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国际传播:全球舆论的智能重构

  • 来源:对外传播
  • 关键字:计算传播,风险治理,算法
  • 发布时间:2025-04-06 16:14

  匡文波 李鑫

  【内容提要】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传统与新兴风险交织的“巴尼”(BANI)状态下,计算国际传播成为关键领域。总结分析计算国际传播的发展态势,其呈现出算法分发与身份政治合谋、平台规则定义权成为关键、国际传播主体智能化的趋势。同时,计算国际传播存在数据安全隐患与媒体武器化、技术鸿沟下的偏见衍生等问题。为了应对国际传播领域的各类风险挑战,计算国际传播应在全球风险的数字治理、传播效果的智能化洞察和推动跨文化对话等方面发挥作用。同时,应守护依靠感官的直觉式交流体验,以促进全球民心相通。

  【关键词】国际传播 计算传播 风险治理 算法

  当下,国际社会形势复杂多变,地缘政治局势动荡,在技术的叠加下,传统风险与新兴风险交织,世界进入巴尼时代(BANI),具有脆弱性(Brittleness)、焦虑感(Anxiety)、非线性(Nonlinearity)和不可知(Incomprehensible)的特征。①在风险演变的复杂进程中,联通全球的媒介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作为现实世界的数字镜像,全球性互联网平台正成为争议和矛盾的发源地,其平台效应能够迅速将局部问题放大至全球尺度,各国之间愈发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另一方面,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介入国际舆论场,计算国际传播成为应对时代挑战的必然逻辑延伸。面对风险的全球化传播态势,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手段,计算国际传播可以成为推动文明交流、凝聚价值共识、治理全球风险的关键资源。

  一、计算国际传播的发展态势

  (一)算法分发:精准传播与身份政治的合谋

  在身份政治崛起的当下社会语境中,地缘政治分析范式已然发生显著转变,从传统聚焦于地理范畴、领土界限以及物理距离等要素,逐步过渡至基于“我们”与“他们”的心理地图构建的地缘政治新形态。②而算法分发的底层逻辑恰是依据用户的身份标签和态度倾向来实现信息的精准投递。这与身份政治的内在机制不谋而合,使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剧。

  一方面,协同过滤算法的介入促使那些原本仅在身份层面存在共性,但观点可能各不相同的个体频繁接触平权理念,致使持有相同观点的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在国际社会上逐步汇聚成一股声势浩大的力量;另一方面,算法还加剧了身份政治在其他领域的溢出效应。通过持续向用户推送同质化信息,算法甚至可以塑造其认知框架。例如,阴谋论虽然在微观层面指向对某一特定事件的无端猜疑,但当用户长期沉浸于充斥着阴谋论色彩的信息流中时,这种猜疑逐渐泛化为一种普遍性的怀疑心态,在面对其他国际事务时,用户便极易受到阴谋论思维定式的潜在干扰。

  对于被压迫群体而言,他们通过对算法运行机制的充分把握,能够巧妙借助诸如打标签、调整内容开篇结构等手段,实现对内容分发路径的调控,使信息传播紧密贴合群体的传播规划和利益诉求。至此,算法已然深度嵌入身份政治斗争过程,成为被压迫群体在话语空间中开展抗争的有力武器。

  (二)社交媒体:平台规则定义权之争

  社交媒体已成为国际舆论的核心竞技场,然而,作为现实世界的镜像,社交媒体与现实社会具有同构关系,“强者恒强”的逻辑在数字领域得到延续,发达国家凭借其技术和资本的累积优势在平台上抢占先机,掌握着平台规则的定义权,对平台中的信息传播拥有决定性影响力。相较于此,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性社交媒体上往往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其叙事易于被边缘化。

  当下,全球社交媒体格局主要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互联网企业主导。研究显示,全球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前十名中,七款来自美国。③这意味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调控乃至塑造全球舆论走向的能力,以2020年推特对中国及俄罗斯媒体实施的贴标签事件为例,该举措虽声称针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则仅针对中俄,多家中俄媒体被标记为“官方媒体”,并限制其内容推广。直至2023年4月,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等媒体才被打上“政府出资”标签。

  社交媒体平台还主导着算法的价值排序。算法设计理念深深植根于程序设计者的价值观,以及平台资本的利益诉求。不同平台的算法设计理念可能导致信息重要性的差异化排序,其中就可能隐含对特定种族、国籍用户的偏见,进而推动种族主义、地域歧视等观点的散播。

  由此可见,平台本身及其规则定义权的归属实质上决定了国际舆论场的信息流动格局,掌握主导权的一方能够深刻塑造他国形象。因此,对于第三世界国家而言,如何突破现有全球社交媒体格局,提升话语权,成为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三)人工智能:国际传播主体的智能化

  人工智能已经深度渗透至国际传播场域,成为重塑国际传播格局的关键力量。新闻机构正积极拥抱人工智能以提升内容生产效率,具体而言,新闻机构可以在AI的协助下通过实时监测全球热点事件,精准捕捉与本国相关的信息动态,实现快速响应;自动化新闻生产工具的应用显著缩短了新闻从采集到发布的周期,使得热门资讯得以迅速覆盖全球用户;AI能够高效识别并追踪谣言的传播链路,协助新闻机构进行精准辟谣,维护国际社会信息环境的清朗。此外,新闻机构还可以利用AI合成虚拟主播,根据不同用户群体的语言与审美偏好进行个性化调整,丰富国际传播的报道形式。

