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名声的核心，有个矛盾之处——尽管我们所谈到的名声，好像是挣来的以及是我们的行为与个性的产物，不过，它却是团体的其他人给予我们的某样东西。名声是构成我们身份的最主要要素——它反映了我们是谁与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的情况——然而它并非我们单独的创造物。正如19世纪的某个人所说：“一个人的性格，呈现出他是怎样的人；一个人的名声，是其他人对他可能的想象。”我们的名声基于他人如何判断和评估我们，这使我们处于他人的控制之下。我们的好名声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并为我们的友谊、家庭、工作、经济状况等带来有害的结果。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处理脆弱的名声这个装着我们得以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能力的精美的瓷器。
既然名声在我们的生命中扮演着这样一个戏剧性的角色，我们自然希望对它有所控制。如同美国高等法院曾经指出的：“对于防止与匡正对名声的攻击，社会有一种普遍又强烈的意愿。”事实上，法律准许人们保护他们的名声免于因谬误而玷污。为什么？既然名声是社会中的他人给予我们的，而且还包含别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到底为什么应该有权力去控制它呢？
按照某个关于名声的理论，法学教授罗伯特·波斯特说，它是财产的一种形式。人们因“个人努力的结果，而获得他人的尊重”。的确，人们在建立社会名声上颇为努力；它往往可能是人们最有价值的资产之一。因此，维护在发展名声上所投注的多年努力，便是保护名声的理由之一。另一个理论，据波斯特说，我们以人类尊严的名义来保护它。诚如波斯特解释，“诽谤法所保护的尊严，是源自社会全体成员的尊重（与自尊）。”因为我们尊重人们的尊严，所以我们应保护他们的名声免于受不正当的破坏。
保护名声的另一个原因是风险太高。以往，错误的谣言可能是致命的。在14-17世纪之间，欧洲有超过50万人因巫术遭受火刑，其中超过90%是女性。在美洲，马萨诸塞州于1692年对萨勒姆的女巫的审判，就充满了谣言和谬误。
今日，名声在我们的生活中，即便没有攸关生死的风险，仍旧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的名声虽然对我们至关紧要，但也对社会上的其他人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他们利用名声来决定是否信任我们。对个人名声不正当和冤枉的玷污，不仅对此人造成毁坏性的结果，而且还阻挠他人对此人做出正确的评价。
一个人的名声往往完全不正确。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之中的恶棍伊耶戈声称：“名声是一件无聊的骗人的东西！得到它的人未必有什么功德，失去它的人也未必有什么过失。”的确，伊耶戈迂回地破坏人们的名声，而且他了解名声可以是脆弱的、可以被操作和不正确的。因此，好人可能有坏名声，坏人可能有好名声。
如果一个人拥有比实际好的名声，这或许是因为主要的事实没有被计算在内的结果。我们不断地为别人而演出，设法隐藏我们的缺点而呈现我们最好的一面。法官理查德·波斯纳认为，隐私让人们“隐藏那些可能遭他人用来对自己产生不利的信息。”类似地，法学学者理查德·艾普斯坦主张：“对隐私的要求，往往就是在要求向其他人虚伪地呈现自己的权利。”容许人们隐藏那些会降低他们名声的信息是正当的吗？确保被列入个人名声评价内的信息为真，是一回事；准许人们隐藏那些足以损害他们名声的真实资讯，则是相当不同的另一件事。隐私会导致人们获得比实际应得的更好的评价吗？隐私正逐渐削弱我们了解他人真面目的能力吗？我们也许有权消除对我们的虚假的陈述，可是，我们是否也有权让名声免于事实所带来的污点？在下一章里，我将探讨这个问题。
我们无法阻止他人对我们进行评价，而且基本上，我们仅在有限的程度上控制我们的名声。一旦有关我们的信息找到了进入他人心中的方法，我们就无法左右别人怎么看待它。我们行使控制的能力，包括限制关于我们的信息的流传。关键问题是，对于关于我们的信息的传播，我们应该拥有多少控制呢？拥有太多控制并非我们所希望的，因为这样一来，其他人也能藉此在不值得被相信时诱骗到我们的信任。太多的控制也将扼杀言论自由，因为它将阻止人们谈论我们的事。因此便有如此的冲突：我们希望信息公开流动，因为这对自由社会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也希望对我们的信息的流传有所控制，因为这对自身的自由同样不可或缺。
摘自：《隐私不保的年代》
(美)丹尼尔·沙勒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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