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面臨的內外環境究竟發生了什麽新變化？

　　9月23日，成功爭取連任的行政長官崔世安在京接受中央任命狀，獲國務院頒發任命澳門特別行政區第四任行政長官的第655號國務院令，任期五年。同日，國家主席習近平接見了崔世安一行，對崔世安成功當選並被任命為澳門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表示祝賀。習主席表示，崔世安過去五年帶領澳門特區政府穩健施政，務實有爲，妥善應對各種困難和挑戰，在澳門經濟發展、改善民生、加強與內地的交流合作等各項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習主席特別指出，當前澳門面臨的內外環境有新變化，要求崔世安與特區政府審時度勢，統籌謀劃，增強前瞻意識、憂患意識，提高特區治理水平，不負中央政府的重託和澳門居民的期望，把澳門工作做得更好。

　　習主席對澳門事務並不陌生。2007年中共十七大後，當時新晉政治局常委習近平接任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主管港澳工作，曾親臨澳門訪問，並多次會見澳門各界人士。十八大後，在當選總書記成為最高領導人後，才把分管了5年之久的的港澳工作交棒予張德江。這一經歷，對北京制定港澳政策、指導港澳發展，大有裨益，也是港澳的福祉。也正因爲這一經歷，習主席每次對澳門的表態都是有的放矢、絕無虛詞，較之以往“居安思危、未雨綢繆”類的告誡，這次“當前澳門面臨的內外環境有新變化”顯得有些特別，值得本澳各界認真思考。那麽，本澳面臨的內外環境究竟發生了什麽新變化？

　　一、經濟形勢發生變化

　　澳門回歸十五年來，最偉大的成就來自於經濟層面。但審視地看，經濟成就背後基本的成功模式就是“博彩+自由行”，博彩又以貴賓廳作支撐，自由行則是典型的粗放旅遊模式，這種依靠博彩井噴式發展實現的經濟高速增長，在積聚巨額財富的同時，其實也在積聚著一系列制度性和結構性的問題，對澳門經濟的作用從最初的主要是受益，到逐步轉向雙刃挑戰。今年，在經歷了多年的高速發展後，澳門經濟發展模式遭遇重大挑戰。

　　9月初，本澳博監局公佈八月博彩毛收入按年跌6.1%至289億澳門元，事實上，這種下跌自6月份開始以來已經持續了3個月，這是2009年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放緩幅度；觀察者普遍認爲，澳門賭業經歷了10年的高速發展後，現在或進入平穩期，今後賭收升幅收窄將成常態，零增長甚至負增長也漸成趨勢。

　　股市被視爲經濟的晴雨錶。自五月傳出銀聯擬推出措施打擊澳門賭場非法刷卡後市場出現震蕩，濠股就開始萎靡不振。8月7日起，濠賭股全面捱沽、跌跌不休，7日當天跌幅介乎百分之三至七，其中銀娛全日挫6.4%，是跌幅最大的藍籌；永利澳門也跌急7.6%。六大博企股單日市值蒸發逾七百億元，繼今年五月急跌後再成港股“重災區”。9月中，濠賭股繼續上月的下跌態勢，全綫飄紅、跌跌不休，銀河股價已連續多個交易日下跌，根據彭博的數據，今年呂志和賬面財富已縮水69億美元。金沙則在17日開盤時下跌了將近5%，迄今已下跌32.4%。

　　對於博彩業的這種下跌，市場普遍認爲，與內地反貪腐、經濟放緩不無關係，也擔心有更嚴厲的措施出臺，一時間，馬上就有投行唱空賭業，下調全年增長預測，在悲觀情緒感染下，市場前景究竟如何，會不會變得更糟，現在還屬未知數。博彩業作爲本澳的支柱産業，遭遇多年從未有之局面，確實令人擔憂，但最值得警醒的是，今年博彩業的下跌，表像上看是受外圍因素影響，本質上則是多年隱患的初顯，是本澳經濟發展模式的硬傷所致，驗證了“單靠博彩業來維持高速增長的隱患和不可持續性”的論斷，標誌著過去十多年來單純依靠博彩業創造的經濟飈升已到了盤整時刻，對“唯賭收論”的片面經濟發展模式也到了必須反思和檢討的時候。

