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木（三）

　　在给旧房翻新的时候，猫庄人都以为我在哪个村寨里有相好的了，要准备结婚了。那时猫庄人都知道彭二妹在南召镇跟别人同居了，不会回来了。赵三佬是个快嘴巴，他能给我说，就会给猫庄的任何一个人说。从我卸板壁那天开始，赵三婶就天天来我家串门，问我是不是看上合适的女人了？我说没有。真的没有。真是奇怪，自从赵三婶给我介绍那个屁股像磨盘一样的女人被我回绝之后，再没有一个给我介绍过女人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是一个合木木匠，是为死亡服务的人的缘故，还是其他的缘故。我也没有相好的女人，从来没有过。我不是那种能跟女人嘻嘻哈哈的男人，更不是那种到处找相好的匠人。师傅在世时说过，我们做匠人的，最忌的就是好色，不仅会坏了自己的名声，也会坏了这一行的规矩。师傅说我们做木匠这一行的祖师爷鲁班，他收有九十九个徒弟，有一年他在楚国郢城给楚王修转角楼，楼高九十九层，上梁那天乌云密布，阴风怒号，刚刚上完梁，轰隆一声炸雷响起，一道游龙般的闪电朝着楼顶扑来，哗啦一声，人们看到转角楼顶塌了！一共塌了九层。楚王震怒，鲁班师傅羞得无地自容，差点投江而死。后来一查，发现有九个徒弟在建楼期间跟附近商铺、店号的妇女勾搭通奸。他把这九个徒弟逐出师门，立下规矩不准徒弟们品行不端，若有人在起屋期间好色猎艳，所起之屋建成之日必遭雷劈而塌。这自然只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而已，每一个行业都有这样的传说和故事，传了百年千年，就成了规矩，至于遵守与否，得看个人的品行与修为。猫庄一带的匠人们也是良莠不齐，经常有人闹出男女关系的事件，譬如青石寨就有一个铧匠，叫周正和，他在猫庄一带有三十六个干儿子，据说每一个干儿子的妈都跟他有一腿，很多干儿子都跟他长得忒像，其实是他的私生子。三十年前，铧匠这个职业收入比木匠要高两到三倍，他家每年却入不敷出，四个儿子初中未毕业就南下打工去了。还有一个弹匠，是外乡人，以前年年来猫庄，有一年在青石寨被人捉奸，被挑断了脚筋，再也没有来过了。但师傅的十多个徒弟里却没有一个人有过这方面的劣迹，或者即使有，也从没败露过，没闹出事来，也就没有人知道。我做合木木匠三十年，从未与女主人或哪个村寨里的其他妇女嘻嘻哈哈、打情骂俏过，至于眉目传情乃至暗渡陈仓的事情，更是没有，连想都没有往那边想过。说实话，我也从没碰到过哪个妇女对我有过这样的想法。我想，原因无非有三，一是请我合木的人家要不是家里有重病病人就是有年迈的老人，家里的气氛本身就压抑和沉闷；二是合一副木最快三天最多五到七天，停留的时间短，刚刚与女主人或她的街坊邻居熟络就完工了，按时下时髦的话说根本来不及培养感情；三则，我想根本原因还是我这个职业，它与死亡、死人、鬼魂、阴气等等连在一起，女人都胆儿小，试想一下，哪有女人会站在一口棺材边和你嬉笑调情的呢，躲都躲不及嘛。我自己也没有心情啊！一是自卑；二是周遭氛围；三是因为合木是个使蛮力的活儿，得抡圆胳膊劈、砍、削木头，得一个人拉大锯把原木锯成对开，合一口木下来，几乎没有一道工序是不要出身大汗的，即使是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的日子，只要抡开胳膊干上一两杆烟工夫，我的内衣就要被汗水濡湿，干一上午，内衣和秋裤都会拧得出水来。冬天时，每次出门做活儿我最少得带三套内衣内裤，每天晚上要换。一天要出半公升的汗，可以想象活儿有多累，我是人不是机械，一累就什么也不想了。吃完晚饭，和主人家聊会儿天，就睡了。我一直睡得很好，基本上做得到倒下头就能扯起鼾声，很少有第二天天亮前醒过来的现象发生。

　　说实话，在我身强力壮的时候，就像所有身强力壮的男人一样，我也会想女人，但我绝不会在合木期间想女人，更不会勾引任何女人。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不是我怕破了行规，我合的木会像鲁班祖师爷犯戒的徒弟们修的转角楼那样在抬丧时散开，我的手艺不可能出现这种重大事故，我更不相信会出现这种重大事故，这只是我做这一行的底线，说是敬畏也行。我可以躺在木里想事，天马行空地乱想，但我绝不会躺在那里面想女人，想那个事，女人和那个事在那个时候是与我绝缘的。我说的是真的，有半个字假话天打雷劈都行。想女人我也只会躺在自家的床上想，不过这样的时候也并不多。即使在家里，晚上我也是早早地睡下了，我就是怕不合木的时候长夜漫漫，辗转反侧，就在家里园圃种菜在坡地里种包谷、花生和高粱，就是给自己找个劳累的活儿，劳累一天，才好倒头就睡。下雨天在家时，干不了活儿，我就看电视，或者躺在床上看书，我喜欢看《说岳传》《薛仁贵征西》《七侠五义》这些老书。电视机是彭二妹走的前一年买的，十四英吋的黑白韶峰牌，一开始用天线接收，只能看到省台一个台，而且满屏雪花，后来买了一个接收信号的锅子，才清晰起来，看的频道也多了。我看电视哪个台都行，放什么节目或电视剧也无所谓，我只是喜欢听从电视匣子里发出来的声音，它能使家里显得热闹，让我感觉并不孤寂，就像现在很多城里老年人在公园里散步腰上挂个收音机一样，匣子里说的什么新闻并不重要，只要听到有个人在说话就行。相比看电视其实我更喜欢看书，现在我家里除了三四十年前买的那些早已发黄、卷边的老书外，没有什么新书，三四十年前，葫芦镇供销社的柜台就有一个专门的书柜，售卖着几十种各类书籍，种植的、养殖的，连环画，话本小说等等，应有尽有。现在供销社早就没有了，原来的大柜台被隔成了一间间门面，都承包给私人了，成了米店油店杂货店，整个葫芦镇除了一家只卖教辅教材的小书店外，再也买不到一本其他的书了。

