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五大耻辱

　　曾国藩早年是一个典型的愤青。单线思维、唯我独革、愤世嫉俗，做起事来手段单一、风格强硬、纯刚至猛。因此处处碰壁，动辄得咎。中年以后，他的做法风格由方正刻板变为圆通世故，大刚若柔，大智若愚，由此与官场大体相安，成就了底定东南的大业。

　　这番变化，得益于一生中的几次大挫折。

　　读书期间被考官公开批责

　　道光十二年(1832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又一次参加秀才考试。曾国藩此前五次考秀才，都名落孙山，这一次，却被学台(相当于省教育厅长)悬牌(发布公告)，责其“文理太浅”，以佾生注册。“(佾生”是指考秀才虽未入围但成绩尚好者，由学台选取充任孔庙中祭礼乐舞的人员。佾生下次考试只参加院试即可，故称“半个秀才”。)

　　一般人看来，获得“佾生”资格也算小有收获。曾国藩却视在大庭广众之下被悬牌批责为奇耻大辱。这一次“悬牌批责”，如当头棒喝，学了十六年也没有学通的曾国藩豁然贯通，转过年来，第七次参加考试，终于中了秀才。又一年，中了举人，又四年，中进士，点翰林，从此飞黄腾达。

　　第二次大辱，曾国藩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余初为京师权贵所唾骂”，一种是“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

　　九卿讥笑“画图太陋”

　　曾国藩的京官生涯，仅从升迁角度看，是一帆风顺的，十年七迁，从一个普通进士迅速成为副部级官员。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得意溢于言表。然而，此时，曾国藩的许多诗文中却充满了失望、不满和颓丧之语。

　　道光年间的大清王朝是一个病势危急、行将就木的病人，然政治家们安之若素，国藩郁怀如焚，虽位列卿贰，但想推动大清王朝进行根本改革，没有任何可能。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皇帝去世，年方二十的咸丰登基，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曾国藩心情激奋，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建议皇帝举行“日讲”。这道奏折得到了良好的反应，皇帝命令他对“日讲”详细解释。于是曾国藩准备讲稿，并非画了一张解释理学原理的图表，不过他本不擅图画，这张图画得相当难看。

　　讲稿在九卿中传阅之后，曾国藩成了北京官场议论的中心，但大家议论的不是他的赤心血诚，而是讥笑他“画图太陋”。这固然是曾国藩准备不充分导致的自取其辱，其实何尝不是官场看他风头太盛、锋芒太露而引发的自然反应，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平生第二大堑”。

　　京官生涯被“权贵唾骂”

　　曾国藩晚年回忆，“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

　　大名大位者之一，就是那位因鸦片战争而出名的琦善。琦善出身贵族，在朝廷中根深蒂固，陕甘总督任内有人参他“妄加诛戮”，皇帝命革职交刑部审讯。

　　虽然获罪，回到北京后，会审人员只寻“微琐细事”令琦善回答，刑部尚书恒春甚至要将举报人萨迎阿的四名下属当做罪犯抓来。这明显是违反大清律例的，但无人反对，只有当时兼属刑部侍郎的曾国藩挺身而出。慑于曾国藩的刚直，咸丰二年四月，琦善被革职。

　　本来，曾国藩在京官中人缘颇好。然而这次挑战却令他人际关系网出现巨大破洞，他打破了“官官相护”的潜规则，因而成为官场上的异类。“诸公贵人见之或引避，至不与同席。”因此曾国藩在咸丰二年几乎成了京师人人唾骂的人物。

　　湖南的尴尬岁月

　　咸丰二年底，咸丰皇帝一道紧急命令传到了荷叶。原来不久前太平军挥师北上，湖南各地，纷纷糜烂。咸丰皇帝情急之下，诏命在乡下老家为母亲守孝的曾国藩帮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以保卫乡里。曾国藩应命出山，一到长沙，他就展现出雷厉风行的办事风格，在自己的公馆里开设了一个“审案局”，凡有地方土匪、流氓、抢劫犯被抓获，不必经过州县，直接送到这里。社会秩序迅速安定下来。奇怪的是，曾国藩勇于任事，没有赢得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原因只有一个，他动了别人的奶酪。

　　权力是官员们的眼珠，只有曾国藩一个人，一不要钱，二不要利，只想真正为国家分忧，他再一次触犯了官场的潜规则。

　　在练兵方面，曾国藩在中国军事史上首先发明了“政治教育”。这当然是好事，但问题是曾国藩又一次把手伸向了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外。驻长沙的绿营军，军纪废弛，曾国藩命令驻省的正规军队每三、八二日，与湘军一起“会操”。这一利国利军之举，却差点让曾国藩送了命。

　　绿营军看不惯湘勇，便经常借故与湘勇械斗，连曾国藩自己都差点挨刀。巡抚骆秉章本该调停却装聋作哑，暗暗发笑，湖南官员们眼见飞扬跋扈的二品大员被狠狠地修理，个个眉开眼笑。

　　咸丰三年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按理说，皇帝交给曾国藩的任务是练兵，军费自然由国家供给。问题是，当时国家财政收入用来供给绿营尚且不足，湖南省官员既与他关系紧张，自然也不会为他慷慨解囊。

