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而不返之間

近日來，怪傑李敖與詩人洛夫相繼於三月十八日和三月十九日過世，而余光中已於去年︵二〇一七︶十二月十四日離世，顯示出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前後自大陸流亡來台的年青一代，許多已經到了﹁屆齡﹂駕鶴仙去的時日了。

說他們是近代中國不幸的一代，因為他們自幼即與父母親輾轉遷徙於戰亂之中；又可以說他們是最幸運的一代人，因為他們是少數見過大時代，倖免於難而有著民國氣息的中國人。他們來台時二十歲上下，在生活困苦中自勵上進，使其一生中在中國文學藝術科學的絕續上處於特殊的地位，他們的學養和眼界超過多數在一九四九年以後出生的我們這一代人。而他們那一代中更多的人留在大陸，解放後歷經政治運動，縱使僥倖過關，到文革中幾乎無一倖免。

他們的一生固然如陳之藩說的﹁失根的蘭花﹂，到底還是蘭花。如白先勇寫下︽遊園驚夢︾成為描繪大陸來台沒落貴族身影的絕響，如王文興寫出︽家變︾敘述外省父親在台灣遭受兒子鄙視的深刻痛苦，如余英時以儒學穿越文化的藩籬成為世界中的自由人，如黃仁宇在美國描述他心目中的近代中國而深刻影響一代史學，如張忠謀以代工掌握世界晶圓生產牛耳，更有七○年代海外數以千計的台港留學生的保釣運動改變了中國東海的地緣政治。半個多世紀以來的歷史說明，近代中國最好的時代——民國時期，產生了最好的一批中國人。之後，多數是相對平庸或平凡的許多人如你我，不是我們資質魯鈍，而是時代的土壤太差，不是處於政治運動不斷的大陸上彼此鬥爭，就是擠在台灣這蕞爾小島裡互相征伐。

李敖與洛夫，在他們生前，沒有能夠返回大陸落葉歸根，經過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化的中國，已經與他們從小魂牽夢繫的祖國不同，不再是熟稔的甜美家園，舊中國的感受與盼望使他們難以再度生根發芽於新中國。於是從流亡到自我放逐，最終靈魂和肉體皆流離失所。

某個角度看，如此的悲劇，和蘇維埃革命後，流亡各地的舊俄知識分子的處境相同，對杜思妥也夫斯基的鄉愁在史達林大工業生產和集團農莊中的新俄國中已經失去了土壤。

再過十年、二十年，大陸來台的一代人將悉數離去，自大陸攜來的民國氣息一方面已漸次匯入與融合台灣的地土與百姓，產生了新的生命，一方面重新流回大陸，尋找與接續著他們原初的血脈。政治統獨在此都失去了爭鬥的意義，因為文化的新生將越過政治與族群的欄柵，帶領我們走向一個新而共同的方向。

洛夫在他的一首詩中說：﹁你便從墓地走出，從異鄉人的瞳孔中走出，充滿一些期許，一些早熟的憂戚，不知身在何處，下個清明，水酒與素花撒向何處？﹂至於李敖，對於女人的乳房多大是適當的？他如是說：﹁一隻手握不住的地方都是多餘的。﹂就用洛夫的這首詩和李敖的名言紀念他們與他們同時代中的許許多多的異鄉人，包括早可以入土為安的蔣氏父子。

其實，我們都回不去了，我們都是流亡與放逐者。晚明已近，我們的時代快要謝幕了，等待一個新的時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