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准战略支点 构筑数字贸易新优势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重构与数字技术迭代加速的背景下，数字贸易已成为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赛道。2023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规模达2.72万亿元，同比增长8.5%，占我国服务贸易的比重达41.3%，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24年前三季度，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达到2.13万亿元，同比增长5.3%，再创历史新高。

　　去年8月，中办、国办联合发布《关于数字贸易改革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9年，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占我国服务贸易比重提高到45%以上，到2035年要提高到50%以上。未来，以数字技术贸易、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贸易为核心的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贸易将迎来更好、更快、更大的发展。但是，面对国际规则重构、技术壁垒高企、结构性失衡等挑战，需从技术底座、制度创新、规则博弈、生态培育四重维度协同发力，找准促进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构筑数字贸易新优势。

　　筑牢数字底座 撬动技术创新的支点

　　突破基础研究的“核心圈”。聚焦人工智能、量子计算、6G通信等底层技术，立足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卫星导航等关键核心技术，发挥我国科技创新中的新型举国体制作用，探索设立“国家数字技术攻坚基金”，推进“里程碑式资助”“揭榜挂帅”等机制，定向支持底层共性技术以及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加力推动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领域“卡脖子”技术的国产替代，增强原创性、颠覆性数字技术的创新，夯实数字技术基础。

　　构建应用转化的“加速器”。推动数字技术与数字贸易的深度融合，探索推行“数字贸易行业数字化转型伙伴计划” ，遴选数字技术与数字贸易的龙头企业，搭建高性能的数字技术供需对接平台。针对开展数字技术贸易、数字产品贸易、数字服务贸易、数据贸易的各类市场主体，积极推进跨境数字化交付平台建设，实现订单、流通、支付全链路智能化，全面压缩交易成本，使创新的数字技术全面、充分注入数字贸易全环节、全链条。

　　培育“雨林式”创新生态。借鉴硅谷“技术+资本+人才”共生模式，打造支撑数字贸易发展的“数字技术创新走廊”。推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数字贸易与数字技术发达的区域，建设跨区域、国际化的数字技术协同创新中心，吸引全球顶尖算法工程师、数据科学家等组建联合实验室，推动建设离岸创新中心和开源生态社区，不断优化数字技术的创新生态，形成“雨林式”的创新生态格局。

　　突破制度藩篱 撬动政策适配的支点

　　建设数据流动的“安全港”。完善数据跨境流动的负面清单，细化数据场景及范围、敏感个人信息量级规定以及数据出境路径的适用标准等，打通数据跨境流动梗阻，探索构建“ 数据分级流动管理体系”，探索对金融、医疗等高敏数据实行“审批制”，对工业、商贸数据等实施“备案制”，对科研数据推行“负面清单”管理。研发国产化隐私计算平台，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降低企业合规成本，支撑数据安全有序地流动。

　　升级自贸试验区的“压力测试”。充分发挥全国22个自贸试验区政策与服务优势，在海南自贸港、上海临港新片区、北京自贸区商务及科技片区等数字贸易基础与优势较显著的区域，深入开展“数字自贸区”改革，试行数字产品“零关税”、跨境数据“负面清单”、数字身份和电子认证国际互认等制度。探索建立离岸数字服务交易中心，允许外资企业参与数据要素市场化定价，激活万亿级数据交易市场。

　　织密法律保障“防护网”。借鉴北京、海南等地方数字经济的立法经验，加快出台全国《数字经济促进法》，明确数据产权、跨境传输、算法治理等法律边界，加强对源代码、算法、加密密钥、商业秘密以及其他专有信息的法律保护。建立数字贸易纠纷“一站式”仲裁机制，引入区块链技术实现电子证据固化和跨境司法协作，强化法律保障。

　　做好规则博弈 撬动国际标准的支点

　　“主动融入”国际高标准规则。加速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产品非歧视、数据自由流动等条款，探索在杭州、成都等数字枢纽城市建立“规则适配试验区”。推动国内电子签名、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标准与国际互认，减少企业跨境合规成本，积极对标、主动融入国际数字贸易的高标准规则。

　　“反向输出”中国技术标准。探索实施“中国数字标准出海计划”，重点聚焦在5G通信、云计算、智慧城市等数字贸易的优势领域，通过“一带一路”合作项目等多种渠道与手段，积极嵌入中国数字技术标准体系。探索设立“国家数字标准推广基金”，支持采用中国标准的海外基建项目建设。

　　“主场构建”多边机制。探索发起“金砖国家数字贸易联盟”，加快建立区域性的数字支付网络，推动建立新兴市场国家数据流动共识框架。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积极主导制定数字服务分类标准，打破美欧在数字税、知识产权等领域的规则垄断。

　　强化生态培育 撬动主体要素的支点

　　“分层赋能”企业梯队。构建“领军企业+隐形冠军+初创企业”数字贸易企业培育体系，支持数字贸易龙头、骨干企业建设海外研发中心，实施“数字服务出口倍增计划”，为数字贸易企业提供定制化出口信用保险。探索设立“数字贸易天使基金”，加强对面向国际市场的元宇宙、Web3.0、大模型等前沿领域的企业及项目支持，培育梯次化的数字贸易市场主体体系。

　　“跨境融通”要素市场。依托服贸会、数贸会、进博会、广交会、消博会等重大活动，打造融技术交易、资本对接、人才流动、数据交互“四位一体”的要素平台。试点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QFLP）投资数字新基建，探索“数字人才签证”制度，打通数字贸易领域的要素跨境瓶颈。

　　“全链覆盖”风险防控。加快建立数字贸易安全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关键技术断供、数据泄露等风险。组建国家级数字贸易应急响应机制，加强对遭遇“长臂管辖”的企业提供法律支援，探索建立“数字贸易风险补偿基金”，增强数字贸易领域全链条、全体系的风险防控能力。

　　从国际上看，数字贸易竞争是一场包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设计能力、规则塑造能力、生态整合能力的系统较量，我国需要通过技术攻坚打破路径依赖、制度创新突破行政壁垒、规则博弈重构权力格局、生态培育激活市场活力，在数字贸易“新航海时代”抢占制高点，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东方智慧。

　　（作者系投资北京国际有限公司研究总监、投资北京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