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尼西亚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及展望

  • 来源:当代世界
  • 关键字:印度尼西亚,中等强国,外交战略
  • 发布时间:2025-03-15 10:54

  印度尼西亚外交战略的历史演变及展望

  许利平 /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

  【内容提要】印度尼西亚独立以来,始终奉行自由、积极外交原则。面对多变的国内国际形势,印尼各个时期所奉行的外交战略经历了复杂演进过程,并呈现差异化特征。从旧秩序时期的民族主义与反殖反帝相伴战略、新秩序时期的发展主义与实用主义兼备战略,到民主改革时期的多边主义与“对冲+”相容战略,印尼外交战略的系统性与主动性日渐强化与提升。2024年执政的普拉博沃新政府的外交战略,将更加聚焦睦邻外交和经济外交,强化新兴经济体、中等强国和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的三重身份定位,增强印尼在“全球南方”、亚太地区及全球事务中的国际影响力。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 中等强国 外交战略

  印度尼西亚是全球人口第四大国和东南亚最大经济体,现已成为金砖合作机制成员国。从20世纪50年代成功举办万隆亚非会议,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共同发起不结盟运动,到20世纪60年代与东南亚其他四国共同倡导成立东盟,再到21世纪积极推动“全球南方”合作,印尼外交战略经历了复杂的演进过程,并在旧秩序、新秩序、民主改革时期呈现不同侧重。在2024年举行的印尼总统大选中,普拉博沃以58.58%的得票率获胜。普拉博沃政府将继续秉持自由、积极的外交原则,突出印尼新兴经济体、中等强国、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的三重身份定位,提升印尼在不同国际关系群体及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

  旧秩序时期的民族主义与反殖反帝相伴战略

  二战结束后,印尼作为独立的民族国家,将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视为主要任务。一方面,新生政权是印尼国家主权的合法继承人,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另一方面,印尼新生政权需要击退荷兰人的反扑,反抗殖民主义者侵略,保障国家的领土完整。因此,印尼独立之初外交战略的政治化和安全化色彩较浓,即通过激发民族主义强化全民为国家领土完整斗争的决心和意志,在国际上宣扬反殖反帝战略,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第一,确立自由、积极的外交原则。对于当时的印尼新生政权而言,如何与外界打交道、奉行何种外交原则以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其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

  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形势日趋复杂,世界主要大国在战后世界秩序构建等方面的冲突与矛盾十分突出,这对印尼新生政权的生存形成了严重威胁。印尼新生政权没有选择“一边倒”的外交策略,而是决心保持中立,不与任何一方结盟。1948年9月,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在日惹发表题为《在两块礁石之间划船》的重要演讲,首次提出“自由、积极”的外交思想,并表示印尼将在不与美苏两大阵营结盟的条件下参与国际事务。

  正是在这一外交原则的指导下,印尼积极争取实现完全独立,反抗荷兰人再次入侵,最大程度争取国际社会对其独立战争的道义支持。1949年11月,印尼与荷兰签订《圆桌会议协定》,这为印尼彻底独立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

  第二,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强化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民族主义强调主权思想和排他思维。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具备天然的现实主义特征。[1]在印尼建国初期,民族主义是其外交战略的出发点,彰显了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即通过塑造民族认同和维护民族尊严,强化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旧秩序时期的苏加诺总统是一位天然民族主义者。他指出,印尼只有一个民族,即印尼民族。印尼的民族主义并不是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鼓吹印尼民族至上,更多是强调印尼民族重新获得在各民族大家庭中曾被殖民者夺去的应有地位。[2]他创立的纳沙贡主义,将民族主义置于首位,旨在整合印尼各派意识形态,形成社会最大公约数,奠定反殖反帝民族主义的强大政治基础,服务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1955年4月,印尼举办万隆亚非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其民族主义在外交战略上的体现。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展现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成果,彰显新生民族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展现了亚非国家团结的力量,体现了这些国家的民族尊严不可侵犯。

  第三,突出反殖反帝色彩,彰显在第三世界的地位。苏加诺时期外交战略的另一大特点是具有强烈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主义色彩,这来自印尼被各方殖民统治长达数百年的屈辱历史。国内方面,印尼积极清扫殖民残余势力,对荷兰、美国和英国资本持有的公司进行国有化。国际方面,反殖反帝外交战略让印尼获得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崇高地位,这成为印尼外交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源头。在万隆亚非会议开幕式上,苏加诺提醒与会各国警惕,“殖民主义有着现代的外衣,能通过国内的小型外国团体来实施经济控制、智力控制和实际物理控制,而亚非各国只有团结一心才能击败新殖民主义”。[3]

