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解决中国环境危机的关键力量？

　　中国环境问题如此严峻，谁能解决这个大问题？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有点开玩笑地说：“在中国，大人物很关键，尤其是总书记这一级别的，说的话很管用。”

　　6月5日，在第五届SEE-TNC生态奖暨第四届“最佳环境报道奖”颁奖典礼上，潘石屹因参与推动PM2.5数据公开，获得了评委会特别奖。谈到他在推动数据公开的切身体会时，他说了上面的话。

　　潘石屹自2011年11月起，每日用微博转发美国大使馆公布的PM2.5数值。尽管他强调自己对PM2.5数据的关心源于其太太的咳嗽问题，并无他因，这位在微博上拥有超过1500万粉丝的企业家，却因在微博上公开呼吁公布PM2.5数值一事而被约谈，就连他的名字也一度被封杀，不能登上报刊杂志。

　　在被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约谈的时候，潘石屹一开始便被告知：“想都不要想，PM2.5中国的标准十年之内不会出台。”约谈过后，潘石屹曾起过放弃的念头，但由于没人接手PM2.5数值公布而作罢。然而他料想不到的是，2012年初北京的雾霾天气竟为推动PM2.5的数据公开和治理带来了转机。

　　“两会期间，时任总书记胡锦涛说北京2012年要把治理PM2.5作为头等大事。所以一夜之间，北京所有的报纸头版都是‘北京2012年要把治理PM2.5作为头等大事’。”潘石屹告诉在场的400多名来宾。

　　高层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于国家相关政策规定的出台，的确是有立杆见影之功效。在时任总书记胡锦涛2012年春节要求北京治理PM2.5的讲话后不久，国务院便要求各地向社会公布PM2.5数值。同年5月，潘石屹也被邀请参加PM2.5研究小组。

　　如果没有国家原领导层与现领导层的重视，PM2.5数据的公布的进程也许会被延缓许多。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别涛在颁奖典礼上的交流环节中说，PM2.5数据公布的阻力在于有关部门的顾虑，“怕公家出的数据和民间组织甚至外国机构的数据之间差异很大，数据很可能不好看，有一些部门或者有的政府涉及到评价的问题。怎么评，什么标准，可能有顾虑。”

　　而高层的表态，则消除了有关部门的顾虑。今年年初，全国74个城市启动全面检测和实时播报PM2.5数据，公布新《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各地也纷纷推出了大气污染治理规划。

　　媒体和公众的推动

　　然而，高层重视并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唯一关键。“最佳环境报道奖”发起人、“中外对话”北京总编辑刘鉴强说，潘石屹的例子，正说明了民间和政府的互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如果没有潘石屹所代表的民间力量的推动，PM2.5的公布可能没这么快。“政府在 PM2.5问题上表现出来的高层意愿，主要来源于媒体和公众的持续压力，也就是民意。政府的决定基于民意，如果不顺民意，环境问题可能演化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本届“年度最佳环境记者奖”得主、《新世纪》周刊记者宫靖的获奖作品《自来水真相》，便是民间诉求通过媒体报道转变为高层意愿的典型例子。

　　该报道揭露了中国近一半城市自来水不达标的真相，引发了全国公众对饮用水水质及水污染的持续关注。

　　报道刊发数日后， 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住建部城市供水水质监测中心被迫承认2009的调查中，全国超40%的自来水厂水质不合格。此后不久，政府明确提出将在2016年以前，在城镇供水领域投入4100亿元。这是中国向供水领域投入最大、最集中的一次，力度前所未有。核心信源说，正是《自来水真相》一文直接促成了这笔大投入，之前国家计划的投入要比现有数字小得多。

