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贝宁：法制节目的“代言人”
- 来源:电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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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9-02-27 18:08
“特文学！特文学青年！”这是央视法制频道节目主持人撒贝宁的栏目组同事们，在刚刚过去的秋末冬初把撒贝宁整成的一个定格形象后，用70后、80后的“浓缩”语言给出的评价。
那天，栏目组欢庆开播10周年，撒贝宁畅快开心之时被围上了一条别人的围巾来拍照。他那神态不单活脱脱一个青年才俊，而且还有几分“五四”愤青的模样。
入道之前
1993年底，湖北一中文科班里60多个学生中排名第八的撒贝宁被学校推荐去北京大学参加艺术特招生冬令营的三天考试，北大要招综合素质好、全面发展的艺术人才。奇怪的是，撒贝宁自报的艺术特长是唱歌，而他演唱的歌曲《小白杨》是他在前一天晚上到父母原来的战友、解放军艺术学院作曲系的老师那里临时抱佛脚取来的“真经”。他坦言自己当时的艺术特长基础是：音乐、舞蹈、小品样样会一点儿，哪样都不精。
1994年，撒贝宁凭才艺上了北大，进了校合唱团，又在大三时混成了合唱团的元老，再加上他幽默、风趣，能“折腾”，人缘不错，就当上了团长。大学四年中，他的学习成绩好，有才有能力，1998年即被保研留校深造。他自己都不曾料想，还有幸运躲在机遇和考验得后面等着他。
2001年夏，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去北京大学招节目主持人，但撒贝宁和校剧团的同学们当时正在香山附近排练话剧《保尔.柯察金》，他回校后才知道那事已错过了一个星期。这个机会不能放过，一定要争取。他执著地给负责此次招考的央视法制频道制片人打去电话，说明了自己落考的原因和报考的信心，被应允去试镜。
那天，他按要求穿着正装——别人给的一套蓝西服，系着红领带，挺长的头发梳成中分，一本正经地冒着傻气。让他说一段话，他想，报考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选含金量高的内容展示，表现出自己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于是，他背起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关于企业破产的法律程序，磕磕绊绊地说着连他自己都没研究透的概念和定义。
“考官”们急了，让他打住，拿来一张报纸，让他选看一条新闻，再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他看了一个关于北大女生打官司的事，然后轻松地复述了一遍。看到考官们的反应大有改变，他心想，要是早知道考试是让讲故事，就不会在开始的10分钟里紧张得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之后，他忐忑不安地等消息。央视法制频道对他试镜的综合意见：那个黑瘦黑瘦的小男孩儿，经启发在镜头前的状态还不错、挺灵活，能立刻把领会的东西表达出来，先留下他磨炼磨炼吧。
1998年的夏、秋、冬三季，撒贝宁几乎天天跑中央电视台录法制频道的试验版节目。那时15分钟的节目，他最长录过两个小时（现在基本上只需录三四十分钟），有时还需重新录，他总是随叫随到。半年后，1999年1月2日，《今日说法》在央视开播，21岁的撒贝宁成为了这个新创栏目的主持人。
从业之后
一边在北大读研，一边主持《今日说法》，撒贝宁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中释放着对法律和电视的热爱。当人们2001年看到撒贝宁在央视主持人大赛中大放光彩时，没人清楚他和他的嘉宾们为做好这档法制节目进行过什么样的努力和挣扎。
电视法制节目应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在观众面前？学者、教授、法官对案例中法律关系的解释，怎么让观众听明白、感兴趣？面对大部分观众是老人、家庭主妇的收视群体，如何用法理去分析案件？
撒贝宁在《今日说法》栏目用的10年工夫所换来的真知是：把心态调整得更电视化、生活化，而非法律化。因为做电视节目不是给法学院的学生上课，更不是为了培养律师、法官，一般观众只需从法制节目中了解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的简明处理程序就可以了。
比如，顾客买的产品有问题，他只着急知道应去找商家还是找厂家，关心的是出现此类法律问题找谁去解决，而不是弄明白法理上的先行赔付。《今日说法》告诉观众，有这类问题应去找商家赔付，商家可另找厂家去赔付。