  1956年后,印尼国内形势急转直下。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印尼出现了地方分离主义运动。1956年12月,苏门答腊发生地方军事政变,有的地方甚至还成立了“革命政府”。1957年3月,在印尼东部也出现了武装叛乱活动。鉴此,苏加诺宣布终止西方议会民主制,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印尼国内右翼势力,这诱发了西方殖民者进一步对印尼国内事务的渗透和介入。在此背景下,印尼的反殖反帝战略不断强化,印尼外交战略开始向左转,甚至出现了“更加大胆”的举动,也有人认为是印尼外交的激进举动。

  其一,苏加诺提出“新兴力量”的概念,认为当时的世界局势呈现出新兴力量团结起来对抗旧力量的态势,并将印尼视为新兴力量的领导者。1962年,由于在以色列能否参加雅加达亚运会一事上存在争议,印尼退出了国际奥委会,并于1963年举办了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1965年,苏加诺甚至提出“雅加达—金边—河内—北京—平壤轴心”的概念。

  其二,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计划将前英属殖民地及保护地马来亚、新加坡、沙巴、沙捞越、文莱等合并为马来西亚联邦,并由英国负责新联邦的防务。这被苏加诺视为英国殖民主义在亚洲的卷土重来。1963年1月,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宣布对马来西亚采取“对抗”政策,随后,北加里曼丹、沙捞越、新加坡等地都出现了有组织的反马运动。1965年,为了反对马来西亚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印尼愤而退出联合国。

  新秩序时期的发展主义与实用主义兼备战略

  1965年9月30日,印尼发生震惊世界的“9.30事件”,苏加诺领导的旧秩序解体,印尼进入苏哈托领导的新秩序时期。这一时期印尼外交战略开始转变为发展主义与实用主义兼备。

  一方面,实行亲西方政策,将发展主义视为外交战略的重心。[4]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印尼推行低调的对外政策,将恢复和发展国内经济放在优先位置。一是1966年9月,印尼重新加入联合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经贸关系。二是由于美国、日本实力雄厚,能为印尼提供经援和军援,苏哈托政权奉行亲美的对外政策。突出体现在启用“伯克利黑帮”[5]来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正式接受罗斯托的起飞理论[6],同时接受“国际援助印尼财团”(IGGI)在贷款、粮食、基础设施和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三是以1967年东盟成立为标志,印尼不再寻求同马来西亚进行对抗,转而积极推动地区国际合作,以国际合作推动国内建设发展,体现了浓厚的发展主义战略。

  另一方面,面对推进发展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矛盾,采取实用主义战略。苏哈托政权在推进发展主义战略时,遇到了种种矛盾。一是推动发展需要接受西方的经济援助,但接受美西方的经济援助并不具备很强的国内政治基础。根据当时对印尼外交精英进行的调查,印尼国内对美国和日本等西方国家援助印尼的动机深表怀疑,担心印尼会陷入新殖民主义陷阱。[7]二是在苏哈托时期的外交部门中存在军方和外交官僚两股势力,同时由于新秩序时期军队在国家的特殊地位,军方往往行使着比文职人员更大的权力,[8]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印尼外交战略的执行。三是印尼国内关于如何看待同中国的关系存在争论。例如,1971年联合国进行关于新中国合法席位投票前,印尼外长马利克曾表示印尼支持新中国,然而苏哈托政府对此类“幼稚的行为”表示警惕。[9]不过,苏哈托也并没有同台湾当局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这表明印尼仍然认为中国是地区内重要大国,不愿为未来中印尼关系的恢复增添额外困难。[10]

  面对上述矛盾,苏哈托政权的外交战略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色彩。[11]一方面,对于美西方的经济援助大胆接受,将之用于国家发展;另一方面,对于美国在东南亚的战略部署采取“鸵鸟政策”,佯装视而不见,旨在服务其实用主义战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在东南亚的扩张,原因在于苏哈托尽管没有同美国结盟,也没有支持越南战争或提供军事基地,同时也接受来自苏联阵营的援助,但实际上苏哈托默许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美印尼之间似乎存在一种默契。[12]正是基于这种默契,1975年印尼吞并了东帝汶。

