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强国的崛起与国际秩序的重塑

　　戴维来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教授

　　【内容提要】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加速演变，中等强国依托经济实力、地缘战略地位与国际影响力迅速崛起，成为塑造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中等强国凭借独特的国际地位与灵活的外交策略，在坚持多边主义、推进议题创新和实施“软平衡”方面展现出鲜明特征。中等强国的崛起一方面深受全球化进程加速、国际格局转型及全球治理改革需求的影响，另一方面促进国际格局多极化和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影响国际秩序的演进，在全球和区域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数字时代为中等强国提供弯道超车的机遇，推动其在技术创新、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取得突破，进一步增强全球竞争力。中等强国将在多极化和多边治理格局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影响力也将持续提升。

　　【关键词】中等强国 多边主义 全球治理 国际秩序

　　中等强国的崛起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现象。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变革，全球化深入发展、技术革命和权力扩散等多重因素交织，共同推动国际秩序向多极化转型。权力的重新分配使全球体系呈现出多中心、多参与者的新格局。一批中等强国（Middle Powers）异军突起，快速从边缘的参与者转向中心的关键角色，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并对全球议程产生显著影响，成为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变量。

　　中等强国的认知界定与行为特征

　　深入理解中等强国的战略定位、发展轨迹及其行为特征，对把握国际关系走向和制定外交战略至关重要。

　　一、中等强国的多维度定义

　　中等强国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一个富有战略意义却难以明确定义的概念。这一概念本身难以单一维度定性，学术界较为普遍认为应从物质实力、地缘政治、行为模式和身份建构四个维度综合分析其独特内涵。一是从物质实力维度看，中等强国处于大国之下、小国之上的独特位置。这种定位主要基于国内生产总值、军事支出等客观指标，主观判断色彩较少，具有较强的可测量性。[1]例如，韩国、澳大利亚、土耳其、印尼等国家，凭借其可观的经济体量和军事实力，在区域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二是从地缘政治维度看，中等强国拥有突出的战略枢纽地位。许多中等强国被称为“支轴型国家”，往往位于地缘战略要冲。[2]如土耳其连接欧亚，控制黑海出海口，年均承载全球3%-4%的石油运输；印尼扼守马六甲海峡，是东南亚航运枢纽。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他们超越常规国力的战略影响力。三是从行为模式维度看，中等强国呈现出一定的外交特色。如加拿大学者安德鲁·库珀（Andrew F. Cooper）所言，中等强国的特征不在于结构性实力，而在于其独特的外交行为模式。与大国的霸权追求和小国的依附性不同，中等强国倾向于通过多边机制维护利益，在特定领域发挥专业化作用。[3]加拿大学者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指出，他们致力于促进国际秩序的有序变革。[4]如挪威在和平调解、加拿大在环保援助等领域的突出表现，展现了中等强国通过功能性外交提升国际地位的策略。四是从身份建构维度看，中等强国强调自身地位的社会建构性。中等强国身份是政治精英自我定位、外交话语建构和国际互动共同作用的结果。中等强国自我认知与国际社会的认可度相互作用，共同塑造其国际身份。

　　综上，中等强国是集经济实力、规模体量、国际影响力、地缘战略地位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概念，他们处于国际体系中仅次于大国的地位，被公认为是参与处理国际关系尤其是区域内重大国际问题不容忽视的国家，他们对地区乃至国际社会拥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5]典型的中等强国包括印度、巴西、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韩国、土耳其、印尼、墨西哥以及德国、日本等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国家。

　　二、中等强国外交行为特征

　　中等强国外交并非简单的“大国外交”的缩影，而是一种具有独特特征和策略的国际行为模式，大体呈现以下几个鲜明特点。

　　一是多边主义的坚定捍卫与灵活运用。中等强国通常缺乏单独改变国际秩序的能力，而更多依赖多边机制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塑造国际规则。德国学者马修·史蒂芬（Matthew D Stephen）认为中等强国的特点是充当调解人、联盟建设者和妥协“中间人”，对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充满信心。[6]他们积极参与并推动多边机构改革，力图在现有框架下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包括参与并影响联合国、世贸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构或机制的决策过程，制约大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争取更多权益。然而，中等强国并非对多边主义情有独钟。他们会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调整策略，在某些领域选择与大国合作，在另一些领域则选择与其他中等强国或发展中国家结盟，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积极推动国际合作，但在贸易争端中可能采取更灵活的策略。这种“灵活的多边主义”体现了中等强国外交的实用性和适应性。

