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和梦想正变得清晰，但令人担忧

　　过去三个多月，中国的社会生活非常奇特。与过去三十年很大不同的是，人们在意识形态中投入的精力远远超过了在挣钱方面。

　　焦点看上去集中于所谓的“宪政”话题，究其实质，是社会上下对“究竟要把谁关进笼子”所进行的争论。

　　当领袖说道“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时，民间一片喝彩。在社会下层人们朴素的理解中间，当官之人就是有权之人，把权力关进笼子，不就是把当官的关进笼子吗？

　　直到知识精英们进一步地提出要求，把执政党甚至最高领导人也要纳入宪法的限制之下，问题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而复杂起来。

　　在视野宽阔、教育充分的人群中，这样的“宪政”要求确实有世界通行的印象，尽管没有多少人真正搞得清在世界范围内宪政有着多少不同的实践。无论历史来源、制度设计和现实实行，差异极大，效果各异。

　　根据我的观察，中国普通民众和多数当政者还没有做好接受这些普世观念的准备。在他们中间，一个难以破解的题目就是，谁会是争端的最终裁决者。把这个问题带入当下的流行语境下可以这样发问，“究竟是谁把谁关进笼子？”

　　这个问题是一切制度安排的起点，当今天的人们在各种场合抱怨世不如前、事不随愿时，都把矛盾的解决放在改革制度缺陷、制度之弊上，而对制度的再设计却无论如何找不到开启的钥匙，更看不到掌管钥匙的人。

　　我不是那个提供答案的人，我所能想到的无非就是这个答案的各种可能性。比如，人民把某些当局者关进笼子，当然也可能是反过来；一些当局者把另一些当局者关进笼子；好的当局者把坏分子关进笼子；坏的当局者把好人关进笼子……

　　一个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当一个网络虚拟世界的意见领袖因为嫖娼而被关进“笼子”后，当局者更愿意看到他对在虚拟世界像皇上那样批奏折行为的悔过。这件事情提醒我，像皇上一样行事，既是平民的愿望、更是官家的领地，在此发生的是远非可以随便化解的争论。

　　在我三个多月前的那篇专栏里，我写到让我们继续关心政治。 隔了这么久再续前言，我还是得出了一些相对清晰的看法。对未来最长至10年左右的时间，我提醒我的读者注意道路的选择和两个重要的时点，2019和2021。

　　道路

　　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正在逐步地退潮，伴随着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和对民间意见领袖的打压，领导人正在更加清晰地表明他不同以往的选择——党风要整、腐败要反、市场要放、主导权在握。这让道路问题变得更加明确起来，与老路、邪路不同的“自己的道路”。

　　与“政左经右”的表述不同，我更倾向于对这条道路的表述是“政紧经松”。简单说来，“政紧经松”似乎可以理解为政治抓紧、经济放松，但与之前胡赵时期、江朱时期、胡温时期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各自侧重不同，“习李时期将不可避免地调整连接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的重要结合部门——官僚”。

　　官僚阶层在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从来都是一个极其特别的阶层，但从来都没有作为单独的社会群体对待。当他们面对公众百姓时，他们代表政权和政治力量；当他们面对最高领导人时，他们代表百姓。在政治和经济的连接中，官僚同样扮演着两个角色。他们会代理执政者管理经济，他们也会从经济生活中获益从而相当程度上代理经济主体与执政者博弈。

　　在“自己的道路”中，领导人将尝试执行一种“我把权力关进笼子，但我的道德要足够完美”的路径。他们会要求官僚群体在经济生活中放弃相当大的权力和利益，但同时又会进一步地依靠他们巩固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这种劝导是如何进行的，我很难猜测，也许正在经历的经济困局和更加严厉的反腐行动都是非常好的帮助。如果放松经济管制可以带来活力从而令经济再次起飞，暂时的利益让渡恐怕是最好的策略选择。

　　在道路比较中可以发现，政治上、经济上同时放松，会走上戈尔巴乔夫和蒋经国的“邪路”；而老路何指不十分明确，但从毛时代和邓时代各有取舍应是最接近的理解。与有些知识分子推崇的“威权体制”不同，我认为领导人把道路看成达成目标的手段，体制的优劣将取决于目标实现的好坏。也就是说，如果威权可以达成目标就用威权，如果松绑可以收效就会松绑。至于目标，就是那两个时点：2019和2021。

　　2019和2021

　　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也是小平35周年大庆后的第二个35年。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这两个听上去就分外重要的时间点将在习李的第二个5年经历。很显然，第二个时间过得如何又取决于第一个时间的表现。我们可以想象当前领导人赋予自身的压力和责任。

　　我知道很多知识精英愿意争辩，在人类历史长河中，70年也好、100年也好都是一瞬间，人们总会过分夸大某一段历史的作用。现实是，领导人总会有无法脱俗的一面——做一些自认为重要、完成一些不可推卸之任务的愿望总是非常强烈的。因此我判断，与更长的历史地位相比，看得见的责任将会起决定性作用。

　　一点担忧

　　很明显，一段时间以来，资本市场对政经走向做出了非常积极的反应。经济结构的调整并没有引发增长的大幅停顿和下滑，简政放权的进程伴随着全国多地自贸区概念而被认为含有实质性的内容。

　　甚至在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前沿——网络，在整治谣言和打压“不负责任的言论和意见领袖”的过程中，官方还不时地释放对互联网经济的善意。

　　这让投资圈里的紧张气氛缓解，虽然明确看多的声音还没有完全占据主流。在与一些投资者交流中，我感受到了担忧的情绪。人们并不知道，现在领导人做的事情是不是足以解决已经积累起来的矛盾。这些矛盾表现在财富差距扩大、货币超发、房地产价格过高、企业及居民财务负担过重、农民问题极度复杂等。这些问题总体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偏空的情绪基调，与三十年前的记忆相比，缺少那种向上的动力。

　　有一些激进的人士主张政治上的变革可以成为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据我所知，更多的人并不同意，甚至担心政治上的变革会引发问题恶化。也许正因为社会大多数人选择默默地跟随改变，对变革的阻挠才会实实在在地发生——某些掌权者不但没有放弃他们的利益，还会借助“自己的道路”变本加厉地攫取。

　　这不能算悲观的态度。作为一种可能，这种前景不仅伤害变革本身，也会让领导者丢分。只不过，谁又能代替领导者做出选择呢？既然如此，我们只能承认，也许这就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整个国家将要身处其中的氛围，也许这本身就是这个国家所进行的转型。不论怎样，我们都无法逃避，除了适应也许还能更积极地参与变革。谁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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