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中国人口大危机
- 来源:澳门月刊
- 关键字:老龄化,中国,人口,危机
- 发布时间:2011-09-01 15:22
如果说中国政府通过过去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成功遏制了人口爆炸危机的话，那么接下来的更长时期内将不得不应对另一场更为棘手的人口危机——老龄化。这一被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称为“21世纪中国的最大风险”不仅对国家有限的财政禀赋资源非常巨大的考验。
中国在加速“变老”
当马尔萨斯在18世纪创立自己的人口理论的时候，这位大声疾呼“人类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的英国经济学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的理论会在两个世纪以后的中国得到了最为出色而成功的运用。资料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推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控制试验以来，中国已经成功实施少生近4亿人的计划。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2010年，中国国内总人口达13.4亿，而按照中国官方的解释，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一人口增长目标将提前4年达到。
然而，在人口增量危机得到缓释的同时，另一个危机——人口老龄化卻不期而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佔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时，就意味著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而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4%为“老龄社会”。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78亿，佔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2亿，佔总人口的8.87%，这就意味著我国迈入“老龄社会”。
多方面的研究结论共同表明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进入急剧加速轨道。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长80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2亿。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发佈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透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佔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政策反思之痛
儘管“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阶段，但是，面对著中国老龄化人口的膨胀之势与跃进之速，运用普通的人口学原理究原探因都会显得不够深入，道理很简单，在中国老龄化的非常状态背后，隐藏著的是人口政策的巨大推力。
的确，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於控制一度增长过快的中国人口速度发生了不可抹杀的历史性作用，但由此出现的不断拉低的人口生育率同样不可忽视。所谓人口生育率，即是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一般而言，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是5.5，1980年为2.29，而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报告，自从1991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但是，据专家学者的计算，即使考虑进“偷生”因素，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5至1.6。在低生育率人口增长环境中，人口金字塔的底部相对缩减，即儿童少年的人口佔比减少和老年人口的佔比相应提升。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从0-14岁少年人口佔比来看，2010年我国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著过去10年少年人口佔比在加速减少。
由独生子女政策推动而成的男女性比失衡是加剧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強大力量。众所周知，偏爱男孩是中国传统的生育观，而这种生育观在“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驱动之下得到进一步強化，但由此造成的中国男女性别失衡的矛盾卻格外突出。按照国际标准，0-4岁男婴与女婴的正常比例是1.03～1.05∶1，我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2000年达到1.18∶1，2010年升至1.2：1。显然，男女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已经並且还将继续拉低中国的生育率，相应老龄化程度将日趋加深。
必须指出，在人口结构的趋势判断上，決策层存在著明显的误判，即高估人口生育率和低估老龄化率。按照“十一五”人口规划，2010年人口总规模应为13.6亿，这一结果是依据1.8的生育率在2005年总人口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但是，到2010年底我国实际人口只有13.4亿人，比“十一五”人口规划数少了2000万。对於人口结构的误判使得计划生育政策未能进行及时地调整，尤其是在生育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人口老龄化没能得到有效的缓冲，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愈发严重。
21世纪的最大风险
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眼中，连同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被看作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风险。虽然这种判识有点危言耸听，但只要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和深入到更加具体的微观层面，就不难感知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压力。
应当承认，正是过去30年中每年高达为1000万的劳动力供给量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使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因此，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在所有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要素中，劳动力的贡献率达到了26.8%。然而，伴随著生育率的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预测，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将进入“关窗期”。
一定意义上而言，“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中国比较优势的丧失。一方面，由於抚养比的降低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力成本将迅速上升，特别是在生育率下降所引起的后续劳动供给断层的情況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常步伐因此可能会被打断。另一方面，在“先老”意味著劳动密集比较优势消失的同时，“未富”的存在使中国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在资本密集形产业中形成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这样中国经济未来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
像全球其它国家一样，由於老年人口增加所引起的财政资源分流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的资本约束在中国特别明显。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2001—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15万亿元人民币。问题的关键在於，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於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在国家未来不得不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於老年人口的福利投资之上时，其形成的“挤出效应”必然拖曳经济增长步伐。
事实上，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还承受著老年人口社会保障设施建设的巨大压力。以养老床位为例，目前中国的养老床位数是260多万张，不仅低於发达国家5%到7%的比例，也低於一些发展中国家2%或3%的比例，按国际平均每千名老人佔有养老床位50张测算，中国老年人共需养老床位800万张，即未来共需要新增床位500多万张，而仅此一项，保守估计需要投资超过4700亿元人民币。
家庭养老成本的增升是未来中国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四二一”的漏斗型状态，即四个老人，中间是一对小夫妻（第一代独生子女），下面是一个小太阳（第二代独生子女）；而再过十五至二十年，当小太阳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将面对12个老人。如此之大的养老压力附加於身，不仅仅是家庭经济与财力负担，还有为赡养老人而不得不透支的时间与精力，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势必遭到无情的压抑与稀释。