　　二是精准定位的“小众外交”与战略聚焦。资源有限是中等强国外交的客观现实。与大国试图在全球各个领域都发挥影响力不同，中等强国往往选择在特定领域集中力量，开展“小众外交”，[7]积极成为“议题领导者”，引领全球议程，并在国际规则制定与调整中发挥重要作用。[8]他们选择在自身具有比较优势或特殊利益的领域（如人权、环保、反恐、科技等）投入更多外交资源，争取国际话语权和领导地位。“小众外交”不局限于单一议题，而是形成一个相互关联的战略网络，最终服务于其整体外交目标。一旦在某个领域建立权威，他们可将这种影响力扩展到其他领域，增加其在多边框架中的整体影响力。例如，关注人道主义援助可以提升国际形象、增强软实力，进而促进在其他领域与大国的合作。

　　三是巧妙灵活的“软平衡外交”与战略腾挪。面对大国竞争加剧，中等强国往往采取“软平衡外交”策略。[9]他们不会直接与大国对抗，而是采取灵活的战略联盟、外交斡旋和经济合作等方式，游走于大国之间，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独立性和获得更多战略空间。其核心在于精准把握大国之间的竞争态势，利用彼此的博弈巧妙周旋，在不同议题上采取差异化立场，既避免被任何一方完全控制，又争取到多方支持与合作，最终实现利益最大化与国家安全的双重目标。土耳其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中立”姿态、印尼在中美之间寻求“战略自主”、哈萨克斯坦提出“多向外交政策”都是典型例子。不过，这种策略虽然能够带来更多的战略空间，但也伴随着被大国误解或施压的风险。因此，中等强国需要具备敏锐的战略洞察力和风险管控能力，根据国际形势变化不断调整外交策略，以免陷入被动。

　　新兴中等强国崛起的内外动因和全球影响

　　新兴中等强国的崛起是21世纪国际政治格局演变最显著特征之一。这些国家凭借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的科技水平以及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正在重塑全球权力平衡，对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一、中等强国崛起的驱动因素

　　冷战结束标志着两极格局的终结，国际体系转型期由此开启。美国一度凭借其压倒性实力占据单极霸权地位，美国学者威廉·沃尔福斯和斯蒂芬·布鲁克斯等提出所谓单极稳定论，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更有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稳定。[10]然而，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及美国自身战略扩张带来的资源消耗、国内政治分裂，都表明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正在逐步衰落。美国布朗大学研究显示，自“9·11”事件以来20多年间，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上已花费2.2万亿美元。这严重拖累了美国的财政能力和国际信誉，其长期影响更是难以估量。美国主导地位衰落为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国际转型过程中，经济全球化成为重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核心动力。贸易自由化、资本流动和技术扩散为中等强国提供了增强国际竞争力的机会。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使这些国家能够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并实现快速增长。一批中等强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吸引外资并推动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进行内部改革释放经济活力，促进政治、军事实力不断增强，成为影响全球事务的重要力量。这种权力格局的转变为新兴中等强国的崛起提供了战略机遇。

　　同时，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突出，现有的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合法性和有效性的双重危机。新兴中等强国国际身份认同和地位诉求日益强烈，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展现出强烈意愿和独特作用，这为其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他们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与自身实力相称的作用，通过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维护自身利益。

