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新动向与“全球南方”崛起

　　贾利军 /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内容提要】数字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整体遇冷并转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巨大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加速了这一趋势，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同时，北方国家在数字领域对“全球南方”实施技术封锁，数字鸿沟导致“全球南方”发展风险加剧，内外压力使“全球南方”难以形成稳定合作，这些挑战对“全球南方”崛起形成制约。在此背景下，中国需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引领力，倡导“全球南方”共同打造全球数字赋能公共平台和南方国家主导的国际资本协作监管机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以产业优势弥合数字鸿沟，强化南方国家金融链韧性；稳步推进数字产业+数字金融双向开放，构建南南数字合作信任机制，促进跨境资本南南合作和组团式南北合作，打造数字时代国际资本合作新循环。

　　【关键词】数字经济 国际资本流动 “全球南方”

　　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向南转与数字经济发展浪潮共同推动“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为其带来更多增长助力和合作机遇。当前,“全球南方”面临北方国家封锁数字技术、数字鸿沟加剧发展风险、内外压力影响合作前景等多方面挑战。为了更好应对这些挑战，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的一员，应当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引领力，倡导“全球南方”合作共建，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稳步推进数字产业+数字金融双向开放，打造数字时代国际资本合作新循环。

　　数字经济发展与国际资本流动新趋向

　　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整体遇冷并转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占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比例逐年上升、资本流出持续增长，正成为国际资本的主要接收者和供应者，对现有全球经济秩序与发展格局产生巨大影响。与此同时，数字技术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依托巨大的应用场景规模和资本获利空间，形成较强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进一步加速国际资本向南流动的趋势。这两大变化为“全球南方”崛起创造了新机遇。

　　第一，国际资本流动整体呈下降趋势与其在发展中国家稳步上升态势并存。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整体呈现下降趋势。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统计，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FDI流量常年低于1.9万亿美元。2020年，全球FDI流量骤降至0.957万亿美元。[1]研究显示，近10年来全球FDI年均增长率仅为1%，除2022年外均呈下降趋势。2024年全球FDI相较于2023年下降了8%。[2]

　　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FDI在全球FDI流量中的占比稳步上升。[3]2022年发展中国家FDI在全球FDI流量中的占比达到了68%。[4]在发展中国家中，亚洲地区的表现尤为突出。2024年，亚洲发展中经济体的FDI占全球FDI的近50%。[5]此外，巴西与墨西哥在2024年分别跃居世界第二和第三大FDI流入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市场潜力巨大，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持续增强，逐渐成为全球企业投资和生产布局的重要地区。

　　除了资本流入的变化，国际资本流出方面也呈现新态势，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出持续增长。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数据，2010—2020年，发展中经济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额从约3050亿美元增长到约56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6%。这一趋势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开始逐渐从单纯的资本输入国转变为资本输出国。截至2024年，中国依旧稳居世界第二大资本流出国地位，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持续增加，与之相对的是，自2022年起欧洲地区的资本流出大幅下降。[6]

　　发展中经济体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的崛起对国际经济秩序产生巨大影响。一方面，资本流动重心转向发展中经济体，其经济发展将进一步受到国际资本市场的关注，外资流入将有助于这些国家推动技术创新、基础设施建设、就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等。另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资本流出的增长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国际资本的重要供应者，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日益上升。与此同时，传统北方国家经济持续疲软、内部财政和债务危机不断恶化，对国际经济增长贡献率持续下降，冲击现有国际经济秩序。

