索：你觉得王小波什么地方打动了你？

　　李银河：是他那种没头没脑的爱。刚谈了一段，我想分手，主要是觉得他太难看了。他特别伤心，写信说，你可以在信上闻到二锅头、竹叶青等等酒的味道。那时我还没爱上他，但他那种强烈的爱把我也拖进了爱情中。我也就没什么办法了（笑）。

　　心探索：我曾经看过你们的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觉得我要找的伴侣就应该是这样的，从肉体到灵魂的契合。但是我有一个疑问，通常精神层面很契合的夫妻，往往在生活层面会相处不好，这个你们做到的？你们吵架吗？

　　李银河：很少吵架。1982年我去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两年后王小波也去了，两个人就用我的奖学金生活。用通俗的话说，王小波是“吃软饭的”。洪晃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能吃上软饭的是有本事的男人。”得有一种特别的自信。他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他一点都不大男子主义，所以一切都特别容易解决。我们两个人都是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的人，家里那点事情不过是做饭、洗衣和清洁，房间脏了没时间打扫，我们也不觉得难受。

　　心探索：那时你并没有逼他去赚钱，你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李银河：我们在美国的时候，王小波的哥哥王小平也问过这个问题。他说，小波将来写小说能吃饭吗？我回答说，他要不做文学的话，太可惜了。他和我不一样。能写小说的人都是经历特别坎坷，感受比别人丰富的人。而我的内心一直都比较平静，比较容易接受现实。

　　心探索：你和王小波从相识到他去世，大概有二十年，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李银河：心心相印的感觉。

　　心探索：他1997年去世到现在已经12年了，现在还是这个感觉吗？

　　李银河：是的。他的灵魂还我和在一起。

　　性，中国人的痛点

　　心探索：怎么会走上研究“性”这条路的？

　　李银河：说我只是研究“性”，其实是一个误解。我的专业方向有三个：中国人的婚姻家庭、性别、性。只不过性是中国人的痛点，会引起公众的焦虑，所以我自这方面的发言，会被人记住。

　　心探索：实际上这三方面也是有关联的。社会学领域很广，怎么就找到了这个方面做研究呢？

　　李银河：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写论文时，得到了一个珍贵的资料：1982年一位美国社会科学家在中国做的调查，是关于中国人家庭婚姻方面的变化的。回国之前，我做了一些文献检索的准备，包括“独身”、“不育”、“婚前性行为”等等，“同性恋”也是其中一个，这些资料都比较难得。回国之后我做了费孝通的学生，写成了《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书里面有10个部分，都是我在美国准备的。那是中国社会学界第一次对同性恋做调查。

　　心探索：为什么性问题会引发公众的焦虑呢？

　　李银河：因为这几十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反映在性这个体最隐私、最羞耻的问题上，冲突会非常激烈。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用政府行为来表彰私人性行为，只有中国这么做了，给守贞的妇女立贞洁牌坊，把她们写进历史。你看历史中的女性，90%的都是烈女。贞洁的观念，已经内化到人心里去了。我记得全国妇联曾经在农村妇女中过一个“贞操和生命”哪个更重要的调查，8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贞操更重要”。而实际上，婚前性行为这些年比例越来越大，最近清华大学做的一项调查是71%，让舆论很受不了。现在的情况是，非常陈旧、古老的，与非常开放的观念和行为交织在一起，冲突很激烈。要不怎么会有湖北涂女士的贞操网呢？

　　心探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

　　李银河：从2001年就开始了。我找了一个人大代表，写了一个议案请他交上去。后来他说，关于修改法律的议案需要有三十人附议，他找不到，就算了。第二年，我又找了一个政协委员，写了立法建议的提案，因为听说政协不需要三十人附议。这位委员将提案交上去后，跟我说千万不要透露他的名字（笑）。这些年人们的接受度高多了。有一天，有记者问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明怎么处理这个提案的，他问答说“有点超前”。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至少他没说是错的。

