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天白日和平鴿 中央警官學校

　　民國時期，國民黨轄下的軍事教育體系培育了大量的軍事人才投身戰場，中國統一之後，政府為了收攏權力，更是將各級軍事學校整並、改組，成為中央直屬的教育系統；從「陸軍軍官學校」畢業的學生多半編入國民革命軍，成為軍隊中的骨幹官佐，帶領著軍伍出征各大戰役，黃埔軍校改組之前第一至第六期的學生，許多都成為榜上有名的名將，這一段歷史是民國史和軍事史研究中的熱門題材。

　　不過，在戰時幾乎舉國人民皆投入戰爭當中——即使未在第一前線衝鋒陷陣，也必是承擔了各種任務，或補給物資支持前線，或協助撤退、維持社會生產等。從「中央各軍事學校」這個名稱便不難看出，除了俗稱「黃埔軍校」的「陸軍軍官學校」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的軍事學校，如輜重兵學校、測量學校等，當然，也包括最貼近社會基層的「警察體系」。這就是中央警官學校的誕生。

　　創校沿革

　　中央警官學校成立於民國二十五年九月一日，由蔣委員長兼任校長，創校目的在於統一警察教育，培養現代警察幹部。不過，現代警察教育體系的建立在晚清已經開始。在清光緒二十六年爆發「義和團」之亂時，八國聯軍進占北京，借口地方安靖問題設立「安民公所」，招募土著充當巡捕。當時有一位通譯官日本人川島浪速，被任命為順天府日本警察衙門事務長官，他非常瞭解中國國情，亦明白如果控制了中國警察教育權，對於日後侵略中國、掌握社會秩序的計劃大有好處，因此在光緒二十七年一月，以「警材缺乏，宜施教練」為由，商請了清廷全權大臣慶親王奕劻訂立合同，設立「警務學堂」，試辦期為五年，由川島充任監督，起初專門訓練基層警力，後又增設高等科，總計辦理兩班，一共畢業八十八人。

　　光緒三十一年，巡警部成立，部員班的吉本君認為「我國警察教育操諸外人，未免損害國家主權，侵害警部權限」，因此力主收回自辦。當時正好川島監督的合同期滿，因此，巡警部便派員商談接收，幾經周折始獲成功，遂改「警務學堂」為「高等巡警學堂」，這個時期我國警察教育權進入自主之階段，共計有正科三年，先後畢業一、二兩期，簡易科及專科一年，各畢業兩期，預科一年畢業一期。

　　後來，民國成立，內務部為適應事實需要，於民國元年改「高等巡警學堂」為「警察學校」，至民國三年十二月結束。當時各省雖然已經著手整頓警察體系，不過還是缺點殊多，需要整飭，因此內務總長朱啟鈴主張設立「地方警察傳習所」，於民國四年一月二十二日呈准施行，委任前警校校長沈金鑒充任所長。民國六年，王揚濱主管警政司長，以民國元年制定的警校統一計劃，呈請設立「警官高等學校」，由巡警部委任李著強為校長，後李去職，改以周兆沅繼續籌備。大體上中國現代化的警察高等教育由此階段樹立了新的里程碑。

　　「警官高等學校」成立以來，有正科二十九班，專科六班，共有二十三期，畢業生三千餘人，分佈全國，但自革命軍北伐完成後，各省當局多自設警官學校，造就警察幹部之人選，計有浙江四期、江蘇三期、遼寧四期、吉林四期、哈爾濱三期，山東、陝西、江西、雲南、湖北、廣東各省，開辦一、二期不等，福建、河南則開辦警官訓練所，辦理一、二期後即停止，其他各省有的以警察學科並入地方自治傳習所，有以警官訓練附設於警察訓練所，形制混亂，因此，在民國二十三年一月陳又新擔任警官高等學校校長，將校址遷於南京中山門外馬群鎮五棵松處。民國二十五年，李士珍接手主持警校。在南京淪陷後遷至重慶南岸彈子石童家花園，是過去日本領事館和日本海軍俱樂部之舊址。