　　第二，数字经济加速国际资本向发展中国家流动为“全球南方”崛起带来新机遇。随着数字经济的迅猛发展，数字市场成为当前全球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促使国际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数字经济发展高度受数据供应及场景创新驱动，更加依赖数据和场景的需求和投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成为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引力源。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通常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增长的消费升级空间，庞大的市场需求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创新提供了丰富场景。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势头大于发达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经济市场相对成熟、增长速度相对稳定，发展中国家增长速度和增加值规模优于发达国家。2021年，全球47个国家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同比名义增长15.6%，其中，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22.3%，高于同期发达国家数字经济增速9.1个百分点。[7]发达国家由于其在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数字经济规模增速有限，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数字经济低边际成本和高效率的特点，通过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模式，实现经济包容性增长和高速的规模增长。同时，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表现出积极态度，如中国的5G网络与数据中心、东盟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为自身数字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8]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备受关注，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等领域。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平均名义增速为5.4%，其中发达国家增速为4.5%，发展中国家增速为7.9%。[9]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投资增长迅速，数字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3.9万亿元。[10]印度在2023年成为数字产业外国直接投资数目最多的国家之一。其他发展中国家吸引数字化转型投资规模也实现了稳步增长。发展中国家通过引进和应用发达国家的数字技术，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了快速的数字化转型，并逐渐展露出明显的后发优势。因此，发展中国家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参与者，未来在吸引国际资本方面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国际资本对南方地区的投资青睐及对其数字经济发展潜力的认可和挖掘，不仅是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的结果，也与“全球南方”经济体的崛起密切相关，并会为“全球南方”继续崛起带来更多机遇，进而缩小南北经济差距。

　　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南方”崛起

　　在数字经济发展热潮和国际资本流动向南转两大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充分发挥市场规模与人力资源优势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加强数字领域南南合作，推动基础设施、技术研发等全方位合作共建；挖掘“全球南方”国家间禀赋条件和产业结构的互补空间，充分利用数字产业合作溢出效应，构建优势互补、实数交融的“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新格局。

　　第一，“全球南方”国家借助数字技术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国际资本流动新格局让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更多成长机会。伴随着数字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正在寻求国际经济地位的提升。“全球南方”的崛起无疑是这一变化的重要体现，是南北方经济实力动态变化的重要表现。“全球南方”国家凭借庞大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以及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快速布局，逐渐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例如，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动下，东盟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中亚、非洲国家也将数字经济作为驱动发展的新引擎。[11]亚洲创新研究中心主席班邦·苏尔约诺表示，RCEP已经成为推动东盟地区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帮助东盟这两大经济形态迎来蓬勃发展势头，为东盟电子商务和数字支付等领域的进一步增长铺平道路，带给数字经济发展更多驱动力。[12]数字经济的繁荣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经济机会，推动其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多元发展。

　　第二，“全球南方”国家加强数字领域合作。为抓住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也为进一步推动“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全球南方”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展开了一系列合作。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例如，中国企业铺设的和平光缆在非洲登陆，阿里云和腾讯云分别在东南亚和中东地区建设数据中心，显著提升当地联通水平，推动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升级。巴西与阿根廷联合投资建设南美数字枢纽，在边境地区部署共享数据中心，降低两国企业数据存储成本，满足跨境数据流动需求。二是加强数字技术方面的合作。中国通过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和数字领军企业出海，帮助发展中国家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数字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应用。三是数字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中国企业启动了大量海外数字人才培养计划，涵盖人工智能、5G、云计算等领域，为发展中国家的数字人才培养注入强劲动力。非盟主导的非洲虚拟大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超过27个国家建立了远程和电子学习网络，对非洲培育数字技术人才发挥了关键作用。通过数字技术共享、数字平台共建以及《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等制度保障，“全球南方”国家正努力缩小南北数字鸿沟，通过抓住自身数字发展机遇，为全球数字经济的普惠发展贡献力量。