　　曾国藩想来想去，想出了一个办法：劝捐。劝那些大户捐款，回报是由国家授予他们一些荣誉性的虚职。然而，曾国藩本身非官非绅，收据由曾国藩自己刊印，信用不高。劝而不动，他只好强行勒派。结果得钱不多，招怨不少，甚至因为劝捐，他还得罪了皇帝。

　　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苦练湘军，最终打败了太平军，终于取得了胜利，挽回了面子，可以说，没有长沙之辱，就没有曾国藩后半生的功名事业。曾国藩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几十年后，他在家书中教育儿子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为有所利而成者居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半。”

　　曾国藩的江西之困

　　湘军的意外崛起，使昏惨惨黄泉路近的大清王朝又看到了起死回生的希望。一时间，朝廷褒奖，绅民欢呼。

　　按理说，此时的曾国藩应该会呼风唤雨、八面逢源了吧？不是。曾国藩的日子仍不好过。因为体制仍然不顺，饷项仍须自筹，问题的焦点在于曾国藩没有实权。军事离不开民事，招兵、选将，购置武器，“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而地方官却往往不予配合。

　　曾国藩需要实权，皇帝心里很明白。然而，目光短浅的咸丰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他以前只知曾国藩胆子大，敢于撄皇帝之逆麟。这次才知道此人本领大，以在籍侍郎，振臂一呼，就集兵数万，所向披靡。如果他打败了太平军后反戈朝廷，那岂不是比太平军还难对付？即使他不反戈，但由汉人立下拯救王朝之全功，以后满洲八旗的威信何在？皇帝的如意算盘是让曾国藩游击野战，歼灭太平军有生力量。最后仍由盘踞在天京脚下的满族将领收功。因此虽然屡获大胜，湘军与清王朝体制上的矛盾仍然没有理顺，曾国藩的处境仍然十分艰难。这种艰难在江西表现得最为充分。

　　鉴于湘军是唯一有战斗力的部队，咸丰皇帝命曾国藩出省作战，支援困境中的江西。

　　湘军出省作战实行的是“就地筹饷”，江西省官僚系统负有供饷之责。其时江西巡抚是陈启迈。其人气度狭隘，寸权必争。因此他对曾国藩指手画脚，呼来喝去，而所下命令又朝三暮四，令人左右为难。

　　对这样一个毫不知兵的巡抚，曾国藩实在只好拒不从命。这下子惹火了陈启迈，对曾国藩“多方掣肘，动以不肯给饷为词”。没办法，曾国藩只好自己想办法在江西筹饷，这又侵犯了陈启迈的财政权。曾国藩忍无可忍，于咸丰五年六月十二日，以陈启迈“劣迹太多，恐怕贻误大局”，上奏参劾。咸丰阅之大怒，立刻将陈启迈革职查办。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又重复了湖南的经验，这次参劾不但没有使其他江西官员束手，反而令他们变本加厉。接替陈启迈任江西巡抚的文俊行事一如陈氏，江西官员在他的率领下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下绊子设障碍。甚至曾国藩的兵勇也被人毒骂痛打，当然，使他“积泪涨江”的根本原因，不是江西官员的个人素质，而是咸丰皇帝对自己不信任。这就是曾国藩所说的“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的难堪经历。

　　儒道溶揉，如鱼得水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他接到了父亲的讣告，这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

　　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咸丰八年皇帝不得不重新起用曾国藩。曾国藩再不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首先，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他在启程前首先给各军将领、各地大吏每人致信一封，以非常谦恭的语气，乞惠“指针”。到了长沙之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他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借以稍息浮言”。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然而这套儒道溶揉的老练神鬼莫测的神态在官场上却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从此曾国藩用人备饷比以前大为顺利。他自己也满意地说：“吾往年在外，与官场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二是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奉到，初七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起程日程折》，平实沉稳，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颇得皇帝欢心。再出之后不久，皇帝命他率部入四川。他不愿奉命，但也不再公开抗旨，而是连上数折，或托词所部正攻打景德镇，无法分身。

　　第三是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令部下出生入死。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在升任两江总督后不久，他写信给曾国荃说：“周俊大兄昨来家中，以久试不进，欲投营博一功名。渠若果至吉营，望弟即日填功牌送之，兼送以来往途费。如有机可假，或恰逢克复之日，则望保以从九县丞之类，以全余多年旧好。”

　　他要弟弟移花接木，给从未上战场的周氏送上一顶九品乌纱。此时，在官场混迹多年的曾国藩已不再是愤世嫉俗的愤怒青年，而已成为善于“揣摩风会”的油滑官僚。在十多年的带兵生涯里，曾国藩湘军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而文职官员中，有二十六人成为督抚一级的大员，五十人成为三品以上的大员，至于道、府、州、县的官员更数不胜数了。四是治军不再一味从严，而是宽严相济。

　　他以前对战争的抢劫查得很严，而再出山后，对于抢劫所得，他通常“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

　　晚年曾国藩也像其他老滑官僚一样，熟练运用官场之“逆来顺受”字诀，将许多棘手之事一拖了之。

　　梁启超说：“曾文正者，……在当时诸贤杰中，最称钝拙，其所遭遇事会，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烁今而莫与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卓绝坚苦，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编辑/书含 文/张宏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