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自由度指数评析及其对澳门的参考价值
- 来源:澳门月刊
- 关键字:经济自由度 澳门 参考价值
- 发布时间:2010-09-10 14:45
2010年1月20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和传统基金会发佈本年度报告，公佈了2010年世界各地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排名结果。在全世界被评的179个国家（或地区）中，中国的香港连续十六年名列榜首，澳门、台湾分列第20和第27位，而中国则名列140位。
消息传来，众说纷纭。有为香港连年遥遥领先而赞叹不已的，有为澳门名次靠前且较上年提升一位而沾沾自喜的，也有为中国长期排名落后且比上年下降八个位次而大鸣不平的；对此笔者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评论，以求共识，以正视听。
经济自由度指数的由来
当前流行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是由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编制的。传统基金会是美国一家私营的政策研究机构，其性质属於“思想库”（智囊组织）的范畴。在美国，由於思想库的功能主要是“生产”思想、主张和政策建议，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是一类体现国家“软实力”的机构，甚至被称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根据经费来源的不同，美国的思想库大致分为四类，即：富豪或大财团出资建立的思想库，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府资助组建的思想库，如国会研究所、兰德公司；社会集资组建的思想库，如传统基金会；离任总统或著名政治人物设立的思想库，如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等。传统基金会属於同仁倡导、社会集资组建的第三类思想库。
传统基金会成立於1973年，总部设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右翼保守派的政治立场。基金会决策机构十四人理事会的成员大部分是企业家和曾在里根政府任职的官员。因此，传统基金会一向被视为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研究决策机构，代表着西南部财团保守势力的利益。
传统基金会成立后开展了许多活动，如出版包括对外政策和本土经济民生政策的研究报告，发表其成员的评论，实施培养人才的奖学金和见习计划等，而编制並公佈世界各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则是该会最有影响的活动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传统基金会广泛收集资料，逐年编製世界各地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並与《华尔街日报》联名发佈，逐渐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经济自由度指数是试图採用一系列可以测评的数据对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由程度做出评价的指标体系。起初是按照10大类50个指标进行衡量，每一指标的得分在1至5之间，1分为最高得分，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涉程度越低，从而经济自由度就越高；反之，得分越高则经济自由度越低。各个指标的相应值得出后，累加平均就得到该经济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由此可见，当初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经济自由度两者之间呈现反比关係。从2007年开始，传统基金会对原有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正，政府干涉越小的情况得分越高，评分也从五级记分改为百分制。这一改进使自由度指数与经济自由度呈现正相关关係，评分的结果也更加精细。
经济自由度排名的价值与局限
传统基金会建立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初衷应当说是良好的，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其最大的意义莫过於设法建立了一个指标体系，试图用逐步定量化的方法来测评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的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现象，以便交流经验、总结教训，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这项活动实施十余年来，由於方法相对先进且涉及深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加上又有在金融商务领域权威性的媒体《华尔街日报》的合作，确实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经济自由度指数编制与排名公佈已经暴露出不少局限性甚至缺陷。概言之，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从理论上看，其缺陷首先是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指标体系未必尽善尽美。目前该指数的组成包括十大项目，分别是商业自由度（BusinessFreedom）、贸易自由度（Trade Freedom）、财政自由度（Fiscal Freedom）、政府开支（Government Spending）、金融自由度（Monetary Freedom）、投资自由度（Investment Freedom）、财务自由度（Financial Freedom）、产权（Property Rights）、腐败对自由度的影响（Freedom from Corruption）以及劳工自由度（Labor Freedom）。每一大项又由数量不等的子项目组成，如商业自由度又包括新成立企业须办理手续的数目、需花费的时间、需要支付的费用、所需的最低资金，企业获得营业许可证须办理的手续、需花费的时间、需支付的费用，企业关闭所需的时间、需支付的费用，以及关闭企业的恢复率等10个小项。
