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邕州之一

　　大唐邕州司马吕仁功绩钩沉（上）

　　以前南宁文人为外地同好做导游时，每每喜到邕城“绿肺”南湖漫步。客人赞叹源自唐代水利工程的南湖源远流长之际，不免为南湖缺少一尊开湖功臣吕仁的雕像而遗憾。尽管二〇一三年九月，南宁市历史题材城市雕塑系列之一的吕仁雕像在南湖南广场落成，但吕仁在邕州为官期间修水利、筑城防、扩疆土、抚边民等诸多功绩，只零星见于史籍，更无人像传世，甚至在南宁也没有关于吕仁的民间传说。这位传播文明、造福一方的南宁史上大功臣，除了在介绍南湖掌故时略有提及外，其他时候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就连一九九八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宁市志·自然环境志·水文》对吕仁也是只字不提，将拦截邕溪水而成南湖归功于邕州民工。

　　对于吕仁，其郡望何地，历官如何，子裔下落，著述有无，一千多年来竟无人考证，就连他的名讳到底是“吕仁”还是“吕仁高”都无法查证。

　　二〇一〇年，笔者首次考证吕仁时，对吕仁的来历也一无所获。二〇二〇年十月，随南宁市作家协会主席丘晓兰再次考证吕仁事迹时，发现《东安吕氏宗谱·吕氏源流迁派节要》记载，唐代吕仁所属的家族“由陕之平凉而寓于兖之东平”。据此可知吕仁祖籍是关内道平凉郡（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一带），落籍河南道郓州须昌县（今山东泰安市东平县一带）。

　　综合众多谱牒传记共成一书，被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称为“胪载详尽，考姓氏者莫便于是书”的明凌迪知所撰《万姓统谱》（亦称《古今万姓统谱》，被《四库全书·子部》收入）中仅寥寥几十字：“吕仁，景云中邕州司马。郁水自蛮境七源州流出，州民常苦之。仁浚渠分流、以杀水势，自是无没溺之害，民乃夹水而居。”就这还是从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过于简单的记载里抄来的。

　　吕仁的真实面目究竟如何，至今仍然模糊一片。

　　功高绩显 史籍阙误

　　明戴燿修、苏濬编纂的《［万历］广西通志》仅仅提到吕仁几句，且不单独列出条目。清黄元骥等纂修的《［康熙］广西通志》依然如此。这一做法源自南宋王应麟编纂的类书《玉海·唐灵渠》，就连景云二年（711年）出任邕州司马的吕仁，都要屈居于咸通九年（868年）出任桂州刺史的鱼孟威之下，邕州的水利工程竟被当成是灵渠的“附庸”。

　　在另一些广西志书中，吕仁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其姓名多次被误记。清李绂编纂、金鉷重修的《［雍正］广西通志》卷五十称“李仁，咸通中任”（实无李仁此人）。名字被误记也就罢了，连任职时间也大错特错。清谢启昆主修、胡虔总纂的《［嘉庆］广西通志》卷十六误记有“懿宗朝……李仁，邕州司马”，《［嘉庆］广西通志》卷二百四十二却恢复正常，让“唐懿宗治下咸通年间的李仁”时光倒流回到唐睿宗治下景云二年（711年），又成了大家熟悉的那位吕仁。值得庆幸的是，南宁本地的历代方志牢牢记住了吕仁的功绩，《建武志》（残本）、《［洪武］南宁府志》（残本）、《［嘉靖十七年］南宁府志》《［嘉靖四十三年］南宁府志》《［乾隆］南宁府志》《［宣统］南宁府志》所记均无误。遗憾的是莫炳奎纂的《［民国二十六年］邕宁县志》将“吕仁”误为“吕云”。如此一来，竟使一位功高绩显的名宦，前后共有四个名字，这在中国人物传记史上实属罕见。

　　先抛开这些字里行间的遗憾，把目光投向吕仁来邕州上任的景云二年（711年）。

　　复府邕州 主持大局

　　景云二年（711年），对此前长期处于战乱的邕州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恢复元气、谋求发展的历史机遇。这一年天下靖平，“仙气”飘逸，万回公、司马承祯、叶法善等“世外高人”出入朝门，游戏宫闱，为帝都增添了许多娱乐色彩。以“谦恭孝友”著称的书法家、训诂家唐睿宗在政治斗争中大搞平衡，原已让太平公主把持朝政，现在又命皇太子李隆基监国。其时政治气象有所改变，大政之一就是于六月二十八日分置二十四个都督府。宋王溥修纂的《唐会要·都督府》记载：“景云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制。敕天下分置都督府二十四。令都督纠察所管州刺史以下官人善恶。”