　　二、中等强国崛起的全球影响

　　一是推动国际权力格局的多极化。中等强国的崛起是推动国际权力格局从单极向多极转变的关键因素。这一复杂且动态的进程包含不同规模权力中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制衡，合作与竞争复杂交织。大国战略竞争激烈，中等强国作为重要变量，扮演着平衡任何单一力量过度扩张的关键角色。他们的存在降低单极霸权重现的可能性，促使大国在战略决策中更加谨慎，不得不考虑中等强国的立场和影响力。当然，中等强国崛起也使国际安全格局更加复杂。他们既是国际安全的维护者，也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潜在参与者。中等强国的安全战略选择，例如与大国的结盟或保持战略自主，将直接影响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中等强国领导人普遍希望避免成为大国竞争的棋子，强调自主选择与多维度合作。例如，印尼时任总统佐科明确表示拒绝参与“新冷战”。[11]这种“联盟选择”的动态复杂性成为国际体系不确定性的重要源泉。尽管不确定性可能引发担忧，却也为全球冲突的和平化解提供新的可能性。作为调停者、桥梁与斡旋者，中等强国凭借自身灵活的多边外交，积极推动对话与合作，有助于在分歧与僵局中寻求突破。大国与中等强国间的互动，将深刻塑造一个动态平衡、包容多元的全球新秩序。

　　二是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化。新兴中等强国的崛起对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现有全球治理体系造成了冲击，不再是国际体系中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国际规则制定和全球秩序构建的积极参与者和塑造者。他们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倡导多边主义，并对现有国际制度提出改革建议，力图使其更加公正、平等和有效。这既是对西方主导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挑战，也是对全球治理体系民主化和多元化的助推。权力的分散化使全球决策过程更加复杂，但也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中等强国崛起还催生“区域引领者”的概念，如巴西在南美、印尼在东南亚的作用。这种区域领导力成为连接全球和地方的重要桥梁，能促进有效的多层次治理。“弹性治理”强调在不同议题上形成多元灵活的联盟，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或将成为未来全球治理的新范式。

　　三是增进发展模式的多元化。中等强国崛起的突出作用在于展现多极化世界的可行性和多样化发展路径的现实性。特别是一些来自“全球南方”的中等强国，为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提供更具说服力的新范例，深刻影响全球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探索。以往，西方主导的单一发展模式即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为核心，被广泛视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现代化的唯一路径。然而，这种模式并非放之四海皆准，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实践中遭遇了诸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社会矛盾激化等，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已然被打破。印度、巴西、土耳其、印尼等新兴中等强国在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道路方面取得积极成效。这些经验表明，发展道路并非只有一条，“全球南方”国家可以根据国情选择适合自身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的发展模式，避免盲目照搬西方模式，从而规避其潜在的风险和负面影响。

　　中等强国的国际角色与战略作用

　　中等强国以独特方式参与重塑全球新秩序和国际安全格局，对参与全球治理和制定规则有强烈愿望，在大国博弈中彰显平衡作用。

　　一、大国博弈中的“平衡器”与潜在“搅局者”

　　中等强国尽管难以直接挑战大国地位，但他们作为连接大国经济与安全利益的桥梁，在全球化与多极化趋势的交汇点上显现出不可忽视的独特作用，成为“权力碎片化”与多极权力平衡的推动者。这些国家凭借其地缘战略位置与灵活的外交策略，巧妙地成为“居间者”和“平衡器”。这一角色并非依赖压倒性的硬实力，而是借助其连接多方利益的特殊能力。中等强国与大国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或简单的“双重依赖”，而是更为复杂和动态的利益交织与权衡行为。例如，土耳其在北约框架下发展与西方的安全合作，同时通过与俄罗斯和中东多国的协调，扩大其地缘影响力。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中等强国还常采取“战略摇摆”或“机会主义”策略，利用大国竞争态势“待价而沽”，在争取更大让步的同时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然而，这种策略虽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与地缘政治利益，却也存在潜在风险：一方面可能刺激大国间的不信任，使中等强国被视为不可靠的“投机者”；另一方面，也可能引发地区局势复杂化，甚至成为不稳定的来源。

　　二、全球安全中的“冲突调解者”与地区冲突的“潜在加剧者”

