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芙佐娃谈中国《楚辞》

摘 要：俄罗斯汉学家 M窑E窑克拉芙佐娃指出,关于《楚辞》著作权这种争议的背后,潜藏着比讨论这篇或那篇独立篇目的创作历史更严肃的问题。 具体来说,便是这部南方（楚地）的诗歌,是否是单独一个天才的产物,或者说突出如屈原者。 未来研究中最可行的,是将屈原视为楚国诗人的综合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他在这一方面的历史真实性。 《楚辞》研究的中心问题首先应该是南方诗歌传统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定位。 单独研究中国古代的诗歌遗产无法解决提出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古代精神和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研究。

关键词：俄罗斯汉学曰屈原曰楚辞曰文学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7）06-0016-04

《楚辞》汇编的名字因古代楚国（公元前 11 世纪至 3 世纪）而得名,楚国位于中国南部地区（扬子江往南）,幅员辽阔,需作提醒的是,在公元前 9 世纪至 11 世纪（中世纪早期）,楚国曾是中国国家和文化的中心。这两个汉字要要 要 楚辞要要 要 也作为文艺学术语,表示汇编中的部分作品。

与《诗经》不一样,该文学遗产在汉朝时已经出现。 第一本汇编版本是由当时最著名的学者刘向（公元前 77- 公元前 6 年）所编,共收集了十五篇古时已存的篇章和汉朝的文本,再加上自己的一篇作品汇编成册。关于刘向版本的汇编未存有更详细的信息。第二版,也是被认为是最终版的《楚辞》汇编,是后汉哲学家王逸评注的《楚辞章句》,同样加入了己作 譹訛 。 王逸保留了刘向第一版中的文本还是对其重新进行了修订,已经无处可考。 后来的《楚辞》版本中,最为公认的是《楚辞补注》,由中世纪评论家宋兴祖编成。后来所有正式和标准的中国文学出版物中收录的,正是宋兴祖修订的这版《楚辞》,例如《四部备要》丛书系列[楚辞,1937]。 汉朝后或宋兴祖修订时期的《楚辞》原文是否有经过了重大的修改,同样无法确认。 因为王逸的汇编并未被奉为典范,且《楚辞》再版时也只允许对它进行最少量的调整。 这样一来,王夫之（1619-1692）的《楚辞通释》中,除王逸版本中的十七篇外,还加入了中世纪早期诗人江淹（444-505）和王夫之自己的作品[楚辞,1975]。 朱熹的《楚辞集注》收录的篇目已有五十多篇,包括汉代以后几个世纪的作品[楚辞,1953]（同样可见[谢列布里亚科夫,1969,174 页]） 譺訛 。

楚辞作品中常常可以见到汉代诗人贾谊（201-169）的名作《吊屈原赋》 譻訛 。 这一作品在内容和形式特点上都无疑是最接近野楚辞冶的,然而在《楚辞》汇编中却从未收录。 现代集本,例如马茂元的《楚辞选》,基本保持了书本的框架,尽管一些楚辞原本并未收录其中。因此,就我所知,尽管这本文学遗产的可靠性毫无争议,但已无法确定是否与王逸版本的汇编完全相符,更不用说刘向版本的了。以下是按照王逸的汇编版本的篇目收录顺序：长诗《离骚》（1）尧组诗《九歌》（2）尧长诗《天问》（3）尧组诗《九章》（4）尧长诗《远游》（5）尧散文诗《卜居》（6）和《渔夫》（7）。

传统上认为这些作品都是由诗人屈原（340钥-278钥 ）所作,是中国古代和整个中国文学艺术的杰出代表。众所周知,他生于南方,在楚国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且有可能是宗室贵族 譼訛 。