在这里，指标体系显然有所疏漏，因为只考虑到了经济领域的因素，殊不知政治、科技、文化等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对於经济有时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在目前的体系中均未曾反应。这就将大大降低评议结果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理论上的另一个缺陷是用统一的指标对待千差万别的不同样本，特别是由於样本规模和有关参数（如人口总数、经济总量、人均GDP、通货膨胀率等）存在极大的差異，很容易发生由量变导致质变的情况，只用同一把尺子作为衡量样本的唯一标准，难免失之偏颇。例如，在2010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表中，中国被排在140位，而排在中国前面和后面一位的则分别是非洲小国吉布提和加勒比海小国海地。须知中国的人口总数为13亿，GDP总量达到79000亿美元，年度增长率为9.0%；而吉布迪和海地的人口分别只有80万和980万，GDP总量分别只有18亿和115亿美元。以中国和吉布提相比较，人口总数相差162.5倍，经济总量相差4388.8倍，竟然用同样的尺度去衡量而且得出十分相似的结果，可见该指标体系本身是很成问题的。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测评並不具备普遍的可操作性。由於指标过於繁琐，许多国家或地区难以提供相关数据，有不少数据的来源是欠精确的。正因为不同样本的数据来源和精准程度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所以往往导致样本的不可比性，进而影响测评结果总体上的精确性和可信度。仅以2006年为例。该年度有一些国家由於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稳定，数据不全，结果未能计算出评分的总和，包括伊拉克、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索马里、苏丹等7个国家。另外，有安道尔、不丹、多米尼加、东帝汶、摩纳哥、汤加、塞舌尔和梵蒂冈等18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口稀少、数据严重不全而未能列入统计。当年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总数共175个，未能列入排名或数据明显缺失的即达到25个，已佔国家和地区总数的七分之一。人们不禁质疑：当一种方法对将近15%的样本不适用的时候，这种方法还具有普遍意义吗？
最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更是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年多以来，中国力挽狂澜，以8.7%的GDP年增长率在世界遥遥领先，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奇迹雄辩地证明了这块广袤土地上极大的经济自由度，可是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测评结果卻只得到51分，在全世界排名140位，比上一年度竟下跌8位，在亚太地区也只能排在第31位，归於“不太自由地区”。这一排名与事实极端矛盾的现象，不说是荒谬，至少也是个莫大的讽刺。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仅仅是美国一家政治倾向保守、科研实力有限（工作人员180名左右、每年开销经费约3500万美元）的民间研究机构，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出发，试图弘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政治经济理念而自定规则的一项活动。尽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仍应适当评价，过度迷信或全盘否定都是不对的。
经济自由度排名对澳门的参考价值
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已经实施了16年，在世界各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尽管存在不足，毕竟覆盖面颇广且受到一定的关注。那么，澳门从2010年度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排名中又能够受到哪些启发、获得什么样的参考价值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乐观看待澳门经济的总体状况，对未来充满信心。澳门2010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总分为72.5分，比2009年度得分增加0.5分；排名亦略有提升，从去年的第21位上升至第20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41个参评单位中，澳门位居第6，名次仅低於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
正如传统基金会报告中所指出的：“澳门的总分远高於世界和地区的平均水平”。这一评价与事实相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