　　地区安全已成为各国竞逐更高国际地位的“竞技场”。按照巴里·布赞的地区安全复合体理论，在不包括全球性大国的标准地区安全复合体中，地区极性主要由中等强国界定。[12]安全治理中，中等强国往往扮演多边安全机制的发起者、牵头者与议题设置者角色。其影响力主要有：其一，从地缘政治环境来看，中等强国既是地区安全的“压力承受者”，也可能是地区冲突的“潜在加剧者”。其二，从安全机制建构角度看，中等强国既是“稳定器”，也是“发动机”。他们推动多边安全框架的建立和运作，影响地区安全的制度化治理。这些多边安全框架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联盟（如土耳其在北约中的角色）、集体安全（如南非在非盟中的引领作用）、安全机制（如印尼推动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以及安全共同体（如欧盟的成熟实践）。据统计，当前各类地区政治安全机制有40多个，其中20多个具有重要影响。[13]这些机制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等强国的参与和推动。其三，从安全合作方式来看，中等强国既积极参与安全对话（如巴西推动南美防务理事会建设），又主动介入冲突管理（如澳大利亚在东帝汶问题上的作为）。灵活多样的参与方式使得中等强国能够在不同层面和领域发挥影响力，推动地区安全治理的进程。

　　三、全球治理的“多极化网络”推动者

　　当前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因权力框架与代表性失衡而面临危机。中等强国在其中的角色正发生显著转型，逐步告别过去“追随者”角色，成为“催化剂”和“建桥者”，坚持多边、多层次、跨利益攸关方的合作，积极谋求更多话语权和代表性。2025年初，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中等强国能在解决国际信任危机、弥补全球领导力缺失方面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在对立的地缘政治两极之间搭建富有弹性的桥梁，有效缓解国际对抗，推动区域稳定与合作。[14]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与供应链重组的新形势下，中等强国采取战略举措以实现自身的经济突破与角色重塑。一是通过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如韩国、加拿大在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战略产业的突破性发展；二是推动经济多元化转型，如沙特通过“2030愿景”计划摆脱对石油经济的依赖；三是深化国际经济合作，通过区域贸易协定构建多极化经济网络。2024年12月，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呼吁巴西、印度、日本、韩国、土耳其等中等强国团结起来，共同应对全球贸易分裂危机。[15]此举凸显了中等强国作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维护者”的重要作用。在应对气候变化、难民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等强国的行动同样至关重要。从调整全球经济规则到推动多极化经济网络的构建，中等强国行动力已成为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

　　中等强国的发展前景

　　当前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变革，大国博弈加剧与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权力结构被新兴力量重塑。中等强国的作用不断提升，逐步向全球事务的重要参与者转型，成为连接大小国家、平衡地区与全球利益的重要力量。

　　第一，数字转型重组权力棋局，中等强国迎来发展新机。数字技术是力量重构的关键支柱，其迅猛发展将持续重塑全球权力格局，为中等强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世界经济论坛预测，未来十年70%全球新增经济价值将源于以数字化平台为核心的商业模式。[16]华为研究发现，每1美元数字化转型投资可为国家数字经济带来8.3美元回报。[17]中等强国正抓住这一机遇，摆脱传统的“技术追随者”角色，向数字化前沿领域迈进。例如，韩国凭借其全球领先的半导体产业链，巩固科技强国地位；新加坡则通过人工智能和高度透明的数字治理，树立数字经济标杆。[18]这些国家在量子计算、生物科技、元宇宙等领域展现出创新能力，有望在数据治理和全球技术标准的制定中掌握话语权。

　　第二，区域一体重塑战略支点，中等强国蓄势以待、厚积薄发。随着全球化进入“区域化+数字化”新阶段，中等强国的地缘价值势必进一步凸显，逐步从区域平衡者角色进化为跨区域协作的战略枢纽与全球价值链重组的催化剂。他们灵活对接全球性倡议，将在重塑地区经济整合与数字生态建设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例如，哈萨克斯坦有望持续发挥连接欧亚大陆经济桥梁的功能，而印尼“全球海洋支点战略”也将进一步推动太平洋与印度洋间的联通，加强其作为全球海上运输与贸易枢纽的地位。中等强国将跳脱传统地缘政治限制，着力构建横跨数字与实体经济的“双域联通”模式，推动区域协作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整合，为区域合作注入新动能。