　　媒体及公众力量推动环境事业的另一成功案例，是去年那场声势浩大的“让候鸟飞”运动。

　　《长沙晚报》摄影记者李锋以暗访的形式，在一个月里数次前往湖南的罗霄山脉大山深处猎鸟区域，冒着被流弹击中、被不法分子围攻和被毒蛇咬伤的风险，拍摄并发表《哀鸿道——记者亲历湖南千年鸟道捕猎之殇》。该报道所披露的屠杀候鸟的骇人听闻的现象，直接引发了全国“让候鸟飞”运动。

　　报道发表后，处于候鸟通道要塞上的三个县签订了《候鸟保护联防公约》，并成立了三县边界候鸟保护联防组织；湖南省森林公安局组织候鸟迁徙途经的7个市州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国家林业局派出工作组赶赴湖南，紧急部署并赴千年鸟道查处猎鸟行为 。

　　李锋也因此报道获得了本届“最佳影响力报道奖”。

　　媒体的环境报道在公众舆论关注的助推下，有时可以推动环境问题的解决，但这种良性导向却并非必然的。

　　被评为“最佳调查报道奖”的《毒地潜伏》 ，是有关“毒地”（亦称棕色地块）最受业界认可、社会影响力最大的一组调查报道，从立题到调查结束完稿，时间跨度近两年。

　　《财经》杂志记者高胜科、王开多次暗访调查获取一手素材，追踪北京东五环外的一处国家部委公务员保障性住房项目的“毒土”去向，挖掘有关方如何忽略“去毒”而开发楼盘，并以北京、广东、武汉等多个大中城市为样本，从环境科学、社会经济、国外模式参照等角度出发，展现中国毒地的宏观图景，揭开大量毒地未经修复、直接开发为住宅用地的内幕。

　　发表后，此报道虽引起国务院重视，却至今未见有关部门对解决问题的积极推动。该文作者、“最佳调查报道奖”得主《财经》杂志的高胜科在获奖感言中直言：“调查记者就像童言无忌、拆穿皇帝新衣的孩子。但小孩拆穿皇帝新衣后有没有效果，则要看政府。”

　　民生报道与公民记者

　　在刘鉴强看来，无论个别报道是否得到有关部门重视，推动问题解决的效果如何，环境报道毫无疑问已然成为当前最重要的报道类别。他说：“获奖记者的作品主要关注水、空气、土壤、食品，这些都是民众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在过去，环境报道只是小门类，但现在已成为最重要的选题，这说明中国人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已受到严重威胁。中国的环境记者能直面残酷的现实，是中国媒体中是最出色的记者。”

　　正如刘鉴强所言，环境报道之所以成为当前最重要的报道类别，正是因为其反映了与民众基本生活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一项由SEE和中外对话联合发布的“双年度环境事件”榜单上，最受关注的前三位环境问题与事件分别是“全民关注雾霾”、“地下水污染曝光”及“土壤污染从国家秘密到核定公布”，均与民生议题紧密相关。

　　“最佳环境报道奖”评委、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总监陈婉莹教授认为，当前环保新闻有四大特点： 第一，在报道方面选题更广、挖得更深；第二，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网络媒体的结合，有了很大的发展；第三，环保新闻和民生新闻的结合；第四，专业媒体人和民众媒体人，包括企业家、一般民众结合，互相呼应，完成很有力量的报道。

　　陈教授还表示， 在中国做新闻不容易，因此也特别需要新闻人，无论是专业的、业余的，还是市民的。

　　来自于民间的公民记者，极大地壮大了中国环境记者队伍。

　　今年获得“年度最佳公民记者奖”的吴柱，是浙江温州乐清的一名环保志愿者，他通过报道和干预，促进了不少问题的解决。

　　在其关注的雪花啤酒穿越可可西里保护区事件、西藏羊湖的商业开发、温州当地的污染治理等环境事件上，吴柱的许多报道都对事件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意义。2012年，他发起了“请环保局长下河游泳”活动，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刘鉴强说：“有时候一个坚韧的公民记者，所起到的作用不亚于一家媒体。出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公民，才是解决中国环境危机的关键力量。”■

　　林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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