1999年回归祖国十年来，在祖国强大后盾的支撑下，澳门人民共同努力，特区政府恪尽职守，终於开创了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相对繁荣的大好局面。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测评与排名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为此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澳门经济发展的出色成就，充满信心地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第二，充分发扬澳门经济因素中的优势，保证经济高速增长。
考察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指标体系，可以发现澳门在所有的测评项目中得分情况比较平均，绝大部分的分值都比较高。在十大项目中，澳门有8个项目的得分高於世界平均值，最少的高出2.4个百分点，最多的则高出31个百分点。其中投资自由度（高31%）、政府经费（高30.2%）、财务自由度（高21.5%）、产权（高16.2%）和贸易自由度（高15.8%），都明显高出甚至遥遥领先。
正是由於这些方面因素的积极作用，澳门2009年保持了13.2%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人均GDP更高达59，430美元，明显超过了香港（43924美元）和台湾（30881美元）。
可以将上述项目视为澳门经济组成中的优势因素，从而确保今后澳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第三，适当改善若干弱势经济因素，促进经济发展更加顺利。
在2010年度经济自由度排名中，澳门有两项指标的得分低於世界平均值。一项是商业自由度，一项是劳工自由度。澳门商业自由度得分为60.0分，比平均值64.6分低4.6分；劳工自由度也得到60.0分，比平均值62.1分低2.1分。这两项得分虽说与世界的平均值相差不大，但在总体水平远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前提下，这两个项目低於平均值的现象无疑反映了澳门经济因素中的弱势。进一步考察这两个项目的组成后发现，商业自由度大类指标下含新成立企业须办理手续的数目、需花费的时间、需要支付的费用等10个次级指标（详见上文），而劳工自由度也包括最低工资、工作时间限制的严格程度、解雇冗员所需成本的高低等次级指标。经验表明，澳门的办事效率偏低，申请开办新企业的手续相对繁锁，时间可能较长，劳工的最低工资也不高，这些因素或是降低得分、影响经济自由度的原因，应当加以改善，以促进总体经济更加顺利地发展。
第四，高度重视影响澳门经济的制约因素，力求科学和谐的发展前景。
澳门在经济自由度指数测评中得分最低的项目是腐败对於自由度的影响。该项得分仅有54.0，虽然比世界平均值40.5%还高出不少，但在179个测评单位中只能排在43位，远低於经济自由度的总分排名位置。贪腐不仅是全世界范围的严重问题，也是制约澳门经济、政治和民生的要害之一。近年来，澳门已经暴露了不少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的问题，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在不小的程度上拉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传统基金会的报告中也提到澳门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具有逮捕和拘留的权力，公众的抱怨和抗议活动有所增加等情况。由此可见，新一届特区政府尤其应高度重视並遏制贪腐现象，竭力克服制约经济自由度因素，争取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繁荣稳定的发展前途。
（作者系澳门科技大学教授）
……
消息传来，众说纷纭。有为香港连年遥遥领先而赞叹不已的，有为澳门名次靠前且较上年提升一位而沾沾自喜的，也有为中国长期排名落后且比上年下降八个位次而大鸣不平的；对此笔者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评论，以求共识，以正视听。
经济自由度指数的由来
当前流行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是由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Foundation）编制的。传统基金会是美国一家私营的政策研究机构，其性质属於“思想库”（智囊组织）的范畴。在美国，由於思想库的功能主要是“生产”思想、主张和政策建议，能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是一类体现国家“软实力”的机构，甚至被称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以外的“第四种权力”。根据经费来源的不同，美国的思想库大致分为四类，即：富豪或大财团出资建立的思想库，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政府资助组建的思想库，如国会研究所、兰德公司；社会集资组建的思想库，如传统基金会；离任总统或著名政治人物设立的思想库，如卡特中心、尼克松中心等。传统基金会属於同仁倡导、社会集资组建的第三类思想库。
传统基金会成立於1973年，总部设在华盛顿，传统基金会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带有强烈的右翼保守派的政治立场。基金会决策机构十四人理事会的成员大部分是企业家和曾在里根政府任职的官员。因此，传统基金会一向被视为美国新右翼分子的主要研究决策机构，代表着西南部财团保守势力的利益。
