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心的革命

　　2004年夏天，我怀上了第一个孩子。那时，我正负责管理谷歌(微博)的线上销售与运营团队。我是在三年半以前加入这个公司的，当时它还是个前景模糊的初创公司，员工不过一百多人，仍在一座破败的写字楼里办公。

　　怀孕过程很辛苦。一般只在头三个月会发生的晨吐，我每个阶段的每一天都在经历。这期间，我的体重增加了差不多70磅，双脚肿胀得大了两个码，形状变得很怪异，而且我只有顶着咖啡桌才能看到双脚。一位敏感的谷歌工程师宣称，“巨鲸”项目正是以我命名的。

　　一天，在一大早就盯着马桶吐了半天之后，我还得赶去见一个重要的客户。谷歌的成长速度之快，使员工停车问题成了个麻烦，通常我能找到的停车位都相当偏远。当我以“冲刺”的速度跑过停车场，而事实上这所谓的“冲刺”比奇慢无比的孕妇步速快不了多少。我愈发感到恶心，以至于进入会场时我都在不停地祈祷：待会儿从嘴里冒出来的，除了销售说词千万不要有别的什么东西。那天晚上，我向我的丈夫戴夫（Dave）大倒苦水。当时还在雅虎工作的戴夫告诉我，雅虎在每座办公楼前都为准妈妈们预留了指定停车位。

　　第二天，我颇有些示威的味道（其实更像是鸭子那样摇摇摆摆）地走进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的办公室。这个大房间的地板上四处散落着玩具、小零碎和衣服。在房间的角落里，谢尔盖正保持着一个瑜伽姿势。我大声地向他们声明，公司需要孕妇停车位，而且是越快越好。他抬起头看看我，立刻就同意了，还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考虑到这一点。

　　直到今天，我仍然为此觉得难为情，因为只有在亲历了双脚的肿痛后，我才意识到孕妇也是需要预留停车位的。作为谷歌的女性高管之一，我难道不是更有责任去考虑这个问题吗？但是，和谢尔盖一样，我压根就没想到过。公司里其他的准妈妈们对于这种情况，肯定只是在默默忍受，从没想过要求特殊待遇。或者说，也许她们缺乏自信或自认为没有资历去要求解决这个问题。然而，如果高层管理人员中有一个孕妇（哪怕看起来像头巨鲸），情况就会有所不同。

　　在今天的美国和发达国家，女性的境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我们站在从前女性的肩膀上，理所当然地享受着她们曾为之奋斗的一切。1947年，我多年的良师益友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母亲安妮塔·萨默斯（Anita Summers）被标准石油公司（the Standard Oil Company）雇用了。当她接受这份工作时，新老板对她说：“我很高兴雇了你，因为我花更少的钱得到了一样聪明的好员工。”她当时对此深表感谢，甚至还觉得受宠若惊。说她和男人一样聪明已然是莫大的赞美，再要求与男人享受同样的工酬则是难以想象的事。现在，如果拿我自己的生活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女性相比，我会觉得很庆幸。目前，还有不少国家拒绝给予女性基本的公民权，世界各地有大约450万的女性仍受困于性交易。像在阿富汗和苏丹等国家，女孩几乎没有可能接受教育，妻子被看作是丈夫的财产；女性如果遭到强奸，依照惯例会被赶出门，因为她会让家族受辱；一些遭遇强奸的受害女性甚至会因“道德犯罪”被送进监狱。比起这些国家的姐妹们，我们已经领先了几百年。

　　我们当然知道实际情况也许更糟，但这不应阻止我们用行动让世界变得更好。当妇女参政运动者们上街游行时，她们都在设想一个男女真正平等的世界。几十年后，我们仍然在努力试图将这个愿景看得更清楚。

　　现实的真相是，世界仍然由男性在掌控。这就意味着，当要对这个世界做出真正有影响的决策时，女性的声音没有得到平等的对待。在195位国家首脑里，只有17位是女性。在世界各国的议会中，女性只占20%的席位。2012年11月美国大选中，女性赢得了比以往更多的席位，在议会中的比例上升到了18%。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女性人数占21%。但是，这些数字离50%都还很遥远。

　　在全世界范围内，企业领导层的女性比例就更低了。财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里仅有4%是女性。在美国，企业主管人员和董事会中女性分别约占14%和17%，10年多以来这个比例都没有什么变化。对有色人种的女性来说，这种差距更糟糕，她们仅占企业高管的4%、董事会席位的3%、议会席位的5%。在中国的主要上市公司中，企业董事会中的女性占8.5%，担任董事会主席的女性不到4%。