　　賭權開放後，本澳賭業一飛衝天，博彩收入屢創新高，成爲澳門經濟繁榮的主要指標。很長一段時間裏，本澳已習慣了以賭收證明經濟的發展，甚至陷入對賭收的迷信之中。然而，這種單一的衡量標準對本澳經濟與社會造成的負面損害也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看到，賭權開放十多年，最大的遺憾和弊病正是來自於其本身取得的經濟上的巨大成功。因爲太多的數據表明，本澳過去十年間經濟上的成功完全依賴於博彩，博彩業在本澳的地位由“一家獨大”變身爲“一業獨大”，雖然從形式上實現了創新和變革，但本質上卻沒有多少變化，本澳多元經濟結構調整的戰略，非但沒有得到絲毫加強，反倒削弱了不少。“博彩井噴式的發展，在短時間內使本澳的經濟呈現亢奮式的發展，經濟上的繁榮掩蓋了結構性失調帶來的矛盾，一時間，公帑增加、薪水翻番、就業不愁，政事通達、人心和順，使本來就習慣因循守舊的澳門人思想更加麻痹，更加缺乏變革的動力，十多年過去了，變化天翻地覆，問題似曾相識，産業極化，風光依舊。”

　　但是，這種畸形的經濟結構造成的負面影響巨大而深遠。物價特別是房價上行壓力的不斷增強，收入不公平和機會不均等的急劇發展，大型娛樂場所進入造成的居民生活空間令人壓抑的擁擠，數十倍於本地居民的遊客數量令本澳的接待能力接近臨界值，凡此種種，匯成了形形色色的潛在隱患和社會不滿。

　　尤為重要的是，今次賭收下挫，主要是貴賓廳收入下跌所致，如果今後仍然按照現有模式支撐經濟發展，賭收想要保持高位增收，就意味著中場收入必須大幅提高才能填補貴賓廳的缺額，也就意味著必須要有足夠的人流（最起碼要超過目前的遊客人數）才能支撐起來，可是，對於已經深受“迫爆關”困擾的澳門而言，承載力還能提升多少？因此，今後妄想繼續依靠博彩業的簡單持續，基本是險路一條。我們承認博彩業在本澳的重要性和現實性，但必須提醒，博彩成就了澳門經濟過去十年甚至更久遠時間的繁榮，不過卻難以護佑澳門經濟和社會未來的成長。我們認為，賭收是本澳經濟的重要衡量指標，但並不是唯一的指標更不是全面的指標，告別“賭收”崇拜，注重經濟發展的質量，更注重經濟結構的優化，無疑才是未來發展的方向。

　　今後，澳門必須破除賭業依賴症，必須在經濟多元化的道路上邁步前行，無畏艱險！同時，當新的更大的挑戰擺在面前的時候，如何再次聚集更加徹底的變革的魄力和動力、推動深層次的多元化經濟結構調整，決定了澳門經濟能否可持續發展的命運。對於澳門而言，這是一個大命題，也是一個終極命題！

　　二、政治生態發生變化

　　回歸15年來，澳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政治生態的變化最爲明顯，其中，社團社會的分化以及新秩序的耦合，對政府的治理提出了嚴峻的挑戰。這恐怕也是習主席特別強調“提高特區治理水平”的初衷。

　　傳統意義上看，澳門的社團社會是獨有的地緣政治產物，由此衍生的社團政治構成了本澳上層建築同民間溝通的紐帶和橋樑。我們看到，澳門社團依託其特有的文化、政治和歷史背景，使得它無論是在過去澳葡政府還是現今特區政府，在促進社會和諧、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中都起著無可比擬的作用。但是1999年回歸後，由於政治生態的流變，民衆厭倦了社團同政府的合作主義，厭倦了既已形成的政治秩序，兼之信任危機的困擾，居民對社團以及社團政治的抵制已經呈現公開化狀態，更由於本澳缺乏公民社會應有的與政府進行順暢而有效的對話與溝通渠道，就使得本澳“有社團而無公民，有社會運動而無公民運動”，澳門的社會運動“往往選擇體制外的激烈方式以博取社會關注和進行利益訴求，其中組織包括遊行示威在內的社會運動就是達到其目的的一種直接而有效的方式。其實，近年來發生在澳門的遊行示威、集會靜坐等社會運動，大都是由體制外的新興社團策劃組織的”（婁勝華）。

　　舊的秩序被徹底打亂，但新的秩序仍待建設，秩序空白期的社會極易出現抗爭，最明顯的變化就是，越來越多的青年遊離於傳統的政治社團之外，逐漸彙聚成新的政治力量，雖然不足以顛覆現有的政治秩序，但其釋放出的政治影響力不容小覷。今年5月份，因高官離補法案引發的大規模遊行，即可說明這個問題。這次被喻爲回歸後參與人數最多的遊行，震撼社會，也頗耐人尋味。有媒體描述，有上萬人響應小社團的號召參與遊行，遊行大軍以“八○後”和“九○後”為主，“撤回”聲音幾乎響遍塔石（廣場），遊行期間亦保持克制，理性表達反對法案的訴求，萬人空巷。遊行人士遍佈不同階層，學生、在職人士，甚至是保安部隊等公務員，不再保持沉默，站出來說“不”。