　　有一年冬天，大约是新世纪那一年，有一天我跟着猪老倌赵三佬坐着他拉生猪的小四轮，去了一趟酉北市里，我要买锯子，我的那把大锯磨损得只剩二指宽的铁皮了，铁齿就像老年人的牙齿一样，不是秃了就是缺了，葫芦镇买不到，只能去市里买。我买了大锯后，转到新华书店，买了本下一年的皇历，还买了三本新书：《封神榜》《荡寇志》《官场现形记》。这三本新书我也很快就翻得卷边了。我看书不仅是消磨时间，抵御长夜，也是为了做工时有些人家的老人喜欢摆古，孩子喜欢听古，有个话题聊有个故事讲，不会太沉闷太枯燥。如果是以前没看过的新书的话，更容易被那里面的故事吸引，不容易分神去想别的事情，特别是想女人。

　　我不想标榜自己是个圣人，在女人方面我也不是没有做过荒唐事，就是那年跟着赵三佬进城买大锯的那天，本来说好当天回猫庄的，他卖完生猪后我们回来的路上，刚出城没走十里路，小四轮出了故障，在路边趴窝不动了。这一段路边没有村庄，但有几幢漂亮的小洋楼，挨得也不近，都隔着两三百米的样子。当时天近黄昏，赵三佬捣鼓了半晌，还是发不起，他也不着急，说去前面，有家馆子，打个电话让修车的来看看。我们今晚就住那里吧，明天再回去。见我犹豫不决的样子，他说你放心，吃住算我请你，不要你花一分钱。到了那幢赵三佬说的馆子的楼前，我看到院门口有块招牌，叫什么山庄。进了院子，就有两个年轻的姑娘出来打招呼，她们穿着暴露，低领圆衫，奶子托得又大又圆，还有小半边鼓在外面，下身也是把屁股箍得翘绷绷大腿箍得紧邦邦的小马裤，她们显然跟赵三佬很熟稔，打招呼的口气就像招呼过来串门的邻居一样，亲昵中透着调侃和戏谑。两个姑娘问赵三佬，赵老板，还是老胃口吧？赵三佬掐了一下问他话的那个姑娘的屁股，说菜老口味可以，人得换个新口味。他们说话像电影里地下党的接头暗号，听得我一头雾水。过了一会儿，有人喊吃饭了，赵三佬带我到一楼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去，那里摆好了饭菜，我们刚坐下来，又进来了两个少妇，都是二十五六岁的模样，我以为是服务员，没想到她俩进来后径直地坐了下来。显然，赵三佬也不认识她俩，问你俩都是新来的？看到她们像两个女主人一样给我们斟酒，也给自己的杯子里斟，我就更奇怪了，既然赵三佬都不认识，怎么她俩来一起吃饭？赵三佬搂着其中一个苗条的少女给我说，这是吃花酒，你摸呀抱呀都可以，别拘束，老兄。其中一个屁股像磨盘一样丰腴的少妇笑着说，摸上不摸下，摸下要加价哟。说得我脸一下子绯红起来，我明白了这两个少妇是妓女。我以前从没嫖过娼，连妓女长什么样子也没见过。后来在那个屁股像磨盘一样的女人的挑逗下，加之我也有点喝多了，那个事就稀里糊涂地发生了。

　　完事之后，那个女人收了我一百块钱。那个数是那时我合木的一天的工钱。我累一整天，流一公升汗水挣的钱，在床上跟那个女人只累了十几二十分钟，钱给出去后我就感到一阵阵肉疼。疼得心尖儿一颤一颤地抖动。后来赵三佬邀过我两次进城去玩，我知道他的玩是什么意思，我又跟他进了两次城，一次是三月，另一次是五月，不过我们去的不再是那个城外的什么山庄了，一次是在坡子街里一家洗发屋，一次是在铜锣巷的私人小宾馆里。那两次我找的都是三十来岁的少妇，相邻的另一个省山区的口音，我喜欢那种丰乳肥臀的女人，不像赵三佬，他喜欢更年轻的，漂亮的苗条型的小妹儿。如果不是心疼钱的话，我想我也许会成为一个老嫖客。不得不承认，跟陌生的女人做那活儿，我没有一丁点的心理负担，人家不知道我是一个合木木匠，不知道我是一个为死亡服务的人，也就不会感觉我的身上有一股死人的味儿。人家根本不问你是做啥的，即使有简短的交流，也是一口一个“老板、老板”地叫着，言语上只会恭维你，巴结你。人家这是生意，是交易。在那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有一种“征服了女人就征服了整个世界”的错觉。如果不是事先要讲好价钱，事毕后要掏真金白银的话，我想我会成为一个老嫖客的。但世界上哪有生意或交易不要花钱呢，我是个木匠，是个农民，不像赵三佬那样是个生意人，每次掏钱时我都心疼，我都要想，这笔钱我要做一天的工才能挣到，或要卖多少斤包谷多少斤花生才能换来，得流多少滴汗水，用它可能买到多少斤大米、多少斤肉或日常用品，这么一想，我就沮丧起来了，觉得这个钱花得冤枉。如此反复地想，我就知道了我不是一个做嫖客的料子了。自古以来，吃喝嫖赌就属于花天酒地挥金如土一列，富人都能玩得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何况我只是个农民，是个木匠，要流着汗水一斧头一斧头地挣钱。这不可能是我经常玩得起的，想明白这点后，赵三佬再邀我进城，我就不去了。又过了大半年，我翻修旧屋期间，赵三婶经常来串门，有一天扯家常时她无意中说到赵三佬两口都得了脏病，花了好几千块钱偷偷地治，现在还没有治好脱底。赵三佬是赵三婶亲侄子，他老婆陈二妹也是赵三婶娘家的亲侄女，这个内部消息可靠无疑，我顿时后背脊一惊，仿佛有人使劲戳了一下我的脊椎骨，有点麻的感觉。好几天，我都感觉不舒服，特别是撒尿的时候，老觉得出尿的地方有点辣。

　　这种感觉一直持续了十来天，一直到我旧房翻新完成之后，出门去乍涂村给贺家开合木之后才彻底消失。因为一合木，我就什么也不想了，只会专心地干活儿，合完木，心里的那些疑疑惑惑的感觉就随着身上的汗水流走了，蒸发掉了。我躺在给贺家开合的木里时，确信了我很幸运，并没有得脏病，我也想到了，我不仅吝啬钱，而且还胆儿忒小，不适合再干这个事了，自此我就绝了嫖娼的念头。又过了两年，满五十岁之后，我对女人就想也不想了--仿佛忽然一下，我的那眼“泉水”就干枯了，再没有一丁点那方面的欲望了。我跟自己说，这样也好，哪怕闲着的时候，我也清静了。心里清净下来之后的感觉真好，躺在我家木屋的床上的时候，就跟躺在一口刚刚合完的新木里面一样，思绪飞扬，天马行空，却又平静安详，怡然泰然，那种感觉就像死亡马上就要来临了一样。若不想到我的一双儿女--杨婉霞和杨挺早，我想就这么躺着，永远都不起来，甚至连眼睛也不要睁开。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也许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它不过就是躺在木里，或者躺在床上，可以胡思乱想，可以天马行空，就是不再起来，甚至连动也懒得动一下。如是而已。