　　工酬待遇上的改善也同样迟缓。1970年，美国女性与其男性同事的工酬比是0.59：1。到2010年，女人们的抗议、奋争以及拼命工作的结果使得这个比例上升到了0.77：1。正如2011年马洛·托马斯（Marlo Thomas）在同酬日（Equal PayDay）上所说的：“40年，只增加了18美分，而一打鸡蛋价格的涨幅是这10倍。”与许多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反，中国的性别收入差距在过去几十年里有所扩大，其城镇女性职工现在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26%。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女性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6%。

　　我一直以最近的距离观察着这些令人沮丧的现象。我1991年大学毕业，1995年商学院毕业，毕业后我从事的每一份入门级工作里，我的同事们在男女比例上都很均衡。而且，我发现高层领导者几乎都是男性，我认为这也是对女性的传统歧视造成的结果。公认的“玻璃天花板”开始破裂，几乎每个行业里的情况都是如此。我相信我们这代人能够男女平等地分享高层领导席位，只是时间早晚的事。但每过一年，我身边女同事的数量就会减少一些。渐渐地，我成了房间里唯一的女性。

　　成为唯一的高层管理女性，这会引发让人难堪却又颇有意义的一些状况。在我作为首席运营官加入Facebook两年后，公司的首席财政官突然离职，于是我不得不参与完成一项融资工作。由于我之前一直从事运营而非财务方面的工作，所以筹集资金的过程对我来说既新鲜又有些让人害怕。我和我的团队飞往纽约，初步接触和游说私人股本公司。

　　我们第一次开会的地点和电影里的办公室场景相差无几——这里的办公家具精美，通过落地窗还能一览曼哈顿美景。我概略地介绍了公司的业务，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一切都进展得很顺利。然后，有人提议休息几分钟。于是我问我的合作伙伴，女士洗手间在哪儿。他很茫然地盯着我，看来这问题把他给问住了。我又问：“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他回答：“一年。”“难道我是一年来到这里谈生意的唯一女性吗？”“我想是的。”他说，然后又补充道，“或者说你是唯一一个必须用女士洗手间的人。”

　　我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情况并没有什么改变。是时候面对现实了，我们的革命在停滞不前。

　　允诺平等并不等于真正的平等。

　　在一个真正平等的世界里，国家与企业的管理者中有一半是女性，家庭事务的主持者中有一半是男性。我相信这会是个更好的世界。经济学法则以及关于多元化的不少研究都显示，如果我们能将人力和人才的资源进行整体分流，那么将会带来更好的工作业绩。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已很大方地说过，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原因之一在于他只需要和这个国家的一半人口进行竞争。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巴菲特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享受着这个优势。当参加赛跑的人越来越多，就会有更多的记录被打破，而这样做的益处不仅在于个人因此取得的成就。

　　2011年，莱曼·古博韦（Leymah Gbowee）因引领利比里亚妇女推倒独裁者的抗议运动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的前一晚，她参加了在我家举办的新书聚会，我们专门为她庆祝自传《我们女人力量大》（Mighty Be Our Powers）一书的出版。但是，那晚的气氛很冷静。一个客人问她，美国女性怎样才能帮助像利比里亚那样遥远的国家中，那些正饱受战争的折磨和掠夺的女性。她的回答很简单：“让更多的女人获得权力。”莱曼和我的背景有极大的差异，但我们的观点却不谋而合。当更多女人进入领导阶层、用有力的声音表达她们的需求与关注时，所有女性的处境也会随之得到改善。

　　问题是显而易见的：怎么做？我们怎样才能拆除阻止女性进入社会高层的壁垒？在专业领域里，女性面临着真正的障碍，包括公然或隐晦的性别歧视、差别对待和性骚扰。极少有公司能够提供有弹性工作时间的岗位，让那些在抚养孩子的同时追求事业发展的女性能够抽出必要的时间照顾孩子、休产假；而且，女性找到合适的人生导师和赞助商也需要时间，男性在这方面则比女性更轻松。事实上，这二者对个人事业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价值。除此之外，女性需要比男性花费更大的精力去证明自己，这可不是我们想当然。2011年麦肯锡的一项报告指出，男性的晋升基于其自身的潜力，而女性的晋升则是基于其已获得的成就。

　　除了社会竖起的外部障碍之外，女性还为存在于自身的障碍所阻。由于缺乏自信、不敢争取表达的机会、在应该前行时往后退——我们会或多或少地让自己退缩。我们将一直以来接收到的负面信息内在化了：女人说话坦率直接是错误的，女人有进取心是错误的，女人比男人更有权力也是错误的。于是，我们只有降低对自己取得的成就的期望值。我们继续干着大多数家务，孩子也通常是我们在照顾。我们为了另一半，甚至为了备孕而妥协自己在事业上的目标。与男同事相比，我们更少去渴望获得高层管理职位。这并不是在列数其他女人的错误，这些弯路我都走过，而且有时候我仍会犯同样的错误。