　　民國二十五年夏，內政部依據整理警政原則第七項「警官教育應統一於中央警官學校，規定內政部警官高等學校改為中央警官學校，停辦各省學校」，將警察教育體制統一管理，以利改革；中央警官學校由蔣委員長兼任校長，另設教育長職位由李士珍擔任。而各省分校中因浙江省警官學校辦理成績較優，凖與中央本校合並，教職員由本校任用。此外，為因應縣制的調整，中央警官學校也在民國廿九年、卅一年分別設立西北警官訓練班與東南警官訓練班等，視為分部。所以，民國時期中央警官學校的創建與發展，可以說是既有各省警官學校之合攏並入，亦有因地制宜的分部設立，這是戰時中央各軍事學校體系的一個重要特征。

　　教育制度

　　中央警官學校的校訓為「誠」。上頭的三幅旗幟依序為國民黨黨旗、警官學校校旗(上有中央警官學校字樣，為紅底、黃色流蘇邊綴、中有國民黨黨徽)及當時的國旗。而警校的校徽則在中間有「警校」字樣。

　　警官學校組織章程中規定，除校長一職外，另設教育長一人秉承校長之命治理學校，當時各軍事學校的校長都由蔣委員長兼任，不過因為他忙於國事，分身乏術，因此，教育長實際上代理主持了校長的職務。教育長下設校務、訓練和事務三處，各設處長一人，校務處即教務處，負責警官學校訓練與課程，轄下除了課程與教學的行政業務外，尚轄有編譯室、驗槍室、指紋室、理化室、警犬室等，後又加入電氣室、照相室及印刷所等，實已初具現代化警務之規模。訓練處相當於學生處，專責學生管理，下有訓育室和大隊部，事務處則是掌管學校行政，如會計、庶務、文書、醫務、圖書等，另外學校中另設有調查室辦理畢業員生調查及通訊事宜，以及特別黨部執行黨政事務。

　　此外，蔣委員長特別指示設立校務委員會，名額原定五人，除李教育長兼任外另有戴笠、王固盤、酆裕坤、趙龍文等為校務委員。二十六年五月王揚濱出任校務委員，同月二十四日左鐸、二十七年五月十日訓練處處長戴頌儀兼任，二十八年二月徐中齊、劉璠為校務委員，統計校務委員九人。

　　中央警官學校的治校理念除了校訓「誠」之外，另設立了「以道德為本，學術為用」的教育方針，其項目有三：一、政治教育，即培養學員正統思想，名為「仁」；二、軍事教育，即針對戰時的軍伍進行訓練，是為「勇」；三、警察教育，充實現代警察學術，是為「智」。不過，雖設立了教育方針，但是在抗戰時期，仍側重於軍事教育為主，政治教育為輔，並以警察教育為輔，其目的在於「國家動員時可為軍官，國家複員時，可為警官」，以符合非常時期之需要。實際上，在淞滬會戰發生之後，李士珍教育長便奉命赴港監督警察參戰之軍務，也協助加強南京市江防工事、指導員警隊防禦演習，更親臨前線視察大場、閘北等淪陷區。警察參與抗日戰事，實乃以上海警察為先例。

　　中央警官學校的靈魂李士珍校長

　　李士珍（ 一八九六-一九九七） ，一八九六年農曆十月十七日生於寧海東鄉雪坡村，一九一九年入上海公學校，一九二〇年考入杭州之江大學，一九二四年八月考入黃埔軍校第二期，是孫文主義學會的骨幹。一九二五年二月參加東征，任軍校運輸隊第二排排長，九月畢業，十二月任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軍參謀處中尉參謀。一九二六年三月任廣州衛戌司令部中尉參謀，四月任任第二師司令部經理處上尉監視隊長，七月任兵站總監部樂昌站少校分站長，參加北伐。一九二七年二月任東路兵站分監部中校參謀處長，五月升任上校參謀長，十月調升第一路軍兵站分監部少將參謀長。一九二八年十月調任浙江省保安隊第五團團長，駐防台州。一九三〇年一月奉派日本考察警政，初入陸軍步兵學校，同年秋，入日本警察講習所，後改名警察大學。