撒贝宁在电视上用法说了10年百姓身边事，但在他的困惑里始终徘徊着这样的事实：《今日说法》能留住观众的根本是故事本身，而不是主持人和嘉宾。其实，焉知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法制节目形态呢？
撒贝宁完成他的硕士学业后，仍然被北大的科学民主气氛吸引着，每周末和老同学们约着从四面八方回母校打球，然后去学生时代去惯了的校旁小饭馆AA制吃饭，漫谈家事、国事、天下事，当然话题离不开深深植于他们心中的法律情结。在北大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十四年浸染下，撒贝宁的学习和工作并行不悖。
2004年，央视的《社会与法》现出荧屏，撒贝宁在主持角色上发生了转变。想要实现央视社教中心对他的期望，十几年内历练成我国法制类节目的王牌主持人，这让撒贝宁的“法律情怀”更不平静了。
“电视法制节目应该怎样走下去，如何吸引观众饶有兴致地关心生活事件的法律元素，如何使电视普法节目揭示出法律的魅力？”
让观众难忘，也让撒贝宁难忘的一期节目是：事件中的两个青年好友外出打工。一天二人吵架，一人用木棍打了另一人的头，遂去就医，无大事，二人和好，结拜为兄弟。但第三天，伤者死去。于是追究刑事责任。让人感动的是，死者的母亲在法庭上竟为被告求情，这对量刑起到了一定作用。做如此的《社会与法》节目，有普法意义，具人性美德，和谐社会风尚，更让撒贝宁透过情与法的交割憧憬任重道远的前景。
伴随社会法制观念渐入民心，荧屏上法制节目同质化日益明显，有些观众甚至一些熟人看到撒贝宁时，闹不清他是《今日说法》的，还是《法制进行时》的，或是《共同关注》的，但一定认得准他是法制节目的“代言人”。10年间，他凭着热爱与责任，把电视与法律深深融会在自己的理解和表达中，并养成了反思自己工作的习惯，严格查找那些确实没有达到自己期待中最好的部分来剖析。
眼下，他虽然不像有些电视理想主义者的同行们那样时时被孤独感和痛苦所缠绕，又大大远离着中年危机的侵扰，但也确有让他说出“这很恐怖”的忧虑。那就是，他无论在多忙多累的状态下录播或直播的节目，都能让栏目组的同志们和领导满意，他担心长此以往自己成了“一个糕点师，无须用心去做每一块蛋糕，而是凭着熟能生巧的经验去下料、烘制就行了”。
听撒贝宁一口气地背了一遍他11月10号至20号的工作日程：从北京到郑州，到成都，到绵阳，到北川，再到成都，回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回北京，到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再到哈尔滨，回北京……去拍《今日说法》的宣传片，作有关防震减灾法、志愿者问题、食品安全、个人信息权保护等等的现场论坛，忙得日夜不亦乐乎。
当下，他很希望能有时间多参与一些栏目策划，施展他的创造力，更希望能有时间精心完成每一期节目，扎扎实实做好他准备做一辈子的电视法制节目，使更多的观众感受到法律的无穷魅力。
文：唐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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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栏目组欢庆开播10周年，撒贝宁畅快开心之时被围上了一条别人的围巾来拍照。他那神态不单活脱脱一个青年才俊，而且还有几分“五四”愤青的模样。
入道之前
1993年底，湖北一中文科班里60多个学生中排名第八的撒贝宁被学校推荐去北京大学参加艺术特招生冬令营的三天考试，北大要招综合素质好、全面发展的艺术人才。奇怪的是，撒贝宁自报的艺术特长是唱歌，而他演唱的歌曲《小白杨》是他在前一天晚上到父母原来的战友、解放军艺术学院作曲系的老师那里临时抱佛脚取来的“真经”。他坦言自己当时的艺术特长基础是：音乐、舞蹈、小品样样会一点儿，哪样都不精。
1994年，撒贝宁凭才艺上了北大，进了校合唱团，又在大三时混成了合唱团的元老，再加上他幽默、风趣，能“折腾”，人缘不错，就当上了团长。大学四年中，他的学习成绩好，有才有能力，1998年即被保研留校深造。他自己都不曾料想，还有幸运躲在机遇和考验得后面等着他。
2001年夏，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去北京大学招节目主持人，但撒贝宁和校剧团的同学们当时正在香山附近排练话剧《保尔.柯察金》，他回校后才知道那事已错过了一个星期。这个机会不能放过，一定要争取。他执著地给负责此次招考的央视法制频道制片人打去电话，说明了自己落考的原因和报考的信心，被应允去试镜。
那天，他按要求穿着正装——别人给的一套蓝西服，系着红领带，挺长的头发梳成中分，一本正经地冒着傻气。让他说一段话，他想，报考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当然要选含金量高的内容展示，表现出自己的专业素质和理论水平。于是，他背起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关于企业破产的法律程序，磕磕绊绊地说着连他自己都没研究透的概念和定义。