　　第三，治理变革催生多边格局，中等强国塑造全球新章。全球治理正经历深刻变革，中等强国展现出独特的战略价值和创新活力。他们既不同于大国追求霸权的单边主义，也超越了小国的被动适应，而开创性地发展出“灵活多边主义”外交范式，通过构建“议题联盟”和“功能性伙伴关系”重新定义国际角色。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数字经济等新兴治理领域，中等强国着力开辟影响力空间，展现出其在特定领域构建国际规则的能力。在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中等强国不再满足于充当配角或平衡手，而是积极承担起全球治理的创新者、规则制定者和秩序重塑者角色，为国际秩序重构提供新的可能性。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A02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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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Adam Chapnick, “The Middle Power,”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Vol.7, No.2, 1999, p.79.

　　[2] Mehmet Ozkan, “Regional Security and Global World Order: The Case of South Africa in Africa,” Resear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Issue 5, 2006, pp.79-100.

　　[3] Andrew F. Cooper, “G20 Middle Powers and Initiatives on Development,” in Jongryn Mo, Eds. MIKTA, Middle Powers, and New Dynamics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G20’s Evolving Agend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35.

　　[4] Robert Cox, “Middlepowermanship, Japan, and the Future World Ord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44, No.4, 1989, p.826.

　　[5] 戴维来：《中等强国：全球治理崛起的新角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55页。

　　[6] Matthew D Stephen, “The Concept and Role of Middle Powers during Global Rebalancing,” Seton Hall Journal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14, No.2, 2013, p.39.

　　[7] 有关小众外交的研究，参见：Andrew Cooper, Niche Diplomacy: Middle Power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7.

　　[8] Andrew Cooper & Jongryn Mo, “Middle Power Leadership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20,” Global Summitry, Vol.1, No.1, 2013, pp.5-29.

　　[9]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 No.1, 2005, pp.46-71.

　　[10] 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4, No.1, 1999, pp.7-8.

　　[11] Yerica Lai, “Jokowi Opens G20 Summit with a Call for Wisdom, End of War,” Jakarta Post, November 15, 2022, https://www.thejakartapost.com/indonesia/2022/11/15/jokowi-opens-g20-summit-with-a-call-for-wisdom-end-of-war.html.

　　[12] ［英］巴里·布赞、［丹］奥利·维夫著，潘忠岐等译：《地区安全复合体与国际安全结构》，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54页。

　　[13] 戴维来：《中等强国：全球治理崛起的新角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3年版，第311-312页。

　　[14] “Kassym-Jomart Tokayev: ‘Goal is to Strengthen Economy and Sovereignty’,” the Astana Times, January 3, 2025, https://astanatimes.com/2025/01/kassym-jomart-tokayev-goal-is-to-strengthen-economy-and-sovereignty/.

　　[15] Khushboo Razdan, “WTO Chief Urges Likes of Singapore to Defend Global System ahead of New US-China Trade War,”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December 3, 2024, https://www.scmp.com/news/china/diplomacy/article/3289060/wto-chief-urges-likes-singapore-defend-global-system-ahead-new-us-china-trade-war.

　　[16] “The Digital Economy,” World Economy Forum, December 29, 2024, https://intelligence.weforum.org/topics/a1Gb0000001SH21EAG.

　　[17] “Global Digitalization Index (GDI) 2024,” Huawei, December 20, 2024, https://www-file.huawei.com/-/media/corp2020/gdi/pdf/gdi-2024-en.pdf?la=en.

　　[18] “Singapore Prepares ahead to Leverag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a Better Future,” Infocomm Media Development Authority of Singapore, May 29, 2024, https://www.imda.gov.sg/resources/press-releases-factsheets-and-speeches/press-releases/2024/sg-unveils-digital-enterprise-blueprint, 2024-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