　　五

　　满五十二岁那年，过生日的前几天，女儿杨婉霞回了一趟家。这是她离家近十年第一次回家里来。这一年她已经二十八岁了，不仅仅是一个大姑娘，可以算是一个老姑娘了。她一直没有结婚，也没有定亲。我跟她联系极少，又多年没有见面，写信的时候我一次也没催过她回家来定亲结婚。前几年还有四村八寨的人，包括我们猫庄的人打探杨婉霞的消息，问我她回来过没有，几时候回来，也有人直截了当地提醒我女儿应该二十好几了吧。我明白这些人是在替自己的儿子或者亲戚朋友家的孩子打探消息，想来我家说媒提亲。杨婉霞长相随她娘彭二妹，瓜子脸丹凤眼，秀气苗条，十六七岁时就比彭二妹要高出半个头了，她在葫芦镇上中学时一直被认为是校花，追她的男孩子很多，她也早恋过，这我是知道的。我自然也想杨婉霞回来，想她嫁在离猫庄不远的哪个村寨，等我老了，也有个人看望我，动不得了，还会有人给我端茶送水服侍我。我也知道这不是我写信让她回来她就会回来，让她嫁给谁她就会嫁给谁这么简单。这孩子从小跟我不亲近，不会听我的。再说，现在的孩子，都是自己给自己做主，包办婚姻是违法的。其实，现在的父母根本就包办不了。我们年轻那会儿，父母包办的，有些姑娘还做傻事，喝药上吊，现在谁跟父母一不合拍就双脚抹油去广东、浙江、江苏打工去了，父母找都找不着。这也是时代的滚滚洪流之一种。我不会写信强求杨婉霞回来相亲，也不会强求比她小四岁的弟弟杨挺早赶快回来相亲一样。我也不着急，因为急也急不去，不如顺其自然。

　　杨婉霞回来的那天我不在家，在落里寨合木，是一个猫庄人去大狗乡赶场，坐车时经过我合木的那家人门前，喊停了车，给我讲了声，你家杨婉霞回家了，进不了屋呢。多年来我一个人在家，我家的大门钥匙已不再像杨婉霞小时候我和她娘都去赶场或到山上做工时那样放在大门柱子奠基石下面的罅缝里，而是随身挂在裤腰带上了。得了信，我就把大锯往主人家堂屋的中柱上一竖，跑回家去。等我回到家里，只见大门洞开，杨婉霞已经砸了大门上的锁，进屋了。这孩子，跟小时候一样急躁，脾气还是没改。进了堂屋，看到堆了好多大包小包，更吓我一跳的是，堂屋里还站着一个高大帅气的小伙子。杨婉霞听到有人进屋，从堂屋后面的灶房里伸出头来，喊我，爹！那个小伙子跟着叫了我一声，伯父。是外地口音，猫庄一带只会喊伯伯，不会叫伯父。杨婉霞介绍小伙子说是她男朋友，是江苏人。杨婉霞还告诉我，他们这次回来是认亲的，过几天他们就回江苏结婚。那边男方家日子定了，请柬发出去了，婚宴酒席也正在准备。这已经不是征求我的意见，而是因为我是父亲而必须履行的例行通报，我反对肯定无效，阻止更是为时晚矣，除非我把那个男人轰出家门，把杨婉霞关在房里软禁几个月甚至几年。杨婉霞也算定了我不是这样无知蛮横的父亲，否则她连这个列行通报也不会来履行了。

　　我一听是江苏人，脸就绿了，心里一下拔凉拔凉的，我知道江苏在哪，那是离猫庄千里万里的地方。我想女儿就嫁在附近，老了有个人照顾的梦想算是彻底破灭了！平心而论，杨婉霞的男朋友看上去还是不错的，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说话待人，看起来诚恳良善，在家里住了两天，做饭抹桌，打扫卫生，手勤脚快，连过来看“稀奇”的赵三婶和胡五妹都说这样的小伙子就是在猫庄一带也是千里挑一，稀有少见。杨婉霞带男朋友回家，当然是来看我的，其实也是接我来去江苏参加他们的婚礼的。我从没出过远门，认真地考虑了两天两夜，我还是委婉地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主要原因不在于我不认同这门亲事，而是出于我自身的原因。杨婉霞的婆家在江苏，不是在大城市，而是乡村里--听她说是在一个小镇上，从猫庄到那里去得转两趟火车，下火车后还要转两趟汽车，我本身坐汽车晕车，不舒服，从猫庄坐中巴车到葫芦镇若是不开车窗，我就想呕吐，猫庄人都笑话我是只能坐赵三佬的四面透风的破小四轮的命。还有一个，我从没出过远门，一听说要换那么多趟车我就犯嘀咕了，我去时可以跟杨婉霞和未来的女婿一块，回来呢，总不可能他们刚刚新婚又送我回来吧？我想还是不去为好，省得到时麻烦别人，自己也难受。

　　杨婉霞在家里只待了两天，就跟男朋友去江苏了。那时皂角车站早已被撤销了，他们得先到酉北市里，再转车去州城赶火车，我就把他们送到离家只有百米的公路上，等从大狗乡场上来的中巴车。上车前，杨婉霞说，爹，你别再做工了吧？年纪大了，多休息些。以后我给你寄钱。我说我能动，干吗不做工。杨婉霞欲言又止，我这才想到这两天来她从没有跟男朋友提到我是个木匠，她肯定是怕说起这个话题，怕说到我是做合木这行的。这时车来了，杨婉霞跟我说她在她睡的枕头下压了三万块钱，说是男方的礼金。我说我有钱呀，要你们礼金做什么？杨婉霞说，你不缺钱就留着以后给杨挺早娶媳妇吧。这两天杨婉霞也给我说到了弟弟，说前几年杨挺早经常换厂，东跑西跑，经常问她要钱，这两三年定性了一些，在中山的一家电子厂里做保安，她也很久没见过他了。回到家里，我看到枕头下压着的三沓崭新的人民币，我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我蹲下身去，伏在床上号啕大哭起来，就像是我把女儿卖出去了，她再也不会回来了。这女儿可是我的命根子呀，因为我有预感，我老了儿子是靠不住的--这小子以后给他找个媳妇成个家，然后随他去吧。现在猫庄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回来一结婚，两口子马上又出门打工去了，要指望儿子儿媳养老送终，在猫庄只有很少的老人能享受到这个福分，对于杨挺早我是一点也不抱希望了。这孩子比杨婉霞跟我更不亲近，也更不知事，他一出门，快十年了从没给我写过一封信，他的消息都是通过他姐给我传递的。不过，杨挺早这孩子，有一点我还真服他，离家近十年他硬是没问我要过一分钱，也不像猫庄有些人家的小青年，下广东上浙江一年好多次，像鸡走碓屋一样的勤，自己没挣到钱不说，反倒要娘老子贴钱。他宁愿在外面跳来跳去也不回家，宁愿挨饥受冻（这是我想象的，也许他过得很好）也不伸手问我要钱，这一点也反过来证明了杨挺早跟我不亲近，跟我疏远到了何种地步。你说，这孩子能靠得住吗？我听杨婉霞的话歇了下来，不做工了，他以后回来可能连娶老婆的钱也不会有。

