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接班人

　　上一代的帝国管理者为做好权力的传递工作，除了人事铺垫，还要完成对子辈的性格塑造，或者说性格改造，其宗旨在于使继承人的性格不会构成一种风险，一种倾覆帝国的风险。

　　以李世民父子为例，第一任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被淘汰，主要还是因为性格问题。李承乾过于焦躁暴戾，喜爱作秀，这可能让李世民想到了当年的自己，李世民一代英主，还可以主动自我改造，但即使这样都已经很辛苦了，一部贞观纳谏史，就是一部李世民改造性格的天人相争史，但对于从未有过创业历练的李承乾，可别做这样的指望了。

　　魏王李泰城府过深，精于算计，可能让李世民想到了更远的隋炀帝，这更让他胆寒。二人的性格，已经构成了倾覆帝国的风险因素，这让李世民一度陷入绝望，从胡床上滚下来，甚至要拔刀自戕。一个成熟的帝国，一个已经走上正轨的帝国，需要一个性格不张扬，沉稳，仁慈的管理者，而在废除李承乾的那一刻，李世民的脑子一时处于短路状态，因此有了以上那种寻死觅活的表现。等脑袋一根筋的状态过后，其他的选项才浮现在李世民眼前，“仁孝”的晋王李治成了引导他走出黑暗绝境的明灯。因此，他如释重负地说：“我欲立晋王。”

　　本着让帝国沉稳运行的目的，李世民开始了对继承人的性格打造。我们从琐碎的记录看这种教育：某日，吃饭，太宗对太子说：你要是知道耕种的艰难，就不愁没饭吃。某日，骑马，太宗对太子说：你要是节省马力，就能经常骑它；某日，泛舟，太宗对太子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而唐太宗教育太子时经常使用的语气就是：“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一个惜字，一个谨字，都是保守语气，蕴含着降低帝国运行风险的期望，好比一个教练对考驾照的人说：“小心，避开，绕弯。”

　　爱惜民力，仁慈节俭，谦逊礼让，对于一个中国古代帝王而言，是绝对正确绝对神圣绝对不可少的品质要求，李世民的教育没有多少创意，但也是必不可少的。

　　然而，李世民似乎没有注意到差异教育。他没有注意到，他强调突出的教育内容，其实是太子本身就不缺少的，李治在仁孝方面的素质，不需要太多的栽培了，唐太宗却还在重复教育，在某一处土壤上反复施肥；另外方面的素质，例如果敢，英武，能断，却不能补上来。

　　其实比李世民早六个多世纪的三国时代，已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蜀国大臣孟光问太子刘睿（阿斗的儿子）的教育，老师郤正说：“太子侍奉双亲虔恭，接待大臣仁恕。”孟光不以为然地说：“这些都是普通人家的教育，我问的是权略方面的培养。”他的意思是，太子将来要掌国的，不光是恭敬仁义，还要有权谋方略的教育，要塑造他的管理者性格。

　　李世民这样教育的结果就是，李治先天卑弱的性格，没有从父辈那里得到矫正，史书记载：“高宗为晋王，以文德皇后最少子，后崩后累年，太宗怜之，不令出阁，至立为太子。”李治一直到立为太子才出来见大世面的。他此前一直生活在一个保姆、奶娘和姐妹包围的世界，唐太宗当初并没有将他当成接班人培养，后来意欲当成接班人培养，却还是在他卑弱的土壤上浇灌仁孝的营养，整个程序是有问题的。

　　也许，我们没有理由责备李世民的教育，因为一个成熟的帝国，确实需要一个性格上没有风险的管理者。然而，悲剧的是，李世民根本没有意识到，走上正轨的大唐帝国，在继承人机制上却仍不成熟，仍然遵循丛林法则，李治的这种性格，无法保证李氏政权在血统上的一贯性。武则天的出现，不是大唐帝国管理上的悲剧，却是李氏血统的悲剧。

　　历史的必然性就在这里，一个帝国的命运有它自己的规律，不是通过精心塑造继承人的性格所能去掌控的。李世民，你没有做错，也没有做对，你只是做了。

　　刘黎平 这是一个早就发生在无数对父子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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