  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经济实力的提升,印尼开始重新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其一,印尼重拾第三世界国家领导者的地位。1985年,印尼举办了纪念万隆会议3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担任不结盟运动轮值主席国。1992年,苏哈托代表不结盟运动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改革,将日本、德国、印尼以及一个非洲国家和一个拉美国家纳入其中。[13]其二,在解决地区问题方面,印尼也积极发挥作用。例如,在柬埔寨问题上,印尼提出的基于软性“东盟方式”的“鸡尾酒外交”助推了柬埔寨问题各方的非正式会谈,为后续柬埔寨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定基础。[14]

  民主改革时期的多边主义与“对冲+”相容战略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给印尼经济带来极大冲击,苏哈托政权在危机面前应对不力,致使印尼社会出现严重动乱,最终导致苏哈托下台,新秩序时期就此终结,印尼进入民主改革时期。

  这一时期基本分为三个阶段,即民主改革的过渡阶段、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这三个阶段的共同任务是推动印尼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改革,修复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尼全方位冲击所带来的破坏,恢复国际投资者对印尼的投资信心,重建印尼在地区乃至国际上的积极形象。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印尼外交转向多边主义与“对冲+”相容战略。所谓多边主义,包含经济多边主义、安全多边主义和文化多边主义三个层面。印尼通过强化多边主义战略,以获得在经济、安全和文化等方面利益与影响力,借此提升印尼作为中等强国的实力。所谓“对冲+”战略,由于处于多种力量博弈的中心,印尼选择密切和各个大国的双边关系,不与西方建立牢固联盟,也不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进而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降低风险。但印尼的政策并不只是“对冲”,还有一个“+”(Plus),也就是印尼在东盟发挥的积极作用:促进和中国的对话接触,维护东盟成员国共同的规范和价值观,同时拒绝任何排斥中国的政策取向。[15]这就意味着“对冲+”战略具有底线和原则,属于有限的对冲战略。

  总体而言,这个时期印尼的外交战略具体表现为:坚持多边主义,推动多边合作,获取最大利益;坚持底线思维,推进“对冲+”战略,降低政治、经济和安全风险。在民主改革时期的三个阶段,上述外交战略所表现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第一,民主改革的过渡阶段,不同程度推进多边主义。民主改革的过渡阶段经历了三位总统,即哈比比、瓦希德和梅加瓦蒂。这三位总统都对印尼国内改革和外交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哈比比执政阶段,被迫推进多边主义。哈比比被称为苏哈托政治遗产继承人,但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对印尼造成的严峻冲击,哈比比在外交上可利用的筹码不多,只能坚持多边主义,没有能力推进“对冲+”战略。为了尽快摆脱危机,哈比比在外交上采取了两大举措。一是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印尼国际财团、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国际劳工组织等多边机构保持接触和对话,并作出相应的妥协让步,以便获得这些多边机构的援助,推动印尼国内经济改革。二是允许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以获得西方国家的支持。1999年9月,东帝汶举行全民公投,结果78.5%的居民支持独立。这一举动引起印尼陆军强烈反对,随后印尼陆军派兵东帝汶镇压独立运动,遭到西方制裁。但哈比比允许东帝汶公投行为受到西方国家的广泛欢迎。

  其次,瓦希德执政阶段,推行“普世主义”外交。瓦希德是温和的伊斯兰教长老,但执政伊始就面临东帝汶独立所带来的“后遗症”,亚齐和巴布亚独立运动随之风起云涌,给瓦希德执政带来极大困难。为了摆脱困境,瓦希德在外交上延续多边主义战略,推行“普世主义”外交,频繁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争取国际社会对印尼打击国内独立运动的支持。瓦希德执政约20个月,访问了约80个国家,曾一周访问七国,他戏称自己为“旅游总统”。

  再次,梅加瓦蒂执政阶段,主动推动多边主义。梅加瓦蒂上台时面临严峻的国内外反恐形势,特别是巴厘岛爆炸案震惊全球,大大增加了印尼反恐难度。为此,梅加瓦蒂政府延续多边主义战略,加强同世界各国的反恐合作。一方面,访问美国,公开反对将伊斯兰妖魔化,特别是反对将“伊斯兰”和“恐怖主义”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与美国凝聚反恐共识,合力打击恐怖主义。另一方面,上任即访问东盟所有成员国,表态在处理完国内事项后就回归东盟事务。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推动中国与东盟达成《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维护了南海的和平稳定,加强了东盟内部的团结合作。