　　说到底，我是个农民，是个猫庄的农民，我的想法跟猫庄一带所有的农民一样，希望多子多福，儿孙满堂，如果可能的话，给子孙后代留下一座金山银山。在这方面我没有胡长顺的福气，他就不要想这些了，他儿子和女儿都在美国结婚生子了，听说那边还不搞计划生育，想生多少生多少。自从一对儿女去了美国之后，胡长顺和周小芬就算完成任务了，不仅不要再供他们的学费生活，他们还时常给家里寄钱回来。寄的数目都不小，孩子们读书时他和周小芬陆继从我手上借了不下三万块钱，两年前就一手给我还清了。如果光靠他们家现在卖纸，十年都还不出这笔钱。还钱的时候周小芬动情地说，这俩孩子能读书，能出国，一半的功劳是我的。他们的儿子娶媳妇和女儿嫁人，都是在美国自己办的，他们也没操一丁点儿心。三年前，儿子胡晓西携媳妇回了一趟西溪，胡长顺和周小芬给他们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宴，就请了十来个亲朋好友，我是其中之一。我看到这小两口，有八只眼睛，每人眼镜的镜片都像酒瓶底一样厚。新娘子瘦瘦矬矬的，一点也不漂亮，相貌跟我家杨婉霞比不得。很多年前，胡长顺和周小芬曾说要跟我订娃娃亲，让我们家杨婉霞以后嫁给晓西。这当然是说笑的，又不是旧社会，订娃娃亲是违反婚姻自由的违法行为。再后来，胡晓溪结婚，就没回来了，更是没办酒席，甚至是结婚了好几年胡长顺和周小芬两口子都没透出口风，还是去年，有一天我到葫芦镇赶场，碰到胡长顺，他硬拉着我去他家吃饭喝酒，周小芬透露说晓溪嫁了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女婿，她和胡长顺怕被亲戚寨邻们笑话，不让他们回来探亲。那天胡长顺红着眼睛给我说，亲戚寨邻们谁不羡慕我胡长顺养了一对好儿女，可我这儿女我是这辈子再也见不着几次了，以后老了死了，不晓得他们能不能给我抱灵牌。早晓得要去那么远，就不让他们读那么多书了。现在杨婉霞远嫁他乡，千里万里，那么远，今生我也是见不着几面了，想起胡长顺的话我就感同身受，胡长顺读得书的儿女和我读不得书的儿女，之于我们是殊途同归，好在我还有一点希望，就是希望儿子杨挺早能回来，胡长顺是这点希望也没有了。有一天，胡长顺给我讲，他的儿女都入了美国籍，已经不是中国人了。我的个娘哟，连中国人都不是了，难道还会是酉北人吗，还会是西溪人吗？胡长顺困惑地问我。我也答不出来啊，只能宽慰他说，不管是哪国人，他们是你的儿女，生的孩子你也是你的孙子，这个假不了。

　　杨婉霞去江苏结婚后就再没回过猫庄了。她寄来过很多照片，结婚照，婚宴照，她公婆的照片，她家的房子，左邻右舍，镇上的房子、街道和马路。从照片上看得出来，他们那里要比我们这边发达和繁荣得多，他们的小镇比葫芦镇要洋气，街道宽阔，马路笔直，房屋破旧不堪的很少见到，大多数是三层以上的漂亮楼房，照片里出现的几幢大楼，我数了一下，最高一幢竟然有十八层。杨婉霞的家是幢三层的小洋楼，外墙贴了瓷砖，前面就是大马路。她的公婆年纪也都不大，五十多六十岁不到的样子，老两口都面目慈善，不像刁钻横蛮之人。杨婉霞给我寄这么多照片，是要告诉我她在那边很好，让我放心。半年之后，她又来信告诉我她怀孕已经八个多月了，快要生孩子了。一个多月后我就收到她的报喜信，告诉我生了一个女儿，母子平安，等孩子满月后就回猫庄来看外公。接到这封信的这天，我破例去猫庄赵三佬家的小卖部买了瓶白酒，晚饭时炒了半截腊肉，三个青菜，自斟自饮了四两酒。

　　杨婉霞说好满月后一家人回猫庄来看我的，我等了半年，都没来，半年后她又来信说她家开了一家饭馆，生意好，非常忙，回来看我要推后了。这一推后就过去了好几年。信也来得少了。杨婉霞一去江苏，杨挺早的消息我也彻底断了。这样过了三年，有一天中午我从青石寨合木回来，一上我家坪场，看到屋檐下一张破竹椅上坐着一个穿着水红色短羽绒衣的中年女人，她的身边放着一个七八岁小孩般高、三尺多宽的肿鼓鼓的编织袋，当时她背对着我，面对赵三婶家的方向，我没认出她是谁。这日是仲春的一个雨天，刮着小南风下着毛毛细雨，我从青石寨回来时就在下，我也没打伞，只是淋湿了头发，身上的劳动布工装没有湿透，天气并不冷，一般中青年人都只穿单衣或夹克，只有老年人还在穿棉袄，这个女人穿着水红的羽绒服，却有个并不臃肿的身材，我判定她是中年妇女，还因为她的后脑勺的头发扎的是一个粑粑髻，这是猫庄中老年妇女最常见的一种发型，我就把她的衣服颜色和发型综合起来打了个折。也有可能是个精神有点失常的老婆婆，或者是走村串寨捡垃圾的妇女，我就没理会她，径直上了阶沿，掏出钥匙开大门上的锁。我正要推开大门时，听到那个女人喊我：杨烑，你回来了。