为“老龄化”减压
应当承认，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強力限制人口正向增长完全不同，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试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扭转人口进一步老龄化的趋势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因此，对於中国政府而言，接下来的必然选择就是进行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
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我们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放棄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並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实，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的有效匹配还具有另一层面的意义，即高端的产业层次能够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使得新生的劳动人口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增強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赡养能力。
二、构建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於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针对在我国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现实，我国有必要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推进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要求包括全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整合社会资源，在社区层面普遍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和场所，组建专业化、职业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三、适时变革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时至今日，已经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未来我国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存在著明显的不利影响，也无益於整个社会老龄化的改善，因此应当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放松。目前可以考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並严格控制生育3个孩子的生育管理取向。当然官方可能担心放开“二胎”政策将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其实未必如此。我国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一些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覆盖人口840万，但多年来生育水平保持在2.0以下，並没有出现因政策放宽而引发的出生反弹。显然，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不仅有利於防止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同时有利於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适度延长职工退休时间。除了目前退休人群的增加导致养老金难以承受巨大的支付压力外，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计算的，即每个人退休后大约可存活10年左右，然而，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职工退休后可以存活20年甚至30年。正是如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退休制度，推迟法定退休年龄。至少目前可以考虑推行富有弹性的退休政策，如根据与年龄的关联度对不同的工作岗位设置有区别的退休年龄，符合一定条件的劳动者可申请提前退休，但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愿意继续发挥余热且身体条件允许的可以推迟退休。
五、积极培育“银发”产业。老龄产业既包括了传统老龄产业，如服装、医药、食品、特殊商品、交通、保健等，又包括了现代老龄产业，如娱乐、旅遊、金融、地产、社区服务和老年教育等多种行业。从理论上看，老年群体需求可以催生一个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而老龄产业的成长与壮大可以为经济增添新动力。因此，据财政部预测，2050年左右，我国老龄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果真如此，老龄产业的成长极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为中国营造出又一次“人口红利”的机会。
广州/张锐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
……
中国在加速“变老”
当马尔萨斯在18世纪创立自己的人口理论的时候，这位大声疾呼“人类必须控制人口增长”的英国经济学家无论如何不会想到自己的理论会在两个世纪以后的中国得到了最为出色而成功的运用。资料显示，自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推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控制试验以来，中国已经成功实施少生近4亿人的计划。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截止到2010年，中国国内总人口达13.4亿，而按照中国官方的解释，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这一人口增长目标将提前4年达到。
然而，在人口增量危机得到缓释的同时，另一个危机——人口老龄化卻不期而至。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佔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时，就意味著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而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4%为“老龄社会”。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78亿，佔总人口的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2亿，佔总人口的8.87%，这就意味著我国迈入“老龄社会”。
多方面的研究结论共同表明未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将进入急剧加速轨道。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长80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2亿。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发佈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透露，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佔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政策反思之痛
儘管“老龄化”是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阶段，但是，面对著中国老龄化人口的膨胀之势与跃进之速，运用普通的人口学原理究原探因都会显得不够深入，道理很简单，在中国老龄化的非常状态背后，隐藏著的是人口政策的巨大推力。
的确，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於控制一度增长过快的中国人口速度发生了不可抹杀的历史性作用，但由此出现的不断拉低的人口生育率同样不可忽视。所谓人口生育率，即是指每个妇女平均生育的子女数。一般而言，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是5.5，1980年为2.29，而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报告，自从1991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但是，据专家学者的计算，即使考虑进“偷生”因素，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5至1.6。在低生育率人口增长环境中，人口金字塔的底部相对缩减，即儿童少年的人口佔比减少和老年人口的佔比相应提升。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从0-14岁少年人口佔比来看，2010年我国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著过去10年少年人口佔比在加速减少。
由独生子女政策推动而成的男女性比失衡是加剧中国老龄化的另一个強大力量。众所周知，偏爱男孩是中国传统的生育观，而这种生育观在“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驱动之下得到进一步強化，但由此造成的中国男女性别失衡的矛盾卻格外突出。按照国际标准，0-4岁男婴与女婴的正常比例是1.03～1.05∶1，我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2000年达到1.18∶1，2010年升至1.2：1。显然，男女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已经並且还将继续拉低中国的生育率，相应老龄化程度将日趋加深。
