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途上

　　◎雷平阳

　　2024年夏天，在滇西南澜沧江两岸我走了两个月，之后，秋初时我还分别去过一次川西北和内蒙古。在旅途中写下了这组诗作。当然，它们不是“偶得”，甚至不是看见什么之后的“有感而发”——那段时间，我进入了一种偏执、热烈的写作状态中，想以寓言的方式呈现自然之物进入内心之后的真实景观。想把“我”认知的万物与肉眼所见的万物区分开来。诗作中的滇西南、川西北和内蒙古只是符号，可以替换成任何一个地名。

　　之所以有如此言行，大抵是因为近年来我一直在搜罗、阅读云南少数民族的创世史诗、迁徙史诗、英雄史诗和叙事长诗，从中领教了时间另一端人们创作时不少由实而虚的法度，也以今人的身份看到了古代文本在现代社会现场可能产生的一系列迷人的语词或诗学空间。在云南南方山地上，查找史诗中神灵和英雄的真身、王国的原址、战争和瘟疫的起因、寺庙的兴废、巫术的缘起、爱与仇的因果……无一不是幻生幻灭的精神探险。寻找景颇族创世史诗《目瑙斋瓦》中名叫“木兰顶荣”的乐园，我登上了德宏州一座传说中住满了魔鬼的高山，与景颇族老人交谈，也才明白了史诗中神造世界时为什么首先造了一根绳子，然后才是“十卷圣书”，接下来又才是帮助生育的器具，随后才是太阳和月亮。而读拉祜族的迁徙史诗《根古》，我几乎对它讲到的迁徙路线上的每一个地名都发生了浓厚兴趣，因为凡是拉祜族在滇西南落脚的地方，都可能有一座古茶园，也会流传着诸多人与虎共生的伟大传奇。史诗中，天神厄莎在创造万物时还专门给拉祜族人造了三支神箭，分别是金弩箭、银弩箭、铜弩箭，若是遇上巨大的灾难，部落之王只要向着南方将三支神箭射出，神箭落下的地方就是迁徙的目的地。可我在探寻这三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根古》不知道有多少个版本，凡是会讲述史诗的人都把自己今天居住的地方视为合法的神箭落下的地方——在时间诗学领域，三支神箭生育了无数的神箭，一部史诗生育了无数史诗。傣族叙事长诗《葫芦信》则让我明白：语言空间具有的无限性与它所描写的现实空间的有限性之间所站立的那个书写者，他既是天空的儿子也是殉情者的一块墓碑，是他发起了语言的想象运动和审美风暴，亦是他把永生的宇宙放入了一个小小的葫芦。长诗中的两个庞大王国，是目前雨林中的两个聚落，世俗，遥远，安静，当我在那儿漫步时，我觉得自己仿佛刚从梦中醒来——像一个还俗的和尚从通天的庙宇回到了尘埃中的家。如果不借助文学，也许只有菩萨才能知晓两者之间存在的一体性。而去年5月，我之所以前往昔日的“葫芦王地”进行田野调查，也是因为一部名叫《一百零一朵花》的傣族叙事长诗令我着迷。它起源于傣语，搜集整理于佤族山寨，最终以汉语出版，其多元的属性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就觉得自己的眼前分明有三个讲述者在用三种语言向我交叉讲述，或者说，我看见的三个人合成了一个人，他的嘴巴能同时发出三种语言的声音。在调查现场，问了一个个歌手，当他们告诉我从来没有听过甚至没有听说过这部长诗的时候，我如同出现在了一场永不落幕的时间悲剧中——是不是许多不朽之物都消失了，我们又得重新发明它们而我们又无力走到神圣的起点上？但丁说过，《圣经》的每个段落都有四重意义，即字面意义、比喻意义、道德意义和神秘意义。像类似《一百零一朵花》这样的文本，却是有几种出现的方式然后又以一种“无”的方式消失。我在长诗现身过的班洪乡与岩帅镇的群山之中无神地奔走，在领教文字的虚无性的同时，似乎也领悟到了一个永在的真理——也许《一百零一朵花》的意义就是：一个匿名的歌手创造了它，吟唱过它，而当这个歌手隐身后，它就消失，被人遗忘。我找它的声音当代史，乃是对遗忘的一种补充，让我也置身于遗忘中而不是抵抗遗忘。

　　以上认知和体验，一方面令我自觉地将云南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史诗当成了自己写作的发源地，希望自己的血管能伸入这片圣域，不是简单的复述，而是理性地将其世界性进行现代性改造并在其础石之上再造自己的文字乌托邦；另一方面则让我后知后觉地发现了优秀文学作品深处牢固的寓言性，那种超脱了语言而又有所寄托的文学之光不断涌入我的内心。组诗中的《杀虎歌》和《哭哀歌》是我根据傣族古歌进行的改写，《豹寓言》《去司岗里》《空山落日》和《雾中谈魂》是我在具体的山体和道路上根据实景而生出的幻象，《䐁鹿岭上》是我坐在永德县现实中的豚鹿岭上发现的另一座䐁鹿岭。至于写于川西北和内蒙古的诗作，产生的情形也大体如此。总之，关于写作，我始终保守“从阅历中来”这个信条，尽管我行走的身体热衷于飞升，痴迷的思想奇观是升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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