传统基金会成立后开展了许多活动，如出版包括对外政策和本土经济民生政策的研究报告，发表其成员的评论，实施培养人才的奖学金和见习计划等，而编制並公佈世界各经济体系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则是该会最有影响的活动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传统基金会广泛收集资料，逐年编製世界各地的经济自由度指数，並与《华尔街日报》联名发佈，逐渐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经济自由度指数是试图採用一系列可以测评的数据对相对独立的经济系统（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自由程度做出评价的指标体系。起初是按照10大类50个指标进行衡量，每一指标的得分在1至5之间，1分为最高得分，代表政府对经济的干涉程度越低，从而经济自由度就越高；反之，得分越高则经济自由度越低。各个指标的相应值得出后，累加平均就得到该经济区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由此可见，当初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和经济自由度两者之间呈现反比关係。从2007年开始，传统基金会对原有指标体系进行了修正，政府干涉越小的情况得分越高，评分也从五级记分改为百分制。这一改进使自由度指数与经济自由度呈现正相关关係，评分的结果也更加精细。
经济自由度排名的价值与局限
传统基金会建立经济自由度指数的初衷应当说是良好的，也确实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实用价值。其最大的意义莫过於设法建立了一个指标体系，试图用逐步定量化的方法来测评千变万化和千差万别的各国家、各地区的经济现象，以便交流经验、总结教训，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这项活动实施十余年来，由於方法相对先进且涉及深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加上又有在金融商务领域权威性的媒体《华尔街日报》的合作，确实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实践的深入，经济自由度指数编制与排名公佈已经暴露出不少局限性甚至缺陷。概言之，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的不足主要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从理论上看，其缺陷首先是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指标体系未必尽善尽美。目前该指数的组成包括十大项目，分别是商业自由度（BusinessFreedom）、贸易自由度（Trade Freedom）、财政自由度（Fiscal Freedom）、政府开支（Government Spending）、金融自由度（Monetary Freedom）、投资自由度（Investment Freedom）、财务自由度（Financial Freedom）、产权（Property Rights）、腐败对自由度的影响（Freedom from Corruption）以及劳工自由度（Labor Freedom）。每一大项又由数量不等的子项目组成，如商业自由度又包括新成立企业须办理手续的数目、需花费的时间、需要支付的费用、所需的最低资金，企业获得营业许可证须办理的手续、需花费的时间、需支付的费用，企业关闭所需的时间、需支付的费用，以及关闭企业的恢复率等10个小项。
在这里，指标体系显然有所疏漏，因为只考虑到了经济领域的因素，殊不知政治、科技、文化等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对於经济有时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在目前的体系中均未曾反应。这就将大大降低评议结果的科学性与说服力。
理论上的另一个缺陷是用统一的指标对待千差万别的不同样本，特别是由於样本规模和有关参数（如人口总数、经济总量、人均GDP、通货膨胀率等）存在极大的差異，很容易发生由量变导致质变的情况，只用同一把尺子作为衡量样本的唯一标准，难免失之偏颇。例如，在2010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表中，中国被排在140位，而排在中国前面和后面一位的则分别是非洲小国吉布提和加勒比海小国海地。须知中国的人口总数为13亿，GDP总量达到79000亿美元，年度增长率为9.0%；而吉布迪和海地的人口分别只有80万和980万，GDP总量分别只有18亿和115亿美元。以中国和吉布提相比较，人口总数相差162.5倍，经济总量相差4388.8倍，竟然用同样的尺度去衡量而且得出十分相似的结果，可见该指标体系本身是很成问题的。
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测评並不具备普遍的可操作性。由於指标过於繁琐，许多国家或地区难以提供相关数据，有不少数据的来源是欠精确的。正因为不同样本的数据来源和精准程度可能存在天壤之别，所以往往导致样本的不可比性，进而影响测评结果总体上的精确性和可信度。仅以2006年为例。该年度有一些国家由於政治和经济上的不稳定，数据不全，结果未能计算出评分的总和，包括伊拉克、刚果民主共和国、巴布亚新几内亚、索马里、苏丹等7个国家。另外，有安道尔、不丹、多米尼加、东帝汶、摩纳哥、汤加、塞舌尔和梵蒂冈等18个国家或地区因人口稀少、数据严重不全而未能列入统计。当年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总数共175个，未能列入排名或数据明显缺失的即达到25个，已佔国家和地区总数的七分之一。人们不禁质疑：当一种方法对将近15%的样本不适用的时候，这种方法还具有普遍意义吗？