　　第三，“全球南方”国家形成优势互补、实数交融的群体性崛起格局。“全球南方”国家在禀赋条件和产业结构上存在互补空间，随着“全球南方”在数字经济领域合作不断加深，这种互补空间得以被进一步识别、开发，合作带来的溢出效应逐步从数字产业扩散到实体产业。“全球南方”国家间禀赋条件差异巨大，能够形成多种互补合作模式。例如，巴西农业研究公司（Embrapa）和阿根廷国家农业技术研究所（INTA）融合巴西的农业无人机特长和阿根廷的生物科技研发优势，联合开发智慧农业平台。数字领域合作能够进一步拉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实数交融。中国海尔智家依托数字智能技术优势深入参与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合作，参与共建泰国春武里空调工业园，对该地区打造新型制造业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时代“全球南方”崛起面临的挑战

　　在“全球南方”崛起的新格局下，南北经济关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全球南方”崛起面临由北方国家封锁数字技术、数字鸿沟加剧发展风险、内外压力影响合作前景三个方面构成的系统性挑战，这给“全球南方”和平稳定崛起造成新的冲击。

　　第一，“全球南方”崛起引起北方国家实施针对性数字封锁。为压缩南方国家数字发展空间与机遇，维护自身数字发展实力和优势，北方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限制技术扩散，企图对南方国家实行数字封锁。

　　在数字技术方面，美欧等国通过出口管制、投资审查等方式，对南方国家进行封锁，禁止南方国家获得先进数字技术以及相关软件和硬件产品，通过禁运法案或设置高额关税壁垒，限制南方国家获得相关技术。[13]同时，北方国家利用现有数字技术积累以及自身软件和芯片优势等，挤压南方国家发展数字产业的机会空间，通过寻找技术替代方案、创新数字应用场景以及数字赋能路径等方法重塑数字经济的技术路径，打造数字技术新优势，拉大南北数字技术差距。

　　在数字市场方面，北方国家设置了更加严苛的准入门槛，以安全审查、数字主权法规、合规要求等方法限制、禁止南方国家的数字企业进入其市场，以遏制南方国家数字经济的市场发展和资金来源。2024年美国通过《2024国家安全紧急拨款法案》，出台了多项针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数字科技行业的限制措施。[14]中国并不是唯一受到打压的“全球南方”国家，2017年美国联邦机构以“国家安全”为由宣布禁止使用俄罗斯卡巴斯基反病毒软件，并于2022年进一步禁止其销售。

　　在数字规则话语权方面，北方国家对数字规则话语权的垄断将对南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和空间构成长期威胁。美国主导的美欧贸易与技术委员会已经成为北方国家建立数字联盟、掌握规则话语权的典型案例。该联盟是跨大西洋数字合作的重要平台，目标是通过联盟内部数字技术协调、安全标准共用，形成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数字规则话语权,对在数字经济领域表现出巨大潜力的南方国家实施制度性约束，对其认定的“非市场经济体”进行技术与市场封锁。

　　第二，数字鸿沟加剧“全球南方”崛起的困难与风险。当前南方国家仍面临严重的数字鸿沟，各国在数字化转型的起点和发展速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许多南方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创新能力和数字财政预算等方面存在较大劣势。[15]这些国家往往面临技术投资成本高、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等问题，无法充分发掘自身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同时，技术短板导致南方国家难以应对数字时代金融风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新形态的金融风险可能给南方国家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带来更大压力。

　　相对而言，北方国家通过数字技术和对用户大数据的控制，逐渐形成了对数字经济技术的市场垄断。极高的市场集中度使得少数科技巨头能够掌控全球用户的数据资源，进一步巩固其市场优势，实现“赢者通吃”。北方国家还能够依托技术优势进一步控制全球金融体系和国际资本流动，向南方国家转移数字金融风险。

　　第三，内部发展不平衡与外部分化压力威胁“全球南方”崛起。当前“全球南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美西方借此对“全球南方”国家进行频繁打压分化，冲击南方国家内部合作与团结。

　　一是南方国家数字发展目标不一致造成合作能力困境。南方国家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人才和数字技术研发基础上存在显著不平衡，导致发展目标错位。基础条件较差的南方国家以推广基础产业数字化转型为主要发展目标，而综合实力较强的南方国家则对标北方国家的数字技术、数字产业链和数字规则等高水平竞争核心领域，且综合实力较强的南方国家受自身资本规模限制，对外赋能成本过高，双方在合作领域上难以形成合力。