　　声音有些熟悉，我朝她看去。她转过身来了，我看到的是一张枯槁干巴的脸，一双空洞无神的眼睛，我不认识她。望着她的脸，我更加迷惑了，她到底是一个中年女人，还是一个老妇人，我无法分辨出来。她见我没认出她，说我是彭二妹！我愣怔了。她又说，是你两娃的娘！她把“两娃的娘”语气咬得很重。天啦，她真是彭二妹。不过，这哪里还是三十年前跟我结婚时漂亮得如朵花儿般的彭二妹，也不是二十年前那个我送她去皂角车站时的丰腴少妇彭二妹，更不是十年前那个我在南召镇撵我走的肥胖的中年妇女。现在，在我面前的彭二妹简直就是中学课本上的夏衍的包身工“芦柴棒”的老年版，骨瘦如柴，脸上只有一层皮，像是好多年没吃过饱饭饿出来的。我还是愣着。我很奇怪她在南召镇的那一身肥肉去哪里了呢？同时，我脑壳里也在高速地运转，她回来要干什么？我想，找我借钱的可能性最大。我不想彭二妹呆在大门口惹眼，招人看到，推开大门说，进屋来吧。彭二妹站起来，很吃力地提起编织袋，大门槛太高，她提不过来，我接手帮她提，编织袋没有封口，我看到里面全是衣服，还有一只冒出来的被子角，我放下编织袋，很疑惑地看着她，说，你带这些，什么意思呀？她低下了头，好像很羞涩的样子，轻声地说，我回来跟你住！我听后一惊，这真是我没想到的，简直可以说猝不及防，有种被人打了一闷棍的感觉。都走这么多年了，又回来，这算什么呀？我心里一下子堵得慌，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生活，习惯了独来独往，习惯了孤独寂静，但我又不能马上翻脸撵她走，名义上她还是我老婆，道义上她也是我两娃的娘。我狠不下心来，就像当年她不准我做合木木匠我也狠不下心不去做一样。她进了屋，我带着嘲讽的语气说，不嫌我满身死人味儿呀！她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说无所谓了，我自己身上也有一股死人味儿了。然后她就去灶房，去做饭烧菜，就像她从没有离开过家，而是刚刚去园圃里摘菜回来一样，熟门熟路地进了灶房。她应该是清早从南召镇出来一直没吃东西，饿了。

　　我以为彭二妹回来，最多只会住十天半月，就会因为住不惯，或跟我争吵又回南召镇去，我也懒得问她怎么回来了，是吵架了还是被抛弃了，怎么这么瘦骨如柴，是不是害过大病，我以漠视抗拒她的回来，以沉默蔑视她的存在。当然，睡肯定是分开的，各睡一头屋一间房，她东我西。要是我在家里时，她也给我做饭，她从不主动跟我说话，一吃完饭，她就去赵三婶家或胡五妹家讲白话，除了需要去买米买油什么的，她会给我说让我拿钱给她。有一次，她问我要三百块钱，说是要去葫芦镇赶场买药。我给了她六百块钱，是我刚刚合完一副木的工钱。她接过钱，说，杨烑，你是个好人，我就晓得你不会不管我的死活。以前是我对不住你，若有下辈子我做牛做马再还你欠你的债吧。见我不做声，她又忧伤地说，杨烑，我活不了多久了，我麻烦不了你多久了。我自己身上早就是一股死人味儿了，我快要死了。她边说边解开身上的衣服扣子，说让你看看，我得了乳腺癌，切了一只奶子，你看，这只是假的，是个硅胶做的，里面是个大疤。我一把按住了她的手，说不看，不看。你赶快赶车去买药吧，以后你要钱买药，钱压在我的枕头下，你自己取。其实我没有在枕头下放钱的习惯，我的钱都是存信用社，小额的都揣在身上，因为我经常好几天不在家，我这木屋，排方上有孔，谁都钻得进来。不知道为什么，那天彭二妹赶场去后，我就在枕头下放了一千块钱。后来，大概是她回来半个多月后，我听胡五妹给我讲，彭二妹三年前就得了乳腺癌，南召镇的那个男人花了很多钱给她治病，而那个男人本来就是个游手好闲的主儿，过不惯穷日子，又不肯出力去干活，就跟一个侄子一起去偷牛，偷了十多头牛，被派出所警察抓了，法院判了六年刑。那个男人一坐牢，男人的儿子和媳妇就嫌弃彭二妹，天天骂她，撵她出门。彭二妹是走投无路了，才回我家的。胡五妹比彭二妹早一年嫁来猫庄，自彭二妹来猫庄之后她俩关系一直很好，常说知心话，胡五妹说是彭二妹亲口给她说的，不会假。我也相信不会假。彭二妹一直就不是个说假话的人，现在她都快要死了，更没必要对胡五妹说假话。

　　那天，彭二妹从葫芦镇买药回来，她还带回来了一样新东西--手机，一个老人机。她说是给我买的，花了两百块钱，我以后就可以用这个给杨婉霞和杨挺早打电话。手机猫庄的年轻人早就用上了，年老的人用得还很少，因为猫庄的信号不好。一开始时有手机的人要跑到鸡公山半坡上去打电话，后来在离猫庄四五里的金鸡坡一座山上建了个信号塔，猫庄的信号才好起来。我们家在一个湾槽里的坡地上，没有正对着建塔的那座山，屋里没有信号，彭二妹拿着手机去坪场上大声地喂喂喂，也没说出过一整句话。她是在给杨婉霞或杨挺早打电话。她不可能给南召镇那个正在坐牢的男人打电话。彭二妹回屋后，把手机递给我，说信号不好，本来想给婉霞打个电话的，让你跟她说说话。她主动告诉我三年前杨婉霞和她男朋友去过南召镇看她，她们在那之前一直就有联系，但她跟儿子杨挺早就没有联系了，儿子的消息她跟我一样，都是从女儿杨婉霞那里得来的，她从没有与儿子直接联系过，女儿给了她一个电话号码，不是打不通，就是从没人接。彭二妹叹了口气，说这孩子，对我们有怨气。她的话让我心里一凛。我想到许多年前的那个大雪之夜，我破门而入，惊吓得儿子哭了半宿，自那之后，他在家里就不再天真活泼，而是沉默寡言起来。特别是彭二妹去打工后，我又做工，照顾不过来他，他就像个孤儿一样，周末回家来都没人，只好不回家，跟镇上一些调皮掏蛋的同学看录像、逃学、乱逛。我本想对彭二妹说，这能怪谁呢？话到嘴角又吞了回去，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怎么也补救不回来了。彭二妹没有告诉过我她去打工后怎么认识南召镇的那个男人的，怎么与他勾搭上，然后跟他回了南召镇，也没告诉我那个男人因为偷牛坐牢了，一直到死她都没有说。到了七月后，彭二妹身上的癌细胞开始转移和扩散了，我听到睡在隔壁的她整夜地呻吟，她的头发也大络大络地掉，枕头和被面上，很多断发，随便一抓，拢起来有一大圈，回来才几个月，她的头发就少了一小半，稀疏得一条条发白的头皮清晰可见，像长了癞子似的。她的整个人有一股气味，说臭不像臭，说酸不是酸，说不出来是什么气味，特别是她的房间里，这股气味更浓重，也许就是她自己说的一股死人的气味吧。二十多年前，她闻我身上就是这股味道吗？有时半夜里她会大声地喊我，挺早爹，你能给我端杯水来吗？非常奇怪，她在半夜里痛得迷糊时总是喊我挺早爹或婉霞爹，而在清醒的时候，在跟别人说到我时，都只喊我名字杨烑。以前，从我们结婚一直到她出门打工，她从来也只喊我名字，从未喊过我孩子爹。她一喊我孩子爹，哪怕睡得再熟，我也不能不起来了。看她疼得厉害，我就劝她去市里住院，我说这病不能挨，得治。她不去。她说一进医院就得化疗，就得剃光头，丑死了。彭二妹一直就爱乖，爱打扮，她现在还穿大红大绿的衣服。她切了一只奶子，还得做只假的托着。有时痛得实在厉害，她就让我去叫猫庄的赤脚医生陈老卡，来给她打杜冷丁。十月的一天，天都冷了，我从犄角寨合木回来，看到彭二妹坐在大门槛上等我，她的精神看起来很好，进了堂屋她还给我接背笼，把大锯放在柱子边，进了灶房，我才发现她已经做好了饭菜。她竟然还找出了搁在碗柜最里面那半瓶三年前我听到升级做外公的消息时喝剩的酒。我把那半瓶酒又放进了碗柜里，午饭时我在主人家喝了二两酒才回家，不想接着又喝。吃完晚饭，彭二妹突然攥住我的手，说挺早爹，我求你一个事行吗？她的眼睛望着我，亮晶晶的，闪着光，我心里一沉，知道她要说什么，就说你讲嘛。她说，你给我合副木吧，合副杉木的，合得大一点，我不喜欢棺材铺卖的那种又小又型的木。型是猫庄话，不结实的意思。我猜对了她想说什么，就说行，我就是干这个的，这两天我就给你合吧。她说，我这几天看了，以前娘去世时合木还剩着些料，都还好好的，再添些就够了吧。娘合木的木料是我从自家的山林里砍来的杉木，当时砍了二十多根树，每根树都标直的，有的裁了两截，有的截了三截，合木时我只用了下截大的，上一截我都留着，码在猪圈栏上面，用油毛毡盖着，那时我是想留着等自己老了给自己合木的。现在看来，这些料轮不到我用了，是彭二妹的了。