　　我已经说过，克服上述的内在障碍便是获得权力的关键。有人会认为，只有破除了制度的障碍之后，女性才能进入高层。这说到底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鸡”是指，女性一旦实现了领导者的角色，就能够摆脱外部障碍。我们可以径直走进老板办公室，提出如孕妇停车位等合理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可以成为老板，确保所有女性的需要都能得到满足。“蛋”是指，我们首先要做的是消除那些阻碍女性实现领导者角色的因素。这两者都是对的，我们没有必要陷入哪个在先或是哪个更重要的哲学论证中，而是应该达成共识，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我既鼓励那些忙于前者的女性，也完全支持那些为后者而努力的女性。

　　实际上，内在障碍的影响很少被谈及，常常被人们一笔带过。就我的职业生涯而言，我总是听人们谈到工作环境中的男女是如何不平等、事业家庭是如何难以兼顾等。不过，我却很少听到让我犹豫不前的原因。这些内在的障碍理应得到更多重视，部分是因为这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方面。今天，我们有能力拆掉自身的障碍，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行动。

　　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写书。我不是学者、记者或社会学家。但我曾与许多女性交谈、了解与分享我们彼此的纠结，认识到我们的收入并不足够甚至还在下滑，此后我便决定坦率地表达心声。本书第一章摆出女性面对的挑战，此后每章则集中谈一个我们自己所能做出的调整或改变，包括：增强自信（“勇敢往桌前坐”），让我们的伴侣多分担些家务（让你的另一半成为真正的生命“搭档”），而不是勉强自己去实现难以实现的标准（“全能女人”的神话）。我不会号称我能提供完美的方案来解决这些深刻而复杂的问题，我所依赖的是学术研究的成果、真实的数据、自己的观察以及这么多年来的经验教训。

　　这本书不是一本回忆录，尽管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故事；它不是一本励志自助书，尽管我真心希望它能够帮助读者；它也不是一本关于职业生涯管理的书，尽管我在书里提出了一些这方面的建议。它更不是一份女性主义宣言……好吧，它有点像，但我希望它不仅能激励女性，同时也能激励男性。

　　不管这是本什么样的书，我都想写给那些希望进入高级管理层或是竭力追求自己目标的女性，不管她们处于怎样的事业阶段——刚刚起步，或是暂时休息但也许某天还会重返职坛。我也想写给那些想要理解女性（女同事、妻子或是姐妹）所面临的困难、愿意为推动世界平等贡献力量的男性。

　　这本书充分支持积极进取的女性，支持雄心勃勃地追求自己人生目标的女性。我相信增加拥有权力的女性数量是实现真正平等的必要元素，但我并不认为成功或幸福只有一种定义。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事业，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想要孩子，也不是所有的女人两者都想要。我从不主张我们应该拥有同样的目标。许多女性没有兴趣追求获得权力，不是因为她们缺乏进取心，而是因为她们已经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很多人之所以能够做出一些对世界有重要贡献的事，正是他们心中有爱。我们必须详细地规划自己独特的人生航线，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梦想制定恰当的目标。

　　我很强烈地意识到大多数女性并没有试图获得领导地位，而是努力在为生计奔波，并兼顾家庭。书中谈到了一些幸福的女性，她们足够幸运，能够自由选择工作岗位、工作地点和时间；书中有些内容则适用于女性在任何工作环境、社区和家庭里都会面临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让更多女性在最高层发出声音，那么我们将为所有的女性提供更多的机会，为她们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

　　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在商界工作的女性，都劝我在公共场合大谈这些话题时要谨慎。当我最终还是坦率说出自己的观点时，很多人会因此不高兴，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我知道一些人认为，我过于关注对女人自身的改变、让她们积极进取，这会显得我好像在为社会制度和风俗开脱责任。更糟的是，这些人因为我“责备受害者”而对我大加谴责。批评我的人会说，我之所以更容易“进取”是因为我有资本获得任何我所需要的帮助，所以，我有什么权利给那些身处环境与我截然不同的女性提建议呢？

　　我过去听到过这样的批评，将来还是会听到，而且一定还会不断有别的批评。然而，我仍然希望人们能够实事求是地判断我所传达的讯息。这个问题是有普遍性的，而且我们社会应有的变化也迟迟没有实现。是时候去鼓励更多女性实现自己的梦想，鼓励更多男性在工作中、在家里给女性以支持。

　　我们可以重新点燃内心的革命之火。如果人人都去努力，世界就会往更平等的方向发展。若每个女人都能够更加进取，我们就离“真正的平等”这个更大的目标又近了一些。

　　文/（美）谢丽尔.桑德伯格

　　摘自：《向前一步》，中信出版社（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