  第二,民主改革的发展阶段,推进全方位外交。这一时期,印尼首次开启总统直接选举进程,标志着印尼民主改革进入发展阶段。2004年,四星上将苏西洛经过两轮的选举,以超过50%的支持率当选为印尼第六任总统,也是首位全民直选上台执政的总统。

  在这一阶段,“民主”概念在印尼外交话语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印尼政治精英认为,“民主”并不是西方的舶来品,而是根植于印尼上千年的村社文化之中。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尼不仅没有分裂,反而通过民主改革维护了团结与统一,这是印尼宝贵的经验,也是印尼外交的软实力。

  在此背景下,2008年苏西洛政府成立巴厘岛民主论坛,“建设富有各国特色的民主”“民主经验不可照搬”“内生而非强加的民主”等理念受到发展中国家与会代表的普遍认可。巴厘岛民主论坛成为印尼推行多边主义文化的重要平台,印尼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也稳步提升。此外,“千友零敌”的全方位外交也是苏西洛政府外交战略的重要表现形式,该外交政策立足于多边主义,旨在进一步恢复印尼积极国际形象,夯实中等强国的软实力。

  第三,民主改革的巩固阶段,拓展多边主义内涵,推进“对冲+”战略。这一阶段印尼的民主改革体制机制基本确立,各项巩固体制机制的措施全面实施,这为政府内政、外交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

  2014—2024年的10年间,印尼迎来“佐科时代”。“佐科时代”拓展了印尼外交战略的多边主义内涵,将海洋思维纳入外交战略之中。佐科总统提出的“全球海洋支点”战略包含“五大支柱”,即重视海洋文化、维护并管理海洋资源、发展海上基础设施、开展国际海洋合作、发展海洋防卫力量。[16]除此之外,佐科在外交战略的其他方面均在继承前任政策的基础之上有所拓展,特别是在推进“对冲+”战略方面。

  一是提升东盟整体性,维护东盟中心地位。在应对美国提出的“印太战略”方面,为避免印尼及东盟在印太战略中被边缘化,印尼力主东盟推出《东盟印太展望》,在保证东盟处于“印太战略”核心地位的前提下,主张推动现有框架合作,尽力维护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二是利用大国竞争,寻找与主要竞争国家的战略契合点。自美国加速实施“印太战略”以来,域内大国竞争加剧,印尼选择化被动为主动,积极在中美两强力量中保持平衡。一方面,印尼配合美国积极动员东盟成员国加入美国在2021年东亚峰会上提及的“印太经济框架”;时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尼时,印尼同意与美国签署海上合作协议,加强双方在防卫和情报能力上的合作。[17]另一方面,积极推进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佐科10年任期内,曾8次访问中国,并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12次会晤,推动协同增效并深化互利合作。

  三是吸纳域外次强国力量以弱化域内大国竞争风险。印尼公开明确中等强国身份,并强化与各国的多边合作,在“小多边”体系中建立印尼为主体的双边合作以对冲域内大国影响。如2013年9月,印尼与墨西哥、韩国、土耳其、澳大利亚联合发起成立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旨在充当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桥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彰显中等强国的全球影响力。

  普拉博沃执政后印尼外交战略展望

  2024年10月,普拉博沃正式就任印尼第八任总统。其就任总统半个月左右,即开启16天6国的外访行程,充分彰显了积极、果断和富有韧性的外交风格。普拉博沃执政仍属于民主改革的巩固阶段,其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与“佐科时代”相似。根据普拉博沃施政纲领和个人行事风格分析,其仍将延续多边主义与“对冲+”相容战略,强化自由、积极的外交原则,充分发挥印尼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