　　第二天，我从猪圈栏上把所有的木料取下来，搬到坪场上，扫灰，剥皮，整整有十八根六尺长、大小不等的料，大的直径两尺多，小的也有一尺多，合一副大木绰绰有余。扫了灰，剥好皮，我就把这些木料搬进堂屋，支好木马，开工了。给彭二妹合木，我就像给任何一个未病或重病的人合木一样，无悲无喜，我只专注于我的活儿，我把大木料锯开，把小木料削平，拉锯、抡斧、推刨，现在，这副木的主人就不是我老婆彭二妹了，它可以是任何一个人的，可以是老人，中年人、青年人，也可以是男人或女人，更可以是好人或恶人，他们跟我有没有恩怨情仇，都不重要了，也没有关系了。我只是干活儿，也只负责干好活儿。我家的堂屋不大，堆了一半的木料，一动锯斧刨，木渣、木屑、刨花满屋都是，我干一会儿活就要清理一下。彭二妹就坐在二门边，看着我干活。她看我的眼光是羡慕的，她不时会说，杨烑，你还是一身腱子肉呀，你身体好，以后肯定能长寿的。我能理解这种重病和将死的人看到健康的人的身体时的羡慕，也能体会他们内心的悲凉，那是对死亡的恐惧和对生命的留恋。这是人的本能吧，甭管你是八十岁九十岁，还是五十岁四十岁，都怕死，都不想死。我去合木，在主人家的堂屋里一支好木马，他们就会问你，杨师傅你给看看，我还有多久的寿辰，你直说，莫骗我。在猫庄一带据说合木木匠有一种特殊的本能，就是一支起木马就能知道木的主人还能有多久阳寿，手艺越强的木匠越看得准，有的竟能精确到哪一天，不准的也能看到在哪一年哪一月。据说以前的罗木匠道行不算深，只能看到哪一年。说实话，我没有这个本能，所以我从来也不说。越不说，人家越认为你高深，天机不可泄漏嘛，越是追问得紧，而且年纪越大的老人和越是重病的病人追问得越多，因为他们日子不多了，他们更怕死，更想多活几年，甚至几十年。

　　木合好了！是一副高大气派的白木。没上漆，就有种阴森森的感觉。彭二妹过来，扶着白木说，杨烑，我死后能睡上你合的木，知足了。说完她哭出声来了，她说，每个亲人都是睡着你合的木走的，想到我也能睡上，就知足了。她说的倒是真话，娘，师傅（舅舅）、师母（舅娘）、岳父（她爹）、岳母（她爹）都是我合的木。我说现在是你，以后也会轮到我自己睡自己合的木，反正人都是要死的。

　　彭二妹死在这年腊月，一个猫庄几十年来最寒冷的日子里。猫庄的俗话：有福之人生在腊月，无福之人死在腊月。腊月是快过年的日子了，好吃的好穿的都准备了，那时出生母亲吃得好奶水足，那时死就享受不到这一切了。彭二妹没有褔分，还因为那年的天气特别寒冷，整个南方大冰冻，火车汽车都停开了，儿子杨挺早和女儿杨婉霞都赶不回来，她连个抱灵牌的亲人也没有。在她弥留的前一天，彭二妹让我用手机联系了女儿杨婉霞和儿子杨挺早，说她快死了，让他们回来看她，等她死了要抱灵牌的。他们都答应了马上动身，行动敏捷的女儿和女婿一家人当天就上了火车，可火车还没开出江苏省，在徐州火车站就趴窝动不了了，等了三天火车也没开，他们只好打道回府。儿子杨挺早从中山赶到广州火车站，那里已经滞留了数十万人，别说火车停开了，就是正常发班，排五天队也排不进售票厅。他说汽车也不发班，连韶关都冰冻了，汽车出不了广东省。那些天确实冷，猫庄的夜里只听到“嘭嘭嘭”的声响，那是水缸冻裂的声音，像放大鞭炮一样脆响，白天到处都是白花花的积雪，不仅山上、树上、瓦背上，路上也一样，厚厚的一层，冻得踩上去一点响声也没有，屋檐口上挂着的一排排冰棱，最小的都比手腕还粗还长，寒光闪闪，就像倒挂着一张张巨大无比的钢锯一样。