“考官”们急了，让他打住，拿来一张报纸，让他选看一条新闻，再用自己的语言叙述出来。他看了一个关于北大女生打官司的事，然后轻松地复述了一遍。看到考官们的反应大有改变，他心想，要是早知道考试是让讲故事，就不会在开始的10分钟里紧张得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之后，他忐忑不安地等消息。央视法制频道对他试镜的综合意见：那个黑瘦黑瘦的小男孩儿，经启发在镜头前的状态还不错、挺灵活，能立刻把领会的东西表达出来，先留下他磨炼磨炼吧。
1998年的夏、秋、冬三季，撒贝宁几乎天天跑中央电视台录法制频道的试验版节目。那时15分钟的节目，他最长录过两个小时（现在基本上只需录三四十分钟），有时还需重新录，他总是随叫随到。半年后，1999年1月2日，《今日说法》在央视开播，21岁的撒贝宁成为了这个新创栏目的主持人。
从业之后
一边在北大读研，一边主持《今日说法》，撒贝宁在紧张的学习、工作中释放着对法律和电视的热爱。当人们2001年看到撒贝宁在央视主持人大赛中大放光彩时，没人清楚他和他的嘉宾们为做好这档法制节目进行过什么样的努力和挣扎。
电视法制节目应以什么样的形态呈现在观众面前？学者、教授、法官对案例中法律关系的解释，怎么让观众听明白、感兴趣？面对大部分观众是老人、家庭主妇的收视群体，如何用法理去分析案件？
撒贝宁在《今日说法》栏目用的10年工夫所换来的真知是：把心态调整得更电视化、生活化，而非法律化。因为做电视节目不是给法学院的学生上课，更不是为了培养律师、法官，一般观众只需从法制节目中了解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的简明处理程序就可以了。
比如，顾客买的产品有问题，他只着急知道应去找商家还是找厂家，关心的是出现此类法律问题找谁去解决，而不是弄明白法理上的先行赔付。《今日说法》告诉观众，有这类问题应去找商家赔付，商家可另找厂家去赔付。
撒贝宁在电视上用法说了10年百姓身边事，但在他的困惑里始终徘徊着这样的事实：《今日说法》能留住观众的根本是故事本身，而不是主持人和嘉宾。其实，焉知这不是一个成功的法制节目形态呢？
撒贝宁完成他的硕士学业后，仍然被北大的科学民主气氛吸引着，每周末和老同学们约着从四面八方回母校打球，然后去学生时代去惯了的校旁小饭馆AA制吃饭，漫谈家事、国事、天下事，当然话题离不开深深植于他们心中的法律情结。在北大校训“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十四年浸染下，撒贝宁的学习和工作并行不悖。
2004年，央视的《社会与法》现出荧屏，撒贝宁在主持角色上发生了转变。想要实现央视社教中心对他的期望，十几年内历练成我国法制类节目的王牌主持人，这让撒贝宁的“法律情怀”更不平静了。
“电视法制节目应该怎样走下去，如何吸引观众饶有兴致地关心生活事件的法律元素，如何使电视普法节目揭示出法律的魅力？”
让观众难忘，也让撒贝宁难忘的一期节目是：事件中的两个青年好友外出打工。一天二人吵架，一人用木棍打了另一人的头，遂去就医，无大事，二人和好，结拜为兄弟。但第三天，伤者死去。于是追究刑事责任。让人感动的是，死者的母亲在法庭上竟为被告求情，这对量刑起到了一定作用。做如此的《社会与法》节目，有普法意义，具人性美德，和谐社会风尚，更让撒贝宁透过情与法的交割憧憬任重道远的前景。
伴随社会法制观念渐入民心，荧屏上法制节目同质化日益明显，有些观众甚至一些熟人看到撒贝宁时，闹不清他是《今日说法》的，还是《法制进行时》的，或是《共同关注》的，但一定认得准他是法制节目的“代言人”。10年间，他凭着热爱与责任，把电视与法律深深融会在自己的理解和表达中，并养成了反思自己工作的习惯，严格查找那些确实没有达到自己期待中最好的部分来剖析。
眼下，他虽然不像有些电视理想主义者的同行们那样时时被孤独感和痛苦所缠绕，又大大远离着中年危机的侵扰，但也确有让他说出“这很恐怖”的忧虑。那就是，他无论在多忙多累的状态下录播或直播的节目，都能让栏目组的同志们和领导满意，他担心长此以往自己成了“一个糕点师，无须用心去做每一块蛋糕，而是凭着熟能生巧的经验去下料、烘制就行了”。
听撒贝宁一口气地背了一遍他11月10号至20号的工作日程：从北京到郑州，到成都，到绵阳，到北川，再到成都，回北京，到上海，到深圳，回北京，到哈尔滨，到齐齐哈尔，再到哈尔滨，回北京……去拍《今日说法》的宣传片，作有关防震减灾法、志愿者问题、食品安全、个人信息权保护等等的现场论坛，忙得日夜不亦乐乎。
当下，他很希望能有时间多参与一些栏目策划，施展他的创造力，更希望能有时间精心完成每一期节目，扎扎实实做好他准备做一辈子的电视法制节目，使更多的观众感受到法律的无穷魅力。
文：唐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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