　　李士珍這個名字從此以後就與中國警察教育完全牽纏在一起了。

　　在描述國民黨情報頭子戴笠的一本傳記當中，講述到他與中央警官學校之間的淵源，說穿了，就是戴笠與李士珍的隱性競爭。黃埔軍校一向被視為是培養國民黨高幹以及國民軍隊將官的搖籃，戴笠和李士珍也同樣是來自黃埔的「嫡系」，不過，嫡系出身者何其多，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受到蔣委員長的青睞，成為他的左右手。因此，在派系林立的抗戰前期，既要爭搶資源又要努力靠近中央是每一個人的目標，而李士珍便打算從警察教育下手。

　　正如川島浪速在一九〇二年遞交的一個備忘錄裡提出的：「沒有一個國家沒有警察系統。它是軍事力量的補充。其一是為了保護國家利益和權利而凖備抵禦外侮。其二是為了執行國家法律和法令而用此工具進行內部控制並約束人民。這是國家最強大的兩股力量，沒有它們，國家便一天也無法生存。」

　　蔣介石也是這樣認為。他打算創立一個中央警校，打算用全國性的警察制度來聯合地方控制系統，以達到權力擴張、掌握基層的目的。一九三六年蔣介石召集了一個「地方高級行政人員會議」討論地方警察的治安問題。會議的背景是中央政府與地方領導之間對維持保安隊的長期爭議。地方官員自然偏向保存由他們自己資助控制的地方武裝，而中央政府的代表則反對保安隊，他們力爭成立一個由新的國民黨政府領導和培訓的正規警察部門，但要地方出資。

　　蔣介石在聽取了兩邊的意見後，決定採用警察制，他打算取消保安隊，並且統整各地方的警察教育。這個自上而下合並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央警察學校，它「受命把舊保安隊的某些部分取消後將其改變成警察」。

　　李士珍是中國的首要警察專家。他於一九二四年畢業於黃埔軍校，在浙江保安隊當過隊長，一九三一年在日本警察學校完成正科訓練。一九三五年，李士珍率團去歐美十九個國家考察他們的警察制度，回國後被任命為南京「警官高等學校」校長。一九三六年九月，他接替陳立夫在新中央警官學校任教育長。

　　李馬上開始建立他自己的校園。他在南京郊外麒麟門附近選了一個地點，在那裡蓋樓房、建設備，並招收學員和學生。

　　學員班分批調自各省、市、縣原有警官再加以新式教育：如指紋、戶口、偵訊、擒拿、追蹤、交通、信號、警犬訓用等學術，修業期半年；學生招考高中及初中程度學生，施以警察各科教育、思想政治訓練、外文教學、軍事常識操課、體能訓練等。修業期三年，旨在革新警政。

　　作為蔣委員長的嫡系，又奉其之命發展警察教育，李士珍與蔣委員長同樣認為現代國家的基礎需要一支出色的警察力量。他對中央警校一九四三年畢業班的學生說：「假如你要建立一個新國家，那你首先得建立一個新社會。假如你要建立一個新社會，那麼你首先必須建立一支現代的全國警察力量。」李士珍還把行政領導與學術結合起來。他從歐洲回來後發表了一篇有關世界警察制度的重要調查報告，並且出資和主持了「中華警察學術研究社。」

