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湘人的自我认知

　　古希腊神庙上刻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识自我是人文科学的母题，也是发展自我、实现自我的前提。无论对于个人还是群体，正确的自我认知至关重要。

　　湖南人是一个特色鲜明、辨识度很高的群体。在长期的历史中，湖南人形成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和自我认知。关于湖南人的自我认知，可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比较普遍的有：心忧天下，敢为人先；吃苦霸蛮，坚韧不拔；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爱吃辣椒，热情好客等。说起自己的历史、文化和个性，湖南人大多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但湖南人的自我认知中也存在一些负面因子，比如说，湖南自古是南蛮之地，地处内陆，思想不如沿海地区开放；湖南人搞革命可以，搞建设不行；搞政治可以，搞经济不行；湖南人喜欢抱团、容易排外等等。事实果真如此吗？美国学者裴士锋（Stephen R.Platt）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社科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黄中宪译，谭伯牛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构湖南人自我认知的新视野。

　　裴士锋先生在长沙雅礼中学当过两年英语教师，后又在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关于湖南人与近现代中国的研究，他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材料，并进行了扎实的文献考证和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他的研究不是演绎杜撰，也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严谨审慎的学术研究，加之他不受国内外学术成说的束缚，独具机杼，因此，他的“第三只眼睛看中国”具有充分的学理依据。

　　在《中文版自序》中，作者说：“我所接触的主流中国史作品，几乎都众口一致地认为“现代中国”发轫于文化精英中心——如北京，以及沿海对外中心——如上海和广州。与此相反的是，湖南被普遍描述为一个偏僻、落后，必然从北京和沿海地区引入“现代”精神而加以启蒙的内陆省份。我深知那只是一叶障目，于我而言，似乎可以写就一段完全不同的关于现代中国的历史，那就是将湖南置于故事的中心，而非无关痛痒者。”在导论中，作者又说：“湖南人予人的传统印象，乃是中国最排外的省份，是粗野之地，湖南的农民抗拒任何改革或进步思想，但这样的省份却出了那么多改革者和革命人士，似乎说不通。”“湖南其实是不为传统所拘的文化中心，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自成一体的节点。”基于此，作者精心梳理了湖南的人文历史，从屈原、贾谊到曾国藩、左宗棠，到毛泽东、蔡和森，厘清了他们之间一以贯之的精神传承关系，以及它们之间互为因果的行动线索。全书雄辩地说明，湖南是自成体系且一度引领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湖南人开放包容、改革创新；脚踏实地、实事求是；敢于打破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这些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和重构湖南人的自我认知，极有价值。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湖南一批批行动主义者虽然地处内陆，地理上相对封闭，但地理的封闭并不必然导致思想观念的封闭。一方面他们从自身历史传统中获取精神资源，另一方面主动向外寻找思想文化资源，两相交融，形成自成一体的思想，并以自己的思想开风气之先，引领中国的走向。

　　从自身传统而言，远者当然是屈原、贾谊，晚近者当属王船山。在作者看来，王船山是湖南几代行动主义者的“精神领袖”和“精神导师”，是“湖南民族主义之父”（P109）。从王船山著作的发掘和出版可见一斑。王船山是明朝遗老，拒不与满清为伍，曾参与武力抗清，失败后归隐故里续梦庵，历时40余年，潜心学问，追索明朝败亡的原因和拨乱反正之道。他著述丰赡，著作达百余部，但在文字狱盛行的满清时期，不可能公开出版。1842年，在邓显鹤、邹汉勋、欧阳兆熊、左宗植左宗棠兄弟等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出版了其中18部150卷。这是王船山的著作诞生200多年后首次面世，对湖湘几代重要人物影响巨大。1852年，太平军攻打长沙时，34岁的郭嵩焘为躲避战祸，曾避难山中近半年，“以王夫之为指引”，“开始研究《礼记》，且终生不辍”，这一研究对郭嵩焘影响深远。他后来成为中国首位驻英公使，淡出政坛后，又呕心沥血传播船山思想和西方先进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湖南精英。王船山著作的第二次出版则源于与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的渊源。1862年，曾国荃率领三万湘军攻打三十万太平天国守军及其二十万援军。当陷于重兵围困之际，曾国荃想到了出版王船山著作。他请哥哥曾国藩总揽这一工程。历时五年，新版《船山遗书》得以在南京出版。在军机繁忙之中还用心编纂出版船山著作，足见曾氏兄弟对此书的看重，也足见此书对于为湘军提供意识形态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王船山的著作和思想也深刻影响着后来的谭嗣同、黄兴、蔡锷、杨毓麟、刘人熙、杨昌济、毛泽东等举足轻重的人物。历史往往惊人相似。在抗击日军侵略的极度困难时期，毛泽东身在延安也想到了王船山。他写信给他第一师范时的老师徐特立，请他尽可能搜集王船山的著作送往前线。可以说，在戎马倥偬之中，艰难困顿之时，借助于思想和精神的力量统一人心、振奋精神，成为湘人惯常的行事方式。