必须指出，在人口结构的趋势判断上，決策层存在著明显的误判，即高估人口生育率和低估老龄化率。按照“十一五”人口规划，2010年人口总规模应为13.6亿，这一结果是依据1.8的生育率在2005年总人口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但是，到2010年底我国实际人口只有13.4亿人，比“十一五”人口规划数少了2000万。对於人口结构的误判使得计划生育政策未能进行及时地调整，尤其是在生育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人口老龄化没能得到有效的缓冲，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愈发严重。
21世纪的最大风险
在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眼中，连同低生育率和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被看作是21世纪中国的最大风险。虽然这种判识有点危言耸听，但只要站在更为宏观的高度和深入到更加具体的微观层面，就不难感知到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巨大压力。
应当承认，正是过去30年中每年高达为1000万的劳动力供给量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使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因此，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在所有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要素中，劳动力的贡献率达到了26.8%。然而，伴随著生育率的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预测，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将进入“关窗期”。
一定意义上而言，“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中国比较优势的丧失。一方面，由於抚养比的降低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力成本将迅速上升，特别是在生育率下降所引起的后续劳动供给断层的情況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常步伐因此可能会被打断。另一方面，在“先老”意味著劳动密集比较优势消失的同时，“未富”的存在使中国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在资本密集形产业中形成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这样中国经济未来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
像全球其它国家一样，由於老年人口增加所引起的财政资源分流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的资本约束在中国特别明显。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2001—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15万亿元人民币。问题的关键在於，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於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在国家未来不得不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於老年人口的福利投资之上时，其形成的“挤出效应”必然拖曳经济增长步伐。
事实上，与其它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还承受著老年人口社会保障设施建设的巨大压力。以养老床位为例，目前中国的养老床位数是260多万张，不仅低於发达国家5%到7%的比例，也低於一些发展中国家2%或3%的比例，按国际平均每千名老人佔有养老床位50张测算，中国老年人共需养老床位800万张，即未来共需要新增床位500多万张，而仅此一项，保守估计需要投资超过4700亿元人民币。
家庭养老成本的增升是未来中国每个家庭必须面对的残酷事实。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四二一”的漏斗型状态，即四个老人，中间是一对小夫妻（第一代独生子女），下面是一个小太阳（第二代独生子女）；而再过十五至二十年，当小太阳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将面对12个老人。如此之大的养老压力附加於身，不仅仅是家庭经济与财力负担，还有为赡养老人而不得不透支的时间与精力，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势必遭到无情的压抑与稀释。
为“老龄化”减压
应当承认，与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強力限制人口正向增长完全不同，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试图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扭转人口进一步老龄化的趋势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因此，对於中国政府而言，接下来的必然选择就是进行适应老龄化社会的制度安排与政策设计。
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我们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放棄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並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实，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的有效匹配还具有另一层面的意义，即高端的产业层次能够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使得新生的劳动人口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增強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赡养能力。
二、构建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於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针对在我国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现实，我国有必要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推进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要求包括全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整合社会资源，在社区层面普遍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和场所，组建专业化、职业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三、适时变革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时至今日，已经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对未来我国人口结构的进一步优化存在著明显的不利影响，也无益於整个社会老龄化的改善，因此应当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放松。目前可以考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並严格控制生育3个孩子的生育管理取向。当然官方可能担心放开“二胎”政策将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其实未必如此。我国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一些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覆盖人口840万，但多年来生育水平保持在2.0以下，並没有出现因政策放宽而引发的出生反弹。显然，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不仅有利於防止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同时有利於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四、适度延长职工退休时间。除了目前退休人群的增加导致养老金难以承受巨大的支付压力外，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计算的，即每个人退休后大约可存活10年左右，然而，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职工退休后可以存活20年甚至30年。正是如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退休制度，推迟法定退休年龄。至少目前可以考虑推行富有弹性的退休政策，如根据与年龄的关联度对不同的工作岗位设置有区别的退休年龄，符合一定条件的劳动者可申请提前退休，但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愿意继续发挥余热且身体条件允许的可以推迟退休。
五、积极培育“银发”产业。老龄产业既包括了传统老龄产业，如服装、医药、食品、特殊商品、交通、保健等，又包括了现代老龄产业，如娱乐、旅遊、金融、地产、社区服务和老年教育等多种行业。从理论上看，老年群体需求可以催生一个巨大的老年消费市场，而老龄产业的成长与壮大可以为经济增添新动力。因此，据财政部预测，2050年左右，我国老龄市场的消费需求将达到5万亿元，果真如此，老龄产业的成长极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为中国营造出又一次“人口红利”的机会。
广州/张锐
（作者系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天河学院经济学教授）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