　　然而，和他競爭的戴笠，則是一心要在中央警校內爭奪警政訓練權，目的是要排擠李士珍。於是，他首先讓自己成為「校務委員會」的成員，這樣一來，他就掌握了話語權，可以在學生當中貶低李士珍的權威。據說，他曾經利用手中的秘密特工權力，在警校內同樣建立了一個特工委員會，自任主席。特工委員會的成員包括王固盤、酆裕坤和趙龍文在內，主要是他麾下的心腹們，同時，他也把前浙江警校教官如胡國振、盧振綱和余秀豪安插成為中央訓練機構的教職員。此外，為了在競爭中戰勝李士珍，戴笠需要在內政部的國家警政政策上獲得控制手段。於是，他把酆裕坤安插到中央政府中管理各省警察項目的警政司司長的位子上。警政司「負責計劃、領導和監督全中國的警察」。在這個位子上，酆裕坤「控制了省屬民政廳的警政科，掌握了警察系統的人事權」。他還在首都警察部隊內部安插了戴笠的秘密特工支部。

　　從《畢業生通訊簿》當中，可以見到這些名字都榜上有名，除了戴笠、趙龍文、酆裕坤之外，許多戴笠的嫡系人馬也在警官學校的教職員系統中。李士珍與戴笠之間的恩怨究竟如何解決，這要留待歷史去考察，但是，李士珍奉蔣介石之命統整全國警察教育，為他一手打造現代化的警官系統，使警察成為國民黨麾下的一支得力隊伍，對整個國家，乃至於後來撤遷台灣後的社會控制，都有很深遠的影響。

　　珍貴的歷史文物三件

　　通訊簿、全身照、中正劍

　　《中央警官學校正科十二期學生畢業通訊簿》屬於十二期學員周尊彝，湖北浠水人。全本十六開，以藍色絨布精裝，封面有戴傳賢（戴季陶，中華民國國歌作者，中國國民黨元老）題字。內文除了正科十二期的學員像與通訊簿之外，也收集了前後多期警官學校畢業生的名冊。

　　目前文物收藏市場上，最常見的是徽章、紀念章等小巧、方便收藏，又具有紀念價值的物品；次一級常見的，是各種冷兵器如軍刀、短劍等，因為兵器收藏一向是寵兒，而書籍、影像、證書等紙質數據則不易保存，容易佚失毀損，而且不比勳章、兵器受歡迎。不過，歷史之所以迷人，正是在於史料如海中遺珠，從各處拾掇之後，更能重現歷史光華。這本《畢業通訊簿》中除了正科十二期的學員之外，另有校史創沿、教育方針與組織章程、課程介紹等，以及警官學校前後多期的畢業學員名錄。這些史料能夠幫助後人了解中國現代化警察教育的來源，非常珍貴。

　　《警官全身照》此為一名警校學生的全身照，從照片中可以看出當時的警官之裝扮。通常保存下來的照片很少有全身照，因為這樣的照片通常要到照相館專門拍攝，不確定是為了畢業或者是其他目的，不過帽簷的裝飾和武裝帶非常清楚，警服也頗有日本、德國警察制服的風格。

　　鴿樣中正劍

　　這把中正劍的特殊之處在於它劍柄上的一只白鴿。白鴿即是現代代表警察的和平鴿。

　　在樣式繁雜、數量眾多的中正劍當中，最常見的是一般樣式的梅花劍，而這種特殊的劍柄數量很少，就筆者所見過的文物中只有空軍劍上的老鷹和這把鴿子劍。這把中正劍的長度與一般中正劍一樣，鴿子的眼睛是紅色珠體，護手和一般中正劍不同，上有一隻展翅的白鴿。劍柄是玳瑁制的，有銅線纏繞。

　　目前還沒有找到史料可以清楚的說明民國時期到底發下多少，發過哪些，有哪幾種款式的中正劍，而中央警官學校的史料中也沒有記載有這樣一款中正劍的存在，因此，是否為蔣委員長贈劍，是否為警官學校畢業贈劍無從得知，不過，上頭的白鴿與警察之意大有關聯仍是毋庸置疑的。

　　文、圖/白中琪 金允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