  第一,以睦邻外交为抓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竞选期间,普拉博沃在印尼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宣讲其未来的外交战略方向时,明确阐明睦邻外交是其重要方向。普拉博沃奉行“一千个朋友太少,一个敌人太多”理念,实施睦邻外交,其本质则是为印尼营造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而东盟则是其睦邻外交的出发点。作为东盟最大经济体,印尼视东盟为施展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平台,维护东盟内部团结与稳定是其重要目标。同时,加强与中国、澳大利亚等周边邻国关系,通过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也是其睦邻外交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以经济外交为核心,增强中等强国的硬实力。普拉博沃积极推动实现“2045年黄金印尼愿景”,为此经济必须取得较高速的增长,这对普拉博沃形成不小挑战。佐科政府通过经济外交赢得大量外国投资,推动基础设施等领域飞速发展,经济大体维持高增长、低通胀的良性发展态势,印尼GDP与10年前相比增长了45%。普拉博沃新政府将延续佐科政府经济外交策略,进一步调动各种外交资源,吸引各国投资印尼。普拉博沃作为总统的首次出访,可被称为其推行经济外交的首秀。访问中不仅与各国领导人进行双边或多边会谈,而且与许多国家企业家进行商谈,给印尼带来价值约185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大大增强了市场信心。[18]

  第三,以现有多边机构为舞台,强化“对冲+”战略。印尼是二十国集团的唯一东盟成员,也是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成员。在这两个多边机构中,印尼均具有一定分量,并试图借助它们在关键议题上平衡与大国关系,同时在关键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二十国集团由全球主要经济体组成,已发展为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平台,议题设置从最初的财政金融议题,逐渐扩展到贸易、投资、发展、难民、气候变化等与经济治理相关的议题,这为印尼推动“对冲+”战略提供了可能,并将推动印尼提升自身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与数字转型等方面能力。

  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层级最高、领域最广、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合作组织,并助力亚太成为世界经济增长中心。随着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以及个别大国推行“脱钩断链”,亚太经合组织面临的任务日益艰巨。2024年11月,普拉博沃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利马峰会时提出三条倡议,“一是加强清洁能源转型与应对气候变化,开展富有弹性的基础设施合作;二是弥合技术鸿沟,通过成员国包容性数字技术转型和技术转移合作,推动创新合作;三是推动更好治理以及减贫和反腐合作”。[19]通过这一平台,印尼希望进一步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在清洁能源转型、数字技术转移、减贫和反腐败等方面加强与国际合作。

  第四,强化三重身份,助推“全球南方”发展。印尼拥有新兴经济体、中等强国和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三重身份,这将使其在推动“全球南方”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一是强化新兴经济体身份,积极参与金砖合作。2024年11月,普拉博沃在访问巴西时表示,“自2014年竞选总统开始,我就承诺把印尼带进金砖。金砖将成为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新生力量。”[20]2025年1月7日,印尼正式成为金砖机制成员,这成为普拉博沃政府上台后的首个重要外交举措。对此,印尼外交部发表公开声明表示,“印尼作为经济不断增长且多元的国家,承诺积极参加金砖议程,并在推动经济韧性、技术合作、可持续发展方面作出贡献,携手其他成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社会健康等方面的全球性挑战。”[21]可以预见,印尼将进一步发挥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影响力,推动新兴经济体共同改革全球治理体系,并为深化“全球南方”合作作出积极贡献。

  二是强化中等强国身份,积极推动中等强国合作体合作。2024年11月,在巴西举行的二十国领导人峰会间隙,普拉博沃参加中等强国合作体第二次领导人会议。这个机构本质上是一个磋商论坛,旨在推动包容性合作以及共同应对全球热点问题。对于印尼来说,中等强国合作体的战略意义更大,主要是印尼与韩国和土耳其两国都进行了良好的国防工业合作,比如同韩国合作研发生产战斗机KF-21,同土耳其合作生产老虎中型坦克。这将大大提升印尼作为中等强国的综合实力。

  三是强化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国家身份,积极推动穆斯林发展中八国集团(D8)合作。D8由土耳其于1997年6月发起成立,创始成员还包括孟加拉国、埃及、伊朗、马来西亚、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和印尼。作为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希望在世界上展示穆斯林的力量,在世界秩序构建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D8旨在维护成员国的团结,加强成员国在国际论坛中的磋商沟通,同时在金融、旅游、能源、贸易、卫生和环境等领域加强合作。2024年12月,阿塞拜疆加入D8,成为该组织成立以来首个新成员。2024年12月,普拉博沃在埃及出席第11次D8峰会时表示,需发挥D8的地缘优势,聚焦发展蓝色海洋经济。作为2025年D8主席国,印尼强调进一步挖掘穆斯林市场的潜力,在深化D8成员国优势互补合作中发挥更大影响力。