　　猫庄的老人们说，活了六七十年，从没见过猫庄大水井外的那条水沟冻住过，而这些天那条宽阔的、往年冬天都冒热气的水沟着着实实地冻住了，很多小孩子在上面溜来溜去也平安无事。彭二妹丧事期间，帮忙挑水的人一共摔坏了三副木桶，摔瘪了两副铁皮桶。可以说，要不是我杨烑是个合木木匠，彭二妹的木根本就抬不上山，一直要等到十天之后冰雪化了才能下葬。猫庄抬丧的年轻人不够，总共不到十个年轻力壮的，我就去附近的村寨一个个地求人帮忙，青石寨、巴芭寨、诺里湖、金鸡坡，人家都说，要不是你家，这么冷的天气，谁愿意出门，是你家，白工也要做啊。西溪村远，我没去，出殡的那天早上，胡长顺和刘大勇的儿子刘小平半夜四点就赶到了猫庄。出殡的时候，除近的村寨里总共来了三十多个青壮年，上山安葬好彭二妹后，开了七桌席，光那一餐早饭就吃掉了一百斤肉，喝掉了近五十斤白酒，也算是热热闹闹地把彭二妹送上了山。这么冷的天办丧事，遗憾肯定是有的，除了杨婉霞和杨挺早赶不回来，我家在猫庄又是单门独户，连个侄子也没有，抱灵牌只好让彭二妹的亲侄子代劳了，还有就是彭二妹差一点就睡白木上山了，她的木合成之后，我曾去请过青石寨的漆木匠彭老五，他是猫庄这一带最好的漆木匠，就像我一样，也是唯一一个漆木匠了。他年事已高，已满七十八岁了，但身体硬朗，一口气走十里路可以不歇。彭二妹就是青石寨的，按辈分算还是彭老五的族侄女，我说明来意后，他掐指一算，说她没满六十岁呀。彭老五漆木，没满六十岁的人的木谁也请不动他去漆。我怎么求他哄他，甚至说背他抬他去猫庄也无济于事，打动不了他那颗苍老坚硬的心脏，他说，杨师傅呀，你合的木都是我漆的，我的脾气你也是晓得的，这个例我不能破，你背我抬我我也不去的。后来我就把这事给忘记了。等到彭二妹入殓时，才想起来还是一副白木啊。按猫庄的惯例，彭二妹未满六十，是猖亡鬼，白木下葬也是可以的，但我不这么想，虽然猫庄人都觉得是彭二妹亏了我，她临死前我能接纳她，能给她办丧事送她上山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但毕竟她是我的两个孩子的娘，一辈子也没过过什么好日子，现在死了，连个抱灵牌的亲人也没有，真是造孽啊。因此我决定自己漆木。我请帮忙的人走去葫芦镇买来了黑、白两色洋漆和金粉，用面粉和明矾打好底，上了三遍漆后，在前档板用金粉涂上“奠”，后挡板上画上黑白二色的太极图案。虽然有模子，毕竟我是第一次干这活儿，手生得很，“奠”字有点歪斜，太极图案看起来有点毛毛刺刺的。木上的黑漆倒是刷得漆黑发亮，能当镜子，照得出人影儿。

　　当然也有值得宽慰的，彭二妹大葬那天，胡长顺和周小芬请了两个帮忙的，背来了几百斤纸，再加上别人送来的，少说也有近千斤，那些纸都包成了包袱，烧给她的那些死去的亲人，也给她自己烧了上百个包袱。按猫庄人的说法，这些烧掉的纸每一张都是存入到阴府银行里的钱币，如果真是，彭二妹去了另一个地方，应该是个富人了。抬丧和送葬的人们走后，留下来陪我的胡长顺跟我说，这辈子要做的事，你现在只差杨挺早了。我明白他是指现在我只差给儿子娶媳妇这一门大事了。本来这次彭二妹去世，我想杨挺早回来后，跟他好好说道说道，问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了，想不想回猫庄，他都二十七八了，到底啥时成家？这些话在电话上说不清，手机信号也不好，他似乎没有耐心跟我聊天，他娘去世前我通知他回来，他就一句话：好，我晓得了，先请个假，明天赶火车回来。他应该是真想回来奔丧，是真回不来，这点我是相信的，他不至于不顾一点人伦常理，毕竟是他娘死了啊。胡长顺在我家陪了我三天，帮着我送丧事期间借来的桌椅、碗盘，清理屋里、坪场上的鞭炮、礼炮纸屑。三天后，冰雪化了，胡长顺说他得回去舀纸了，要不沤在池子里的料就得烂掉。临走时，胡长顺突然说，开年后去我家住几天吧？我问，住几天做什么？他说，给我合副木呀。我说，你急着合什么木？他正色地说，翻年我就满五十九岁吃六十岁饭了，该合了。我才猛然想起，我也是五十七八的人了，想起这一生已经过得差不多了，用猫庄人的话说我们都是头上只差一撮箕土的人了。不仅胡长顺该合木了，我也该给自己合一副木了。

　　六

　　给胡长顺合完木，回猫庄的时候，我拉了满满一车水桐木料，给自己合木准备木料。木料还是生的，是我和胡长顺两人从他家后山上砍下来的。他们家在西溪后山有一片山林，长了几十株大大小小的水桐木树，他让我尽管拣大的砍。我俩砍了一整天，盘下山来花了三个大半天，一共砍了十二根树，截了十八根木料，我从葫芦镇上请了一辆盘式拖拉机，装了满满一车厢拉回猫庄。水桐木树生的水分大，但它截成料后也干得快，晒一个酷夏就干了，它比柏木和杉木好在不要阴干，就是放在烈日下暴晒也不会开裂。因此我就不要把它码放在早就歪斜得摇摇欲坠的猪圈栏上，直接堆放在坪场上的一只角落里，等这个秋天和冬天过去，翻年后我就可以开工给自己合木了。这次给胡长顺合木，是我在主人家呆得最久的一次，我在他家住了十一天。合木七天，砍树和盘树下山花了四天。合木的七天，白天我合木，胡长顺舀纸，晚上我们哥俩喝点小酒，聊聊天。他清早出趟门，去镇上买新鲜的肉食回来，中午和晚上都是我烧菜，他烧菜不行，不是糊就是焦。两个月前，周小芬去了美国，给胡晓西带孩子。胡长顺告诉我，说是带孩子，其实是儿子给周小芬治病和疗养找的借口，周小芬有严重的哮喘病，这几年来一累就犯病，喘不过气来，好几次差点一口气没喘过来就走了。胡长顺自嘲地给我说，现在我跟你一样了，都是孤家寡人一个。我问他为什么不去美国，说晓西和晓溪又不是养不起你们。胡长顺说死了还是躺在木里舒坦些，他不想把这把骨头送到美国去再化成灰装在坛子里运回来。其实我知道他是放不下舀纸，在美国，他不可能在哪条溪边搭个竹棚。虽然他家的纸已经堆积如山，根本卖不出去。据他说，前两年酉北市文化局派人来过几次考察他的舀纸，要把他这个手艺申报什么非物质文化遗产，他们出钱给胡长顺在溪边建了座水泥砖砌的瓦棚，拍了很多照片后就没有下文了。胡长顺依然日复一日地舀纸，现在他不靠这个赚钱，也就不追求产量，他说就是消磨时间。喝酒的时候，胡长顺喜欢跟我讨论关于生死、鬼魂与灵魂的大事，他说他看过一本什么书，书上讲德国的科学家做过试验，发现人确实有灵魂的存在，他们通过测试弥留的人，发现死后几秒之内体重会少二十一克。我说这么讲灵魂就是二十一克的重量吗，但重量不等于就是质量，更不等于就是物质。既然灵魂不等于物质，又怎么能测出重量呢？还有，人死后，灵魂会变成鬼魂吗？这些我俩争论不清，就当是说个闲话。