　　从借鉴国外先进思想来看，湖湘巨子们表现出非凡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被称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曾国藩、左宗棠是大力推行洋务的代表。郭嵩焘作为首任驻英公使，在欧洲时广泛考察西方先进文明，深入思考强国兴邦之道，回国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二十世纪初留学日本的一批湖南留学生包括黄兴、杨度、杨毓麟等，在日本创办湖南编译社，投身日本教育家嘉纳治五郎创办的宏文书院，学习其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杨昌济是留学日本、英国、德国的学者，是融通中外、学贯中西的典范，他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毛泽东、蔡和森等一批伟人。后来留学法国的新民学会成员蔡和森、向警予等人，学习西方进步思想，成为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可以看出，湖南人的思想文化具有鲜明的自生性，它根源于湖湘文化传统，又自觉吸纳世界先进文明。客观上，湖南实实在在成了创造文化、传播文化、引领文化的中心，而不是受沿海或其他地方引领的地方。当然，作者并不是否定北京、上海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中心地位。从他的研究看来，当时至少湖南也和北京、上海一样，是中国文化的中心。在该书的跋中，作者写道：“湖南，一如上海或北京，乃是促成改变的主要推动力之一，也是新思想、新能量的基本来源。”这也正好符合我关于文化多中心的观点。

　　根源于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湖南人重视实学，崇尚“笃实”，讲求实际，富于改革创新精神。近现代史上，湖南的改革一度走在全国前列。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郭嵩焘从英国归来，就开始进行改革。他从教育改起，推行实学，开设数学、天文、地理、制造等课程，一改传统教育以科举为导向、只讲时文试帖的做法。他还成立了禁烟公社这一类似于英国公民社会团体的组织，开启了湖南乃至中国自治建制的先声。十九世纪末，陈宝箴任湖南巡抚时，创设了湖南矿务总局，创办了和丰火柴公司、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等制造企业，架设从汉口到长沙的电报线，修铁路，办汽船公司，开办新式学校，还开办了为成立议会打基础的南学会。湖南的改革维新有声有色，令来自广东的梁启超也深表感叹：“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劼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才所自出也。两岁以来，官与绅一气，士与民一心……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梁启超的赞誉中，既有对湘土人才的赞赏，也有到湖南时务学堂讲学后对湖南新气象、新风气的由衷赞赏。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还有一个发人所未发的观点，也是全书的一个主题，那就是湖南人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弱时主张湖南人负有引领中国其他人步入未来的天命，强时则主张湖南人应该摆脱中国的束缚，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许多重要的湖南改革派只把湖南当成首要的效忠对象，他们把本省摆在第一位，把中华帝国摆在第二位。梁启超曾断言，如果中国与列强关系继续恶化，湖南就该准备独立。湖南一旦独立，就能为华南其他地方引路。蔡锷在日本时写道：“湖南者，亦犹罗马之英法，可谓能有新机耳。特湖南省也，英法国也，同异之间，如是而已。”杨度也说：“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当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1903年，湖南留日学生杂志《游学译编》上，出现了《湖南自治论》的文章，提出“由个人自治而至于府县自治，由府县自治而至于阖省自治”的思路，“言中国自治而必始于湖南自治”。杨毓麟《新湖南》认为，中国诸省中，独独湖南适合成为一个独立国家。他还提出了具体设想：“建天心阁为独立之厅，辟湖南巡抚衙门为独立之政府；开独立之议政院，选独立国会员，制定独立之宪法，组织独立之机关，扩张独立之主权，规划独立之地方自治制、生计、武备、教育、警察诸事以次备举。以吾湖南为古巴……以吾湖南为瑞士。”后来，陈家鼎《二十世纪之湖南》更是表达了湖南自立的主张。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毛泽东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湖南共和国》的文章，开头就鲜明提出：‘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建立‘湖南共和国’的。”湖南自治后，还一度制定了湖南自治宪法，铸造了货币。后来，毛泽东的思想随着他不断成熟发生了变化，他的国家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国的概念由湖南变成了全中国，他的民族主义变成了国家民族主义。梳理几代湖南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湖南人的爱国首先体现在爱乡爱土上，在他们身上，心忧天下与脚踏实地是统一的。这是对时下关于湖南人心忧天下但不脚踏实地观点的有力反驳。