  总而言之,印尼外交战略历史演变表明,战略自主与不结盟是其底色,民族主义是主线,多边主义是主要方向。面对特朗普2.0的冲击,东南亚地区国家将遭遇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等制约,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印尼作为中等强国和新兴经济体的重要代表,其外交战略将为地区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稳定性,并在地区乃至全球层面发挥更大影响力,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发展中发挥更多建设性作用。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基础研究项目“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项目批准号:ZKJC24230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共建‘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南亚国家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24AZD034)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中国周边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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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John J.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3-4.

  [2] 黄昆章:《试论苏加诺》,载《东南亚研究资料》1980年第1期,第78-79页。

  [3] Sukarno, Opening Address Given by Sukarno on Conference of Asian African Countries (Bandung Conference), Djakarta: 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Republic of Indonesia, 1955, pp.19-29.

  [4] Rizal Sukma, “The Evolution of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An Indonesian View,” Asian Survey, Vol.35, No.3, pp.304-315.

  [5] “伯克利黑帮”是指印度尼西亚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初期在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下被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接受培训,后来回国在1965年军事政变后长期执掌印度尼西亚经济大权并推行新自由主义,给印尼人民带来深重灾难。

  [6] 1960 年,美国经济学家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 (Walt Whitman Rostow)在《经济成长的阶段》中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5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准备起飞阶段、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大众消费阶段。1971年他在《政治和成长阶段》中增加了第6阶段,即超越大众消费阶段。

  [7] Franklin Weinstein, “The Indonesian Elite’s View of the World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Development,” Indonesia, 1971, No.12, pp.97-131.

  [8] Greta Nabbs-Keller, “Reforming Indonesia’s Foreign Ministry: Ideas, Organization and Leadership,”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35, No. 1, 2013, pp.56-82.

  [9] Rizal Sukma, Indonesia and China: The Politics of a Troubled Relationship, London: Routledge, 1999, pp.58.

  [10] 高艳杰:《“九三〇”事件后台湾当局对中印尼关系的认知与反应》,载《台湾研究集刊》2024年第2期,第95-108页。

  [11] 同[4]。

  [12] Michael Leifer,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Publishing, 1983, p.118.

  [13] Leo Suryadinata,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 under Suharto: Aspiring to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ISEAS), Second Edition, 2022, p.178.

  [14] 同[13],第122-137页。

  [15]《安瓦尔:印尼为何应坚持“对冲+”政策》,中国新闻网,2023年9月27日,https://www.chinanews.com/gj/2023/09-27/10085504.shtml。

  [16] “Indonesia Poros Maritim Dunia,” Indonesia.GO.ID, February 25, 2019, https://indonesia.go.id/narasi/indonesia-dalam-angka/ekonomi/indonesia-poros-maritim-dunia.

  [17] “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U.S. Department of State, December 14, 2021, https://www.state.gov/a-freeand-open-indo-pacific/.

  [18] “Kunjungi 6 Negara Selama 2 Minggu, Prabowo Bawa Oleh-oleh Komitmen Investasi Rp 294 Triliun,” November 27, 2024, https://money.kompas.com/read/2024/11/27/122734926/kunjungi-6-negara-selama-2-minggu-prabowo-bawa-oleh-oleh-komitmen-investasi-rp?page=all.

  [19] Rahmad Nasution, “APEC Should be a Model for Asia-Pacific Solidarity: President Prabowo,” Antara News, November 16, 2024, https://en.antaranews.com/news/334669/apec-should-be-a-model-for-asia-pacific-solidarity-president-prabowo.

  [20] Emir Yanwardhana, “Prabowo Blak-blakan Ungkap Keinginan RI Gabung BRICS di Brasil,” November 18, 2024, https://www.cnbcindonesia.com/news/20241118100241-4-588981/prabowo-blak-blakan-ungkap-keinginan-ri-gabung-brics-di-brasil.

  [21] Shela Octavia, Jessi Carina, “Menlu Sugiono Ungkap Alasan Indonesia Gabung BRICS,” January 10, 2025, https://nasional.kompas.com/read/2025/01/10/11593031/menlu-sugiono-ungkap-alasan-indonesia-gabung-br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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