但多个世纪以来也存在关于古本《楚辞》作者的争论。若从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屈原的生平描述来看,以上诸篇均为屈原所写[司马迁,1936,18册,84 卷曰司马迁,1956,173-181 页],但王逸在某些情况下对司马迁的观点表示了怀疑。他认为,《九歌》是楚地古代歌谣,屈原只是对其进行了少量艺术加工[楚辞,卷 2,16-2a 页] 譽訛 。 上述几篇作品的作者权甚至创作时间,在今日仍存在激烈的争论 譾訛 。让我们感兴趣的这些篇目中,长诗《远游》已被公认为是创作时间不早于公元前 2 世纪至 1 世纪的汉代文本 [豪克斯,1959,81 页曰 海托华,1954,196-200页] 譿訛 。 今日从《楚辞》著作权观点出发的分析评论和批判,并非本书的任务。需要强调的是,类似的这种争议背后,潜藏着比讨论这篇或那篇独立篇目的创作历史更严肃的问题。具体来说,便是这部南方（楚地）的诗歌,是否是单独一个天才的产物,或者说突出如屈原者,是否只是此前已形成的诗歌传统的一位代表人物而已。野楚辞乃楚国文学作品冶要要 要 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历史野楚辞起源冶篇是这样开头的[谭丕模,卷 1,46 页]。 而另一位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知名专家要要 要 林庚,则认为不仅南方诗歌,而且整个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阶段都为 野屈原时代冶[林庚,卷 1,29 页]曰同样可见[林庚,1957]。

与此同时,对屈原本人的绝对化不可避免地自我坦白了是主观因素在起主导作用：在他们的分析中没有对《楚辞》思想特点和形式特点的阐释,而是主要阐述了这位诗人作为具体个体的内心世界尧他的个人生活状况和个人创作手法的特殊性。因为首先面对的是屈原本人的个人特质问题,所以寻找和理解南方诗歌传统的类型特征的尝试是选择性进行的,因此,如果传统向我们提供了可选择对立性观点的权利的话, 我们未来的研究中最可行的,是将屈原视为楚国诗人的综合形象,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他在这一方面的历史真实性。

《楚辞》汇编中紧随屈原作品之后仍有一些古代（楚国）文本。首先是另一位南方诗人宋玉的组诗《九辩》（8）。宋玉被认为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而且他也可能是屈原的亲属 （王逸认为是屈原的弟子）。《九辩》并非宋玉的全部创作,他还有几部重要的诗歌文本：长诗《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 和散文诗 《宋玉对楚王问》[散文集,卷1,72-79 页] 讀訛 。更有趣的是,日后的鉴赏家和评论家更关注的,正是这些作品,而不是《九辩》,从这些作品收录于传统诗选中最权威的《文选》（十一世纪前半世纪编成）可见。 [文选,册 1,卷 13,265-267 页,卷 19,393-401 页曰册 2,卷 45,981 页] ⑨ 。 所有这些都说明,《楚辞》 汇编并未收录完所有的楚辞诗歌,而是意味着,它是根据某些标准对实际现有的文本进行过筛选再编集而成的,和《诗经》情况一致。古代楚辞中原有名为《招魂》（9）和《大招》（10）的两篇文章。 前者要么是屈原所作（司马迁观点）,要么是王逸坚称的宋玉所作[楚辞,册 4,卷 9,1a页]。 某些中国文学艺术出版物中,它被编入宋玉选集[散文选,卷 1,76 页]。 然而在当代汉学研究中,并未有一致的意见,也未出现此种情况（例见[楚辞,1980,182-184 页]）。 另外还有一种野讨好版本冶,称起初原有屈原和宋玉所作的两篇同名文本,只是留存了其一（详见[李谢维奇,1969,85-86 页]）。《大招》的作者也相传是屈原或景差,景差是南方诗人,司马迁在提到楚地文学家时,称其和宋玉尧唐勒 野皆祖屈原冶。 这一篇目常见于景差的选集中[散文选,卷 1,87 页],尽管王逸也无法确定该篇目的作者确切是谁[楚辞,册 4,卷 10,1a 页]曰同样可见[李谢维奇,1969,37 页]。

其他一些起源多少已经确定的汉朝楚辞有：《惜誓》（11）,是我们已熟悉的诗人贾谊所作（《吊屈原赋》作者）曰《招隐士》（12）,淮南王刘安（公元前172-257 年） 招募的道家门客淮南小山所作 [散文选,卷 1,239 页曰楚辞,1980,256-257 页]。 顺便一提,淮南王门户是当时公认的国家思想文化中心之一,是培育了楚国文化传统的重要之地。 淮南王和其门客的著作还包括一些与 《楚辞》 同源的作品：《淮南子》和《山海经》。 《招隐士》后的篇目有：东方朔（公元前 161-78 年）所作组诗《七谏》（13）尧严忌的诗歌《哀时命》（14）尧王褒（钥 -59）的组诗《九怀》（15）尧刘向的组诗《九叹》（16）和王逸的组诗《九思》（17）。