　　湖南人敢为人先，开放包容，但封闭保守势力也很顽固。太平天国之后，湖南的极端保守势力很强大，这里成为中国最排外的地方。在当时的中国，外国人已经可以到处活动了，但湖南是洋人不敢轻易涉足之地。有个英国地质学家1866年抵达湖南，差点丢了性命，后来在官方保镖呵护下，才侥幸离开。当时，湖南与西藏拉萨、北京紫禁城同列为少数外国人不敢进入的地方。一位外国传教士描写长沙：“此城受到保护，不让西方蛮人踏足玷污。城内绝不可有外国人的踪影。一如北京城里坐落着不让汉人进入的鞑靼人的紫禁城，湖南境内仍有一座围起的圣地，其城门始终不向异族敞开。”代表大清国出使英国、受西方文化熏染的郭嵩焘从英国返乡，受到湖南官方和民众的冷落，如果不是与曾国藩关系亲密，郭嵩焘的处境会极为艰难。湖南还有一个反洋思想强烈且行动能力极强的人周汉，湖南宁乡人，他是左宗棠手下的下级军官，回湖南后，大肆宣传反基督教思想，鼓动诛杀所有洋传教士和他们的中国信徒，把郭嵩焘、曾纪泽、朱克敬、张自牧称为腐化湖南的“四鬼”。他大量印发传单，影响所及，遍布湖北及长江下游地区，致使长江下游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排外活动，教堂被烧毁，传教士和信徒被杀。在外国的干预下，周汉被判处终身监禁。虽然后来他被赦，但他拒绝出狱，在狱中度过余生。可以说，封闭保守与开放包容形成湖南人文化性格的两极，共同建构着湖南的文化生态。最后，总是开放包容一极占上风，引领文化向前发展。

　　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文章《欢迎湖南人底精神》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论定，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底学者！一百多年前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历经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陈独秀从毛泽东等一批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湖南人精神的复活，他写道：“我们欢迎湖南人底精神，是欢迎他们的奋斗精神，欢迎他们奋斗造桥的精神，欢迎他们造的桥，比王船山、曾国藩、罗泽南、黄克强、蔡松坡所造的还要伟大精美得多。”重温这些文字，再研读《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会获得更清晰的湖南人的人格形象，对湖南人在近现代中国史上的作为和建树会有更清晰的认知。

　　重构湘人的自我认知，是弘扬湖湘文化的前提，是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的精神根基。《湖南人与现代中国》一书为把湖南建设成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心提供了学理依据，有利于增强湖南人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的自信，有利于激励湖南人把爱国与爱乡统一起来，实事求是，脚踏实地，也有利于警示湖南人警惕封闭保守思想的束缚，继承传统，兼容并包，不断更新观念，用新思想、新理念引领社会风尚，推动社会发展。

　　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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