　　不过，这并不是说大唐疆域内只有二十四个都督府，而是让这一部分已掌管一方军政大权的都督再增加“纪检”的功能而已。邕州都督府并不在这“都督府二十四”之中。由于诸大臣认为这容易做大地方势力，将使各地都督更加飞扬跋扈、藐视中央，皆“请罢之”。

　　唐睿宗在一片反对声中讪讪收场，改推“十道按察使”制度。《玉海·唐二十四府都督》记载：“《百官志》……景云二年……七月，诏置都督，议者以为权重难制，罢之……置十道按察使，道各一人。”清纪晓岚等编撰的《钦定历代职官表》卷五十二亦有类似记载。邕州都督府当时隶属于岭南道，既受广州大都督兼五府经略使节制，也受岭南道按察使监察。吕仁就是借着唐政府这次行政机构改革的春风，登上邕州政治舞台大显身手的。

　　邕州都督府设置于乾封二年（667年），后因少数民族起义军攻陷邕州而不得不转移到贵州（今广西贵港市一带）挂牌办公。唐李吉甫修纂《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八记载：“乾封二年，置都督府。后为夷獠所陷，移府于贵州。”宋乐史撰《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所记置府时间与之相同。而后晋刘昫所撰《旧唐书》称邕州下都督府设置于贞观六年，必误。景云二年（711年）之前，邕州都督府不在邕州，而在贵州！想来这也是景云二年（711年）之前，邕州官员之名不见于任何史籍的原因。

　　估计到了都督府问题备受重视的景云二年（711年），还是没有人愿来当这个邕州都督，所以只能由仅为都督府僚属的邕州司马吕仁出来主持大局。对吕仁委以重任的是谁？史未明载，按《新唐书》所载，笔者推测此人应是时任广州大都督兼五府经略使的毕构。据《新唐书》载：“毕构，字隆择，河南偃师人……睿宗嘉构修罝独行，有古人风，其治术又为诸使最，乃赐玺书、袍带……徙广州都督。”毕构籍贯为河南道洛州偃师县（今河南洛阳市下辖偃师市），祖籍却是河南道郓州须昌县，就是说以祖籍论，毕构和吕仁称得上是老乡。封建社会官僚阶层爱用乡党，这也不足为奇。

　　吕仁人如其名，果然善于以仁义来处理民族问题，他通过谈判、劝说、拉拢等手段，收服各个部族的头领，把已被少数民族起义军统治了四十多年的邕州“解救”出来，并把邕州都督府搬回原地办公。《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十八载：“景云二年，州界平定，复于邕州置都督府。”吕仁出手不凡，在邕州军民心目中留下了美好的第一印象。

　　司马莅邕 掌职督府

　　唐代曾发生唐宪宗将革新派赶出朝廷，贬谪为边远之地司马或司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唐政府这一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之举，在当时已是朝野震惊，其后在史学界更是影响深远。

　　由于吕仁的官职为司马，当代一些文史研究者便想当然地将吕仁划入贬官行列。今唐晓涛、李义凡所撰《试析唐代邕管、容管之贬官、流人》中的表1，唐代邕管、容管贬官一览，吕仁就“荣幸”地榜上有名，贬前及贬任官职为邕州司马，贬谪原因则空白，备注称资料来源为《舆地广记》三十六。而北宋欧阳忞编纂的《舆地广记》，关于吕仁的记载只有这么一句：“唐景云中，司马吕仁引渠分流、以杀水势，自是无漂溺之害，民乃夹水而居。”哪有半个字提到他是贬官？可见唐晓涛、李义凡二位武断地将吕仁列入贬官之列，似有不妥。

　　有唐一代任职司马的多了，唐政府从未将司马与贬官画等号。唐杜佑撰《通典》卷第三十三记载：“司马：本主武之官……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遂改诸州治中并为司马。长安元年，洛、雍、并、荆、扬、益六州置左右司马各一员。四年复旧。太极元年又制，四大都督府置左右司马各一员。所职与长史同。”可见司马一职与节度副使、长史职位相当。唐德宗治下司马还曾被列为储帅。《旧唐书》卷一百四十六载：“河东节度使李说婴疾，事多旷弛，行军司马郑儋代综军政；既而说卒，因授儋河东节度使。是时姑息四方诸侯，未尝特命帅守，物故即用行军司马为帅，冀军情厌伏。”司马一职为储帅一事另有佐证，宋司马光编撰、胡三省音注的《资治通鉴音注》卷二百一十六载：“十二月……丁酉，以安西行军司马封常清为安西四镇节度使。”文下有胡三省注曰：“唐制，行军司马位节度副使之上，天宝以后，节镇以为储帅。”