最令人不解的是：2008年下半年开始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中国更是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一年多以来，中国力挽狂澜，以8.7%的GDP年增长率在世界遥遥领先，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奇迹雄辩地证明了这块广袤土地上极大的经济自由度，可是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测评结果卻只得到51分，在全世界排名140位，比上一年度竟下跌8位，在亚太地区也只能排在第31位，归於“不太自由地区”。这一排名与事实极端矛盾的现象，不说是荒谬，至少也是个莫大的讽刺。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仅仅是美国一家政治倾向保守、科研实力有限（工作人员180名左右、每年开销经费约3500万美元）的民间研究机构，主要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实际出发，试图弘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政治经济理念而自定规则的一项活动。尽管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仍应适当评价，过度迷信或全盘否定都是不对的。
经济自由度排名对澳门的参考价值
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已经实施了16年，在世界各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尽管存在不足，毕竟覆盖面颇广且受到一定的关注。那么，澳门从2010年度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排名中又能够受到哪些启发、获得什么样的参考价值呢？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乐观看待澳门经济的总体状况，对未来充满信心。澳门2010年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总分为72.5分，比2009年度得分增加0.5分；排名亦略有提升，从去年的第21位上升至第20位。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41个参评单位中，澳门位居第6，名次仅低於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
正如传统基金会报告中所指出的：“澳门的总分远高於世界和地区的平均水平”。这一评价与事实相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特别是
1999年回归祖国十年来，在祖国强大后盾的支撑下，澳门人民共同努力，特区政府恪尽职守，终於开创了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相对繁荣的大好局面。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测评与排名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为此我们应当充分肯定澳门经济发展的出色成就，充满信心地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第二，充分发扬澳门经济因素中的优势，保证经济高速增长。
考察经济自由度指数的指标体系，可以发现澳门在所有的测评项目中得分情况比较平均，绝大部分的分值都比较高。在十大项目中，澳门有8个项目的得分高於世界平均值，最少的高出2.4个百分点，最多的则高出31个百分点。其中投资自由度（高31%）、政府经费（高30.2%）、财务自由度（高21.5%）、产权（高16.2%）和贸易自由度（高15.8%），都明显高出甚至遥遥领先。
正是由於这些方面因素的积极作用，澳门2009年保持了13.2%的地区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人均GDP更高达59，430美元，明显超过了香港（43924美元）和台湾（30881美元）。
可以将上述项目视为澳门经济组成中的优势因素，从而确保今后澳门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第三，适当改善若干弱势经济因素，促进经济发展更加顺利。
在2010年度经济自由度排名中，澳门有两项指标的得分低於世界平均值。一项是商业自由度，一项是劳工自由度。澳门商业自由度得分为60.0分，比平均值64.6分低4.6分；劳工自由度也得到60.0分，比平均值62.1分低2.1分。这两项得分虽说与世界的平均值相差不大，但在总体水平远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的前提下，这两个项目低於平均值的现象无疑反映了澳门经济因素中的弱势。进一步考察这两个项目的组成后发现，商业自由度大类指标下含新成立企业须办理手续的数目、需花费的时间、需要支付的费用等10个次级指标（详见上文），而劳工自由度也包括最低工资、工作时间限制的严格程度、解雇冗员所需成本的高低等次级指标。经验表明，澳门的办事效率偏低，申请开办新企业的手续相对繁锁，时间可能较长，劳工的最低工资也不高，这些因素或是降低得分、影响经济自由度的原因，应当加以改善，以促进总体经济更加顺利地发展。
第四，高度重视影响澳门经济的制约因素，力求科学和谐的发展前景。
澳门在经济自由度指数测评中得分最低的项目是腐败对於自由度的影响。该项得分仅有54.0，虽然比世界平均值40.5%还高出不少，但在179个测评单位中只能排在43位，远低於经济自由度的总分排名位置。贪腐不仅是全世界范围的严重问题，也是制约澳门经济、政治和民生的要害之一。近年来，澳门已经暴露了不少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的问题，产生了负面的社会影响，在不小的程度上拉了经济发展的后腿。传统基金会的报告中也提到澳门的反腐败机构（廉政公署）具有逮捕和拘留的权力，公众的抱怨和抗议活动有所增加等情况。由此可见，新一届特区政府尤其应高度重视並遏制贪腐现象，竭力克服制约经济自由度因素，争取经济建设、社会进步和繁荣稳定的发展前途。
（作者系澳门科技大学教授）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