  更为重要的是,人工智能的应用提高了个体在国际信息传播中的生产能力。AI技术极大地简化了信息搜集、生产和传播的流程。以往,新闻生产资源高度集中于专业新闻机构,这在国际传播领域尤为凸显。如今,个体可以借助AI翻译技术跨越语言障碍,跨文化交流更加便捷,国际社会的民间交往更加频繁。这不仅提升了普通用户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能动性,也为国际传播格局的多元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此外,AI驱动的社交机器人已成为国际舆论场中的重要主体。社交机器人可以批量创建社交媒体账户,积极参与内容生产传播,并与真人用户进行实时互动。通过自动监测关键账户与信息,社交机器人能及时控制舆论氛围,引导舆论走向,扭曲并操纵公众认知,甚至激化社会矛盾。

  二、计算国际传播的应用风险

  (一)数据安全与媒体的武器化

  在计算国际传播的实践进程中,数据的核心地位不言而喻。然而,数据获取的合法性问题却深陷重重疑云,技术的“黑箱”构筑了一道信息不透明的壁垒,普通民众几乎无从知晓自己的信息权益正遭受何种侵害。冗长复杂的信息收集条款,加之可能存在的语言障碍,往往蜕变为一种策略性手段,迫使用户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境下无奈让渡其信息权益,而用户对于个人信息的流向和利用方式则知之甚少。这不仅严重侵犯了个体权益,还可能引发跨国的数据安全危机,为国际间的信任和合作蒙上阴影。

  例如,在2023年1月,超过540万条包含非公开信息的推特用户记录在一个黑客论坛上被免费分享,且尚不清楚是否有用户密码被泄露。其实,对于全球性社交媒体平台而言,数据泄露事件早已屡见不鲜。令人担忧的是,用户在登录多个网站时,为了方便记忆,经常采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一旦某一个网站的信息被泄露,黑客便可以暴力尝试登陆其他网站,肆意搜集个人信息,这些信息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扰乱全球政治生态。

  更为严峻的是,个人数据正在流入战争场域,“媒体沦为战争武器”④已成为事实。社交媒体上用户发布的照片中嵌入的地理位置与人脸信息,都可能被军事力量转化为分析数据,用以精准锁定关键人物或特定群体,致使传统意义上平民与士兵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每一位普通民众都有可能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被动卷入战争漩涡,成为潜在的战斗参与者,更成为了敌人的“合理”攻击目标。这改写了传统的战争参与范式,为国际和平带来新的挑战和不确定性。

  (二)技术鸿沟下的偏见衍生

  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非均衡性特征。当下,人工智能、物联网、虚拟现实等前沿技术掀起了智能化发展浪潮,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全球仍有近三分之一的人口未能接入互联网,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这表明,在数字鸿沟尚未得到有效弥合之际,一种更为“综合、复杂且隐蔽的数字鸿沟高级阶段”——智能鸿沟已悄然浮现。⑤这种技术发展水平的落差直接反映在国际传播领域,致使国际话语格局失衡。发达国家凭借领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和民众普遍较高的数字素养,主导着全球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而众多发展中国家民众在国际舞台上沦为边缘群体,难以发出具有影响力的本土声音。

  由于技术发展过程中缺乏多元力量的参与,技术本身不可避免承载了某些偏见。以人工智能为例,AI不仅仅是协助人类进行内容创作的辅助工具,更是成为了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主体,但AI本身并不是价值无涉的,AI的生产者在算法设计、数据投喂等环节可以将自身价值观和利益诉求嵌入其中,使得AI生成的内容难免带有某种倾向性。由美国人工智能公司OpenAI开发的大语言模型ChatGPT在推出两个月后即有1亿活跃用户,充分彰显了AI在国际舆论场上的巨大潜在影响力。然而,有研究表明,ChatGPT在面对不同性别或种族背景的用户时,会展现出差异化的响应模式,折射出隐藏于算法内部的价值偏向。⑥

  此外,英语作为全球大语言模型中的绝对优势语言,在智能技术发展和国际传播中都领先于其他语种。ChatGPT的训练数据中,像中文和印地语这样在现实世界中有超过20亿人使用的语言,语料比重甚至不足千分之一,而英文语料占比超过92.6%。⑦这一方面直观反映出非英语母语国家在互联网空间中文本资源生产、积累和投入层面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映射出不同国家之间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平衡。

  三、计算国际传播的应用策略

  (一)全球风险的数字治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平衡

  国际社会已形成一个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全球风险,携手应对突发风险已成为各国的共同课题。在此过程中,“作为社会公器的媒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⑧计算技术在媒介领域的深度应用,为提升媒介的全球风险治理效能提供了强大助力。在信息传播层面,社交媒体平台拥有即时性与广泛性优势,当全球性风险事件爆发时,平台能够迅速监测到风险信号,成为信息扩散的枢纽;在社会动员方面,平台能够凝聚起分散于世界各地的力量,形成规模化的风险应对合力;在资源协调方面,平台依托大数据与算法,能够精准匹配供需双方,优化资源配置效率。