　　二是南方国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带来内部竞争性陷阱。一方面，跨国资本资源有限，南方国家内部竞争在所难免。少数综合实力强的南方国家凭借数字经济禀赋优势，已经成为全球投资的重要目的地，而多数南方国家却难以获得国际投资青睐，导致部分国家间存在发展利益冲突。例如，2024年发展中国家FDI总额为8670亿美元，而发展中国家中的最不发达国家FDI总额仅为310亿美元。[16]另一方面，新金融和新经济的正向循环加速综合实力强的南方国家崛起，但其他数字禀赋不足的南方国家与正在崛起南方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为了解决自身债务问题和发展问题，起步阶段的南方国家更愿意接受北方国家的“金融支持”和“数字合作”，并绑定在北方国家主导的数字金融体系之中，这就使得多数南方国家比起南南金融合作更青睐来自北方国家的资本投资，增加了在数字金融领域开展南南合作的机会成本。

　　三是北方国家绑定分化策略制造南南合作困境。一方面，数字经济驱动的跨境资本流动与传统资本跨境流动存在明显区别，必须以数字规则和监管规则的对接为前提，且转换成本十分高昂。由于自身数字领域短板突出，部分南方国家为了获得投资红利选择以“数字主权”为代价获得“数字合作”机会，形成具有“锁定效应”的合作模式，或为了短期发展利益被动长期绑定在北方国家队伍中。例如，美国“印太经济框架”通过数字规则绑定部分东盟国家，分化东盟内部合作意愿。另一方面，北方国家利用南方国家渴望快速推进数字化转型、享受数字红利的迫切心理，开展具有战略进攻性质和排他性的南北合作，挑动南方国家间的恶性竞争，损害南方国家的互信关系。南方国家的合作信任关系难以稳定，导致其数字发展与合作空间被北方国家不断挤压。

　　这些系统性挑战冲击了南方国家内部的稳定性和统一性。由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复杂性与不稳定性以及北方国家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秩序的恶意干扰，国际资本对南方国家的正常支持格局已经被打乱，“全球南方”合作面临内部竞争和外部分化双重压力。此外，由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碎片化，各国可能更加依赖自身的金融安全体系而弱化多边合作，难以形成协同应对全球经济危机的能力。[17]

　　中国引领破解“全球南方”崛起困境的路径

　　进入数字时代，国际资本流动格局的新变化为“全球南方”崛起带来重要机会窗口的同时也带来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18]展望未来，“全球南方”将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重要作用，中国应当引领破解“全球南方”崛起所面临的困境，进一步提升“全球南方”的国际地位。

　　第一，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引领力，提升南方国家“数字主权”。一方面，中国应发挥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综合优势和引领力，为“全球南方”国家弥合数字鸿沟、发掘数字经济潜力打造全球数字赋能公共平台，规避数字封锁带来的“贫困陷阱”，强化“全球南方”公共品机制，以开放合作、数字共享应对北方国家的数字技术封锁，拓展数字赋能国际合作场景，挖掘“全球南方”内部跨国投资潜力，通过数字公共品赋能提升“全球南方”数字基础水平和数字合作潜能，进而壮大“全球南方”合作网络。另一方面，倡导打造南方国家主导的数字时代国际资本协作监管机制，以监管合作提升南方国家风险监管能力，进而降低资本跨境快速流动对南方国家经济可能造成的金融冲击损失，有力捍卫南方国家“数字主权”。