　　不过，据说司马还真是官场上不怎么受人待见的闲职。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写道：“郡守之职，总于诸侯帅；郡佐之职，移于部从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迁右移者，第居之；凡执伎事上与给事于省、寺、军、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资高耄昏软弱不任事而时不忍弃者，实莅之。莅之者，进不课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白居易在这篇颇有怨气的文章中称，担任司马一职的多为贬官、老弱病残等，或由省、寺、军、府官员兼职，而且干不干活上头也基本不管，你就当作放羊吧。白居易此文不乏自嘲之意，对司马一职的描述未必全面。总之，出任司马就算并非可喜可贺之事，但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非是贬官之专利。

　　今杜建民在《古代服色等级制度》中称“（唐）司马，不过是卑微的八九品小官”，有误。如今南宁还有文史研究者认为“吕仁本是一个七品不到的芝麻小官”，亦误。《旧唐书》卷四十二载：“从第五品下阶……下都督府上州司马（《武德令》：上治中正五品下。贞观初改）。”同书又有“从第六品上阶……下州司马（《武德令》，中下州治中，正六品下）”的记载。就是说唐代司马一职，最不济也是从六品。而吕仁属下都督府上州司马，当然是从五品的地方高级官员。尽管距邕州下都督的从三品还远着呢，既然没人来当这个官，吕仁只好勉为其难，领着从五品的俸禄，担负从三品的工作职责。

　　沧海桑田 南湖溯源

　　尽管在大唐盛世，大多数司马无权无势也无所事事，但吕仁却在这个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一番不平凡的事业。复府当年，吕仁并不急着大兴土木、重建官邸，而是关注民生、兴修水利。邕州州治就在邕溪（遗迹为今南湖）入邕江（唐称郁水、郁江、郁江水、大江）的水口边，每当夏秋遇暴雨不停，邕江水便向邕溪倒灌，邕溪之水无处宣泄，便会泛滥成灾，淹没农田，冲垮房舍，一城顿成泽国。因此吕仁将治水为邕州复府后第一要务。

　　吕仁未雨绸缪，在雨季到来之前便因地制宜做好规划。他弃用费力不讨好的筑高堤坝之策，决定通过引渠分流来疏导洪水。吕仁当即组织民工，在今埌西一带填土拦溪，裁弯取直，引水东流，使邕溪改道（改道后的遗迹为今竹排冲），就此降服了“水神”。由于填土断流，还增加了许多可供耕种的农田，邕州军民无不称赞吕仁治水为利国利民之举，对这一“代行都督之职”的吕大人敬若神明。《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六十六载：“其州边在郁江者，先居一岸，每年秋夏，江水泛溢，郭邑沉溺，景云中，司马吕仁高于南岸引开小水，若有泛溢，分流而过，不没人家。今百姓两岸分居。”值得注意的是，《太平寰宇记》将吕仁名记为吕仁高，《新唐书》则记为吕仁。后世记载此事，多从《新唐书》，以“吕仁”记之。宋王象之撰《舆地纪胜》一书，则从《太平寰宇记》，以“吕仁高”记之。

　　吕仁此次大功，造就南宁最早的水利分洪工程，今人论及唐代抗洪英雄，无不对吕仁大加赞誉。谭徐明著《中国灌溉与防洪史》称：“唐代已出现有关珠江防洪的记载。景云年间（710-711），郁水（今邕江）水患频仍，司马吕仁在今南宁以分流导洪的方式疏散洪水，建成本流域最早的分水工程。”

　　孔祥军的《〈新唐书·地理志〉诸渠考》（全文见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01期），将吕仁治水列入“《新唐书·地理志》所载唐时凿浚诸渠（表）”，并认为“诸渠的浚凿与唐王朝的治乱兴亡也大抵谐拍”，称“正是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粮食问题日益严重，也就自然逼迫人工水利建设的大量出现……《新唐志》所载诸渠的兴建记载确与唐史递进相契符，从某一层面反映出了李唐皇朝的兴衰”。几经沧海桑田，这个一千多年前的水利分洪工程，已成为南宁市最大的湖泊公园——南湖公园。

　　南湖之名始于何时，历代《南宁府志》竟无其名！今人撰写南宁文史文章时，有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年曾一度蓄水养鱼，命名南湖”，大谬。另据《［民国二十六年］邕宁县志》卷二十八记载：“《碑记》……惟南湖之名，旧志已佚，仅见于《图书集成》所纂录……故询以南湖之名，而故老皆无知者。”语气无奈，却也没能道出其实。此《图书集成》为清陈梦雷编撰、蒋廷锡校订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然笔者查遍《古今图书集成·南宁府部》均无南湖之名！实际上，最早记载南湖之名的书是清齐召南撰《水道提纲》。《水道提纲》卷二十记载：“郁江自合江镇东南流至仙降山北麓，折而北，又折而东，有都来山水自北东南流，合二水来注之……又东受东北来一水又东南，经南宁府城西南，而湖水东自城南来会（南湖）。”

　　责任编辑 梁乐欣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