楚辞研究的完全性程度不一,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中国古代批评家和现代学者的注重点一直在屈原的作品上,因此汇编内其余篇目仍有待深考。 这个状况就是导致这一文学遗产的复杂性及遗留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的最大因素。 但我认为,《楚辞》研究的中心问题首先应该是南方诗歌传统在中国文学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角色的定位。汉学家早有《诗经》和楚辞（确切地说应该是屈原的创作）属于同一中国文学源流,代表其各自阶段的公认。《诗经》是中国诗歌发展的起始阶段,即诗歌实践多为集体创作时期的产物。 从楚辞开始,在中国出现了诗歌文学。野（屈原诗歌）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冶,H窑N窑康拉德写道,野从时间上说, 它是第一部诗歌文学。问题不在于它是由特定的作者写成,而是在于它有着和民歌不一样的自身性质：耶诗经爷中的诗歌是真实的歌谣,被唱诵,部分甚至还有编舞曰而屈原的诗歌大部分是用于诵读的,这就是另外一种纯文学诗歌诞生的证明。 冶[康拉德,482 页]。 野从屈原开始冶,N窑C窑李谢维奇说,野个人的诗歌创作成为主流,往后的诗歌作品都有标注作者姓名。 冶[李谢维奇,1979,163 页]。

乍看之下,上述观点符合文学艺术发展的客观逻辑（从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转变至个人创作）,且若非偶尔能够发现文学进程假设和现实以及已研究清楚的诗歌传统之间的冲突,我们会毫无疑问地同意这个观点。 我们来看,《诗经》和屈原的创作相差了两百多年,这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历史上的野空白区冶：《诗经》和楚辞之间无任何已知的过渡形式。文学主流从一个地区转到另一个地区的事实看上去也同样费解。 随着《诗经》的结集,周朝的诗歌文化似乎自我耗尽了,而在一段时间后突然以另一种形式在另一个地方重现了。 原则上来讲,这样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要在这一国家或民族文化衰落的情况下。 而公元前五世纪至三世纪,正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真正繁荣的时期,又怎能说周代精神文化衰落了呢钥可以提出的合理质疑还有,为何这一进程未触及散文文学领域钥 为何儒家在宣扬诗歌创作为国家机制的构成部分时,儒家中却未出现过一名可以在诗歌实践中弘扬儒家学说的诗学理论观点,哪怕并非继承,而仅仅是维持当地文学成就的人物钥中国周朝其他封国和文化区域没有哪怕一点诗歌文学存在的迹象时,为何楚国突然涌现出一批善于赋文的文学家（屈原和它的思想继承者）钥简而言之,我们对这些时代的历史文化环境了解得越深入,这种从集体民间诗歌创作到个人诗歌创作的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野飞跃冶看上去就越不合理。

后周时期诗歌研究发现的问题并没有减少。在屈原死后接近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诗歌文化为何保持了民间集体创作的抒情诗形式钥 众所周知,在中国,个人创作的抒情诗在公元 2 世纪至 3 世纪交接时才出现和确立。

再往下说。不能忽略《诗经》和楚辞在美学和诗学传统上的巨大差异。它们作品中的所有形式几乎都不一致。 如早前所说,诗选中大部分文本是四言格式。楚辞是诗歌作品,也是散文作品,这两个方面的篇章,叙述的空间甚至比《诗经》的《大雅》还大得多。此外,除长诗《天问》外,它们句子中的字数都是奇数要要 要 3尧5尧7尧9 个汉字。 楚辞还有一个特点,即使用了所谓的野感叹助词冶（兮）。《诗经》和楚辞韵脚系统存在着明显差异（详见[斯塔罗斯京,445-447页]）。 难道从民歌到个体诗歌的转变就能导致民族诗歌创作的基础产生这么激烈的变化吗钥世界文学的经验正好相反：从集体创作诗歌内部衍生的个人创作诗歌, 一般来说都是对集体创作诗歌的继承。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中国,个人创作的抒情诗在很长一段时间也只是复制民间口头创作的歌谣。

上述所有的矛盾还不能认定,我们面对的实际上是在产生和发展上相互独立的两种诗歌文学体系。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避免地面临它们的文化传统环境,即周和楚的文明程度问题。 单独研究中国古代的诗歌遗产无法解决提出的问题,我们不得不对中国古代精神和生活的其他方面进行研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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