　　心探索：这些年你为同性婚姻、虐恋、换偶等人们的性权利呼吁时，总会招来很多谩骂，甚至淹没在口水中。是什么感觉？

　　李银河：有时候我会升起像《药》里面的那种凄凉。我就像那个革命者一样，是为他们争取权利的，但他们不领情，还骂我。有些人说话很肮脏，我都为他们脸红。有一阵我把博客的评论功能关了。后来我又恢复了，因为我可以做到把他们的谩骂当做蛙鸣、蝉叫。我已经练出了视而不见的功夫。因为我很自信，知道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

　　我是一个生活家，我要尝试在无意义的生活中创造一些美来

　　心探索：作为一个女人，同时又是个学者，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身份有冲突？因为一提到学者，大家都会想到是个男人，一个中年男人。

　　李银河：我自己没觉得冲突。学术领域惯常是男人的天地，不过这些年也有变化。像文科领域，比如我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半都是女的。

　　要说没有冲突也不对。我一直不太喜欢理论，社会学界就认为我的东西太不理论了。我对事实更有兴趣，有很多研究是对事实的描述。社会学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描述它是什么；二是指出为什么。我觉得对事实本身的描述是有价值的，比如我对同性恋的研究，还有像《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样的作品，都是对事实的描述。确实不容易被学术界承认。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定量的调查才有价值，定性的调查被认为不科学，没意义。

　　心探索：这是学术界还是由男性能量主导的缘故。

　　李银河：是的，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

　　心探索：那你是怎么接受这些冲突的呢？

　　李银河：对我自己而言，就是不压抑自己。没有说男的天生是什么样的，女的天生是什么样的。在性别研究上，这叫做本质论和建构论的差别。其实很多时候男女的性别是被建构出来的，对人性是一种压抑。人家说“你是个女的，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尤其是我和王小波商定不要孩子，有人就认为你作为一个女人不完整。这个说法问题很多。“我没有生孩子，就一定不完整吗？”“我不做完整的女人，又能怎么样呢？”

　　心探索：最关键的是要活出自己的特质，可能有一部分是坚强的、竞争的、勇敢的，看起来属于传统的男性的特点。但一个女人这方面多些，并不意味着她就不是个女人，她就有问题。

　　李银河：不压抑是最好的，自己是怎么样就怎么活。“女性”很多时候是被建构出来的。中世纪的时候，女性穿裤子都被人认为有损女性特质，现在女人们都穿裤子，也没怎么样啊。

　　心探索：我看到你在博客上说你是一个生活家？你已经退休了吧？

　　李银河：今年3月份退休了。这下可以好好放松了。我这个人很喜欢生活，就是那种在生活中感到很平淡很惬意的感觉。我喜欢看电影，看经典电影是我的酷爱，还有别人推荐的电视剧我也看。《欲望都市》我就很爱看。

　　我的生活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写作。我写了一个短篇小说集，尺度比较大，涉及虐恋，写得有比较直白，还没考虑发表。

　　做一个生活家你得有身体的舒适和精神的愉悦吧，现在我基本上做到了。我每天散步，每次二十分钟；有点糖尿病倾向，饮食比较节制。

　　心探索：我看过在博客中的一篇小小说《生命哲学家》，其中谈到生命的无意义。

　　李银河：加缪说的话“正因为人生没有意义，才值得一过”。人生、宇宙这些东西不能深想。你想想，一个人来了几十年之后，消失了，就像没有存在一样，其实挺可怕的。但一个有灵魂的人，是不可能不想这些事情的。我现在做的就是如何应对“生命无意义”这件事。既然没有意义，那么就找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找令自己愉悦的事情做。小波年轻时说过，“我要尝试着创造一点点美出来”。我现在写小说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就是不能发表，自己欣赏也是好的。

　　采访、撰文|紫膺

　　编辑|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