　　在只有60萬人口的小城，上萬人上街遊行，而且遊行的主體是青年和中産等社會中堅力量，其表徵出的社會張力可想而知。如此規模遊行，由體制外小社團發起，而且在事前完全被低估，甚至忽視，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暴露出的治理漏洞令人吃驚。事實上，對於政府和觀察者而言，離補遭遇反彈是意料之中的事，然而，竟遇到如此創歷史紀錄的反彈，確實是意料之外。但也足以揭示一個巨大尷尬，新舊秩序交替間，政治生態變化了，政府的治理思維依然停留在舊有的窠臼內，無法適應新變化，造成脫節也就在所難免。同時應當看到，政府並未有效地建立起同這些體制外新生政治力量溝通的途徑，這些小社團儘管派生於現有的“民主派”，但絕對有異於其母體，內部分化的跡象幾已顯現，在現有的建制派、民主派之外，再新增一支激進派，如鄰埠的乖戾政治勢力一般，儼然已成現實。激進勢力的香港化，以及對現有社會治理秩序的衝擊，已成迫在眉睫的政治考驗。如何與他們溝通，將是一個長期而曲折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依靠系統的自我糾偏和恢復，基本不可能，因此，積極、審慎、睿智的應對才是關鍵。

　　尤為特別的是，縱然體制外的衝擊巨大，但也必須承認，政府在駕馭複雜局面的掌控能力方面，依然乏善可陳。澳門素有“蓮花寶地”之稱，多年東西交融的文明教化造就澳門民衆的寬容與大度，自古以來民風淳樸，社會穩定。但是，不能曲解澳門社會的穩定，就是民衆的公民意識不強，甚至以爲民衆容易被愚弄。毛澤東先生有個精彩的判斷“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人在作，天在看，民眾也在看。雖然今屆政府在促進經濟、改善民生甚至政府建設方面，都有諸如長效機制、陽光法案等大手筆祭出，但也須看到，近年來，新巴士服務虛耗公帑、電訊服務嚴重落後、公共工程屢屢超出預算等等大事件，儘管未如歐文龍案般影響重大，但不斷暴露出行政部門出現的行政失當和解決不力的情況，依然使人對政府深深失望，至於機場N幅地、桃花崗、星麗門、西灣湖夜市、輕軌走線等政策烏龍事件，則一次次引發輿論風波，一次次重創政府公信力，一次次激化矛盾，致使各種社會爭議和雜音此起彼伏，一度引發輿論對政府治理能力的質疑和不滿。因此，我們認為，特府最大的對手不是體制外的街頭政治，而是辦公室內的官僚作風和習慣惰性。進一步說，行政改革刻不容緩，政府的轉型成為一種必然。建立一個與生態環境變化相適應的政府管理體制，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增強政府管理的有效性，對於實現經濟和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有著極爲重要的意義。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長遠，站在宏觀大局的角度考慮澳門問題，就會發現特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寄託著中央政府的期望。坦率地講，比之於香港，澳門在北京眼裏，堪稱是“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尤其是在鄰埠身陷“乖戾政治港”的今天，澳門的繁榮祥和符合多方利益期待，因此，特府有責任、有義務繼續長期保持澳門的“成功典範”地位。尤其是澳門産業結構的特殊性，對國際資本的有效監管、博彩業的負面影響，以及西方勢力的政治插手，都要求澳門要對北京負責和承諾，並且要體現出澳門在中國的政治版圖中的地位和作用。由此可見，特區政府提升治理水平，就兼具了政治命題的涵義。

　　未來5年，本澳社會註定發生巨大變化，唯一的疑問是向左還是向右，而在這5年裡，崔世安及其領導的第四屆特區政府將在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並將留下歷史性的價值，這一點，毋庸置疑。習主席希望特首“不負中央政府的重託和澳門居民的期望，把澳門工作做得更好”，是鼓勵，也是壓力。對於崔世安本人而言，或許對“澳門面臨的內外環境有新變化”早有深刻體會，對於第二任期內的巨大挑戰也有足夠的心理準備。作為一個有責任、願擔當的政治人物而言，崔世安在選擇謀求連任的同時，表現出的政治勇氣就足以令人對其未來5年充滿期待，新變化、新挑戰，更期待有一個全新局面！

　　◆澳門/秦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