　　真正让我们担心的不是我们闲话的灵魂或鬼魂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而是我在西溪胡长顺家合木的这几天，天天都有镇干部找上门来，劝说胡长顺签《葫芦镇公路沿线迁坟协议书》和《葫芦镇居民自愿火葬协议书》。他们几乎每天都来，拿着协议书给胡长顺宣传讲解。这几年葫芦镇的旅游业红火起来了，不仅在全市全州有名，而是在全省甚至全国都有了响当当的名气。据说最多时一天能有上万的客流量，少的时候也有上千人，从去年春天开始，镇政府和旅游管理处就把镇上的老街围了起来，建了座大牌坊，牌坊下面设了检票口，外地游客凭票进出，一张门票旺季售价一百一十八元，淡季也要六十八元，仅这一项坐地圈钱一年就有大几千万元的收入。现在镇政府的主要工作重心就是宣传、打造，完善好葫芦镇这张酉北市的旅游名片。今年春上，葫芦镇换了镇长，此人姓黄，原是市民政局副局长，在副局长任上就是主管酉北市殡葬改革的领导小组成员，因抓殡葬改革卓有成效得以升迁葫芦镇镇长的。黄镇长来葫芦镇第一把火就是下发迁坟通告，他说进出葫芦镇的两条路，无论从州城过来，还是从市里过来，未进镇子就先看到大片大片的坟包和墓地，实在有碍观瞻，大倒游客心情，责令镇政府以最快速度出台迁坟通告，通告规定以老街为中心方圆三公里内和公路线五公里内的所有坟包一律迁出，坟主不肯迁出或无主的坟头则一律平掉。黄镇长的第二把火就是把酉北市政府针对国家公职人员的殡葬改革无差别地引进到葫芦镇，要求葫芦镇全镇居民一年内都要实行火葬，不准土葬。镇政府在镇西五里外的沙子坡征了一千多亩地建公墓，以后镇上的居民们死了，火化后统一入葬进公墓里。沙子坡下面大龙湾就是酉北市在建的火葬场。不过这个项目倒是前任镇长引进的，黄镇长借鸡生蛋，为民着想，把葫芦镇居民的死和葬一条龙化了。西溪村一直就属于葫芦镇辖区，早在几年前撤乡并村时就划给了葫芦镇街道办管辖，西溪不仅是葫芦镇镇区，更是在以老街为中心的三公里圈内，胡长顺家有三座坟要迁，下半年够他忙一阵子了。胡长顺对我说，也有够你忙的。我问为什么？他说，很多老人怕火葬，想土葬呀，会准备提前死的。我说这个你不用担心，没有人会愿意提前死的，如果仅仅是因为死后要把他火葬，而不是把活着的他投进火葬场的炉子里。胡长顺笑笑，说那倒不一定人人如此吧？我说，人人都是怕死的，特别是老人，更怕死。

　　我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我的职业生涯就要结束了。我知道，这些年来因为风传要火葬，很多葫芦镇的老人们都准备了木，如果一两年内政策真不准土葬了，木就用不上了，他们就会把木低价转手卖出去，没有木的人买比请人合木划算，谁还会请我合木呢？现在不要我合木，以后火葬了更不需要木了。我还给胡长顺说，你的纸也不要舀了，火葬场只有遗体告别厅，办丧事也不用烧纸了。胡长顺叹了一口气说，看来我们俩都要结束职业生涯了。我想，这就是时代的滚滚洪流呀，你不动，它也会把你冲着往前走。最终，就在我给他合木期间，胡长顺签了那两份协议书。全葫芦镇人都签了，他不签不行。合完木的那天，胡长顺说，木是合完了，只是不晓得有没有命睡呀。我说，估计够呛，你无病无痛的，怎么可能活不过一两年呢。胡长顺说，命由天定，谁说得准。葫芦镇码头上的郑北星你晓得的呀，我们上高中时他就病歪歪的，一辈子二门不出大门不迈，现在九十多了还没死，很多年轻力壮的人却突然暴亡，谁说得准？是呀，生死这等大事，谁说得准！

　　我算得没错。从胡长顺家回来之后，整整两个月过去了，我再没有接到过一次活儿，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就在一年之前，有时这家人上门来预约开工日子后，第二天或第三天又有人来预约，有时这家刚收工，那家人就等着接你去他家。第三个月时，猫庄的村干部们开始一家家上门做工作，跟我在胡长顺家碰到的镇干部一样，他们也带来了《葫芦镇居民自愿火葬协议书》。我这才想起来，我们猫庄所属的大狗乡早就没有了，前几年撤乡并镇时整个大狗乡所辖的村寨全部划给了葫芦镇辖区，原来我们早就是葫芦镇的居民了。村长赵大成说，葫芦镇平坟迁坟已经动真格地搞起来，我们猫庄不是核心景区，坟就不急着平了，火葬协议书是要签的，今后火葬是趋势，早晚会走到这一步的。猫庄人不像葫芦镇上的人，旅游业给他们带来不菲的收益，他们开饭馆开酒楼开宾馆开卖纪念品商店，甚至开个如卖米豆腐、蕨粑粑的小铺子，也能大把大把地赚外地游客的钞票，他们只要现在赚钱，才不管死后是埋入土里还是化成一把灰呢。再说他们不签，政府也有惩治他们的办法，如不给你发工商管理执照、卫生许可证等等，我们猫庄离葫芦景区十多里路，又得不到一分旅游业带来的钱，谁也不理会这个什么协议书，连猫庄的村干部自己也晓得他们只能走走过场，给下面村民们打个招呼，给上面镇领导有个交代。但是，猫庄人也都明白，葫芦镇一旦执行起来后，轮到猫庄人进火葬场也是早晚的事，抵制得了一时，抵制不了一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