　　第二，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壮大“全球南方”合作力量。一方面，结合中国产业升级需求，在全球产业链重构中发挥数字引领者作用，改变产业链转移重构的既定模式，打造南方国家产业链有序升级重构、国际资本赋能南方国家产业链的新型合作网络。当前，中国在全球主要产业链中能够发挥产业引领者作用，应通过“金砖+”等平台打造“全球南方”合作型产业链协同机制和数字金融赋能机制，以产业优势引导国际资本弥合南方国家数字鸿沟，构建合作型数字金融赋能全球产业链“金融链节点+平行链主+多链节点”的新型模式，引导国际资本定向支持“全球南方”国家，参与“全球南方”数字市场和数字产业的共建共享。另一方面，重视塑造产业链优势，以南方国家的市场和产业规模放大数字金融赋能效果，打造南方国家主导的产业合作圈和产业合作网络，塑造南方国家数字产业金融链韧性，形成数字时代全球产业集体协作优势，以技术和数据开放共享应对北方国家的封锁管控，通过产业链+市场圈的双向培育，从根本上强化“全球南方”国家的产业韧性、资本吸引力和数字竞争力，真正跨越数字技术鸿沟。[19]

　　第三，稳步推进数字产业+数字金融双向开放，打造数字时代国际资本合作新循环。一方面，结合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网络属性，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和数字金融的双向开放，为南方国家数字化转型提供经济可行的公共品和示范项目。倡导综合实力较强的南方国家共同打造数字合作信任机制和数字普惠合作规划，以长期数字普惠合作对冲北方国家分化企图。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南方”国家构建投资开放协商机制，降低南南投资成本风险，促进跨境资本南南合作和组团式南北合作平稳有序流动，打造数字时代国际资本合作新循环。精准对接数字发展需求，壮大服务南南合作的国际资本力量，塑造南方国家主导的多边合作新模式，向南方国家提供高水平开放的“合作范本”。

　　本文是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数字化时代世界资本主义新变化新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2JZD006）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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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Global Investment Trend Monitor, No.39,” October 2021,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iainf2021d2_en.pdf.

　　[2] 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Global Investment Trend Monitor, No.48,” January 2025,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diaeiainf2025d1_en.pdf.

　　[3] 谭小芬等:《跨境资本流动的新特征、新风险及其政策建议》，载《国际金融研究》2023年第4期，第17-28页。

　　[4] UN Trade and Development, “2024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September 2024, https://unctad.org/system/files/official-document/wir2024_en.pdf.

　　[5][6] 同[4]。

　　[7] 《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2022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网，2022年12月，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212/P020221207397428021671.pdf。

　　[8] 杨志浩:《数字经济背景下全球要素资源重组趋向及中国策略》，载《企业经济》2023年第42期，第93-104页。

　　[9] 《全球数字经济新图景（2020年）——大变局下的可持续发展新动能》，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网，2020年10月，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010/P020201014373499777701.pdf。

　　[10]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官网，2024年8月，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8/P020240830315324580655.pdf。

　　[11] 《聚合力、谋共赢——“全球南方”成为经济全球化中坚力量》，新华网，2024年12月29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19756981999229789&wfr=spider&for=pc。

　　[12] 《专访｜RCEP助推东盟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新华网，2024年1月14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8046344002576080&wfr=spider&for=pc。

　　[13] 贾中正:《全球经济“碎片化”的挑战》，载《中国金融》2024年第9期，第82-83页。

　　[14] “H.R.815 - Making Emergency Supplemental Appropriations for the Fiscal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 2024, and for Other Purposes,” April 2024, https://www.congress.gov/bill/118th-congress/house-bill/815/text#toc-H8A6F028CF82F488A974B9159A0CFBE01.

　　[15] 《2022-2023年中亚洲经济形势回顾》，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官网，2023年10月12日，https://cn.afca-asia.org/Portal.do?method=detailView&contentID=3075。

　　[16] 同[4]。

　　[17] 同[13]，第82-83页。

　　[18] 《习近平：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 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网，2024年10月25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4-10/25/nw.D110000renmrb_20241025_1-02.htm。

　　[19] 同[8]，第102-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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