  由此,国际社会需要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的风险评估标准。鉴于全球风险具有高度的多样性,平台需要明确哪些风险信息具有全球传播价值,哪些可能仅属于区域性风险或危害性较小的风险,这需要各方秉持开放态度共同协商,以免造成信息过载和恐慌情绪的蔓延。虽然媒介的风险预警功能至关重要,但同样需要关注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在原本就存在诸多脆弱性因素的国际社会与用户心理状态下,过度曝光风险信息可能导致全球公众陷入焦虑的负面情绪漩涡,这无疑与风险治理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在将计算技术等科学工具应用于人类社会时,必须秉持必要的道德考量,避免将应急状态常态化,减轻公众的心理负担。

  (二)传播效果的智能洞察:从结果呈现到原因解析

  在构建评价指标的基础上科学评估国际传播效果是当前的重要任务。⑨长期以来,传播效果评估主要依赖于阅读量、点赞量等基础的数据指标,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兴起,传播效果评估迎来了进一步细化的契机,媒体能够获取视频完播率、平均播放时长等更为精细的量化呈现。然而,这些数据侧重于结果呈现,仅揭示了传播效果的表象特征,没能为媒体拨开迷雾,对促成这些数据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进行分析。

  在国际传播语境下,这一局限性显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国际传播实践中存在着“自说自话”的尴尬现象,传播内容难以精准触达用户内心,引发有效共鸣。为突破这一困境,引入AI技术进行更深层次的数据分析显得尤为必要。借助智能分析算法,媒体得以在充分尊重用户隐私权的前提下挖掘更为丰富和精细的用户行为数据,例如,通过分析用户的视频退出行为,探究用户选择终止观看的原因,进而分析内容吸引力的短板所在;通过梳理评论区和弹幕区的用户讨论,提取出用户对视频的评价和建议,精准把握受众的观看反馈;同时,通过追踪用户对同类视频的观看行为,对比分析同类视频的播放效果差异。由此,效果分析的重点聚焦于原因探究而非仅仅停留在结果描述,这可以帮助媒体调整内容创作策略,增强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三)全球公众的友好互动:助力多元声音传播

  当下,全球舆论场呈现出显著的撕裂态势,计算国际传播作为一种积极面向实践的传播策略,理应肩负起促进国际间交流和理解的重任,在弥合分歧、增进共识方面发挥作用。首先,媒体和平台应帮助用户更全面地理解复杂事件。通过分析用户浏览历史等数据,针对性推送相关报道,帮助用户从碎片化信息获取迈向系统性知识构建。同时,平台应优化推荐算法,引入多元信息,打破“信息回声室”效应,使用户接触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声音。其次,构建跨文化对话机制是破除文化隔阂、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方式。国际传播主体应利用全球性社交媒体搭建沟通桥梁,汇聚各国专家商议全球性议题,为公众提供多元视角,促进理性交流。

  若要推动全球友好互动,还需提升“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上的音量,打破西方主导的传播格局。当下,部分“全球南方”媒体在社交平台的数字化转型并不成功,获得的关注度较为有限。⑩计算技术可以为南方媒体实现突围提供帮助,例如,“全球南方”媒体可以借助AI挖掘既契合南方视角又具有全球吸引力的选题,改变以往被动追随西方议题的局面。同时,信息的跨文化传播需充分考虑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从语言表达的本土化转换、内容形式的适应性调整,到价值层面的共鸣营造,依托智能分析技术,“全球南方”媒体可以有效提升传播效果。

  四、结语

  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中,技术迅猛发展,信息搭乘技术的快车以几乎实时的速度流向全球,“非线性”“指数级”影响已成为日常景观,各类“黑天鹅”事件频发,自然灾难与社会动荡交织,构成了一幅危机四伏的全球信息图景,人们置身于这样一个“非常态即常态”的世界中。从技术应用的表象来看,速度、数量、精准度等指标似乎都在走向极致。但是,过度追求这些维度的提升也潜藏着许多风险,人们在信息洪流中陷入麻木,传播者被数据桎梏,进而可能在追求效率的过程中跨越伦理界限。最悲观的结局莫过于技术的价值凌驾于人类的价值之上,技术成为主体,人类的故事则沦为技术发展史诗的注脚。

  人与人之间原本基于自然感官的直接体验和真诚互动,在技术浪潮中似乎成为了次要的、可被替代的存在,这是媒介技术进步带来的错觉。如今我们可以和全球民众交流,代价是经过数据和计算“黑箱”的中介,这似乎离“诗意的栖居”愈发遥远。鉴于此,我们不能过度依赖技术,在国际交流过程中,依旧需要珍视并守护人与人之间基于本能和直觉的交流体验,它能够穿越语言、地域和种族的重重障碍,直接触及人们的心灵深处。

  匡文波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鑫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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