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茹在香港写作（评论）

创作是不可以类比的，每个作家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不能复制，也不能简单比较，但不知道为什么，说到周洁茹，尤其是她的香港故事，我就会想到张爱玲的“香港传奇”。

我不知道周洁茹跟张爱玲有没有什么关系，比如，文字上的传承，手法上的借鉴什么的。我不知道。我对周洁茹过往的作品阅读不够多，也没有专门的研究。对于张爱玲，我倒是读过几本，尤其是她的“香港传奇”，算是有一点发言权。我知道，香港有一批张迷，很多作家都受过她的影响，如黄碧云、钟晓阳等。很自然，香港当代女性作家的小说，就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张爱玲气”。我不是从贬损的角度来看这个现象，相反带有肯定的意思，那意味着一种现代意识，海派的风格加港式的时尚，彻头彻尾的都巿文化气质。正是这种基因、血缘将她们跟农耕文化的“乡土”作家区别开来。所以，一谈到香港文学，我就会不自觉以张爱玲作为一个标杆，来衡量香港的书写。

周洁茹在香港的文学场域，算是一个外来者，但她不是一个陌生人。她是挟着大名而来的，纵使声称十年没有写作，当她重新在香港登场，就是不同寻常的亮相。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会一直以香港为创作的据点，但知道她来了，而且开始以这里的生活经验为出发点，写作她的“香港故事”，这对于我来讲就有话说了。她是外来者，张爱玲也是香港文学的外来者，那么这两位外来者有什么异同呢？

香港是一个文化非常多元的地方，码头文化，海纳百川，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里汇聚，谁都可以在这里落脚。但这里又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宽容，尤其这些年，蕞尔之地，孤岛心态，同样有一种偏狭的排外意识，社会也好，文化圈也好，都如此。所以，“外来者”不一定是受到“本土”尊重与欢迎的。我知道，在香港文学场域，张爱玲是不被抗拒的“外来者”，而且还被奉为“祖师奶奶”。那么，周洁茹呢？她之于香港文学，会有什么样的境遇，她的“香港故事”会有张爱玲那样的“传奇”吗？

在我有限的阅读中，我有一个发现，周洁茹的“香港故事”跟张爱玲的“香港传奇”，都是以“他者”的眼光在审视香港，她们都在以外地人自居，说香港的故事。照理，这是很不“本土”，也很容易被排斥的，但她们都那么不在乎，那么趾高气扬。当张爱玲说到香港人时，是多少有着一种“上海人”的高傲的：“在香港，广东人十有八九是黝黑瘦小的，印度人还要黑，马来人还要瘦。看惯了他们，上海人显得个个肥白如瓠，像代乳粉的广告”，“香港的大众文学可以用脍炙人口的公共汽车站牌‘如要停车，乃可在此’为代表。上海就不然了……

我去买肥皂，听见一个小学徒向他的同伴解释：嗯，就是张勋的勋，功勋的勋，不是熏风的熏。”张爱玲“到底是上海人”！周洁茹呢？她曾这样自白：“做为一个香港居民，诚实地说，我对香港仍然没有很热爱。之前的六年，我都没有觉得我和香港有什么关系……因为不看翡翠台，因为不去街市买菜，因为一个香港朋友都没有，男的女的都没有，所以过去了这么多年，我仍然一句广东话都不会……我的香港小说，全部发生在香港，但是主角说的都是江苏话。”这就是周洁茹，到底是江苏人。

老实说，作家根本不用在乎地域的标签，他（她）只需要循着自己的生活轨迹、情感状态，说自己的话就行了，根本不用在乎是不是香港作家、大陆作家或别的地方的作家。作家的身份是超越于现实的，不受地域、国界规限。从某种角度来讲，作家是世界公民，当他（她）是站在人类普遍的价值立场思考人的命运、生存状态时，就不再受世俗框框所局限。张爱玲不用自问是不是香港作家，同样在香港文学场备受尊崇；周洁茹对自己的身份显然还有一些迷惑，有时候会问，她算不算香港作家，我想，这只是一时的迷茫吧，时间或自行解惑。

用作品说话吧。从周洁茹的“利安邨系列”，可以看到，她对于香港的书写，也同样有着“张爱玲气”，没有“乡土”作家的那种小农意识、泥土味，也没有中原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她是从现代“港漂”的无根状态出发，从海归的外来视角看香港，她的笔调有一种苍凉感、飘零气息。这是属于她自己的。文学上的早慧，加上十年美国生活的历练，让她拥有举重若轻的叙述方式。她的笔下，没有大悲大苦，没有呼天抢地，没有哲人式的沉思，也不追求高深，却自有锐气和灵敏的触觉。她有一种天赋，能够透过一些极细微的细节，看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又很透彻地表现出来，一种张爱玲式的手笔。

周洁茹的香港故事大都是亲身经历的提炼，绝非猎奇式的虚构，而正是这种亲历感，让我们看到她也看到这个都巿正在发生的种种事相，而且那都是极细微的众生相。在《九龙湾》一篇，她透过滑冰场上的见闻揭示出文化的冲突。一个滑冰的婆婆对着讲普通话的家庭翻白眼，“她的动作太大，身体都转了过去，整个头往后仰到不能仰，最大的一个眼白出现的时候，她的整张脸都变形了。巴士停下，她和她的行李箱粗暴地从那个家庭的中间挤了过去”，“我不再觉得她优雅了，事实上她也从来没有优雅过。”而在《马铁》一篇，又让我们看到另外一幕：“坐在旁边的老头儿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不要在公众场合说普通话！他低吼。小孩惊讶地看着他。普通话！他又吼了一遍，眼珠瞪到两倍大，然后他径直走向门，浑身发着抖。到达下一站的时间真的太漫长了，他靠住门，气得发抖，像是经受了巨大的侮辱。终于到站，他匆忙地下车，又回过头瞪最后一眼。我只好没有表情地看着他，我还能够付出什么表情呢？”像这类发生在日常生活中，无日无之的琐事，很多人都已见怪不怪，习惯了，也冷漠了，周洁茹却不一样，她还很敏感，而且还在思考。当她看到另一对老人家化怨怼为微笑时，有了这样的启示：“我为什么要没有表情呢？如果我也给出一个微笑，这个世界一定就会好了吧。”

周洁茹是这个都市的旁观者，她不作批判，也不像老一辈的作家那样训诫，但这不等于她没有自己的体察与态度，她只是客观地呈现，将判断的权利留给了读者。如《利安邨》的故事，写出一个住在公屋里的空姐，光鲜后面的平凡，手拎着装有隔夜面包的塑料袋去上班，一个细节就可以透视出空姐及廉租公屋居民的生活窘境。当然，周洁茹的笔不会仅止于此，在不动声色的冷峻观察中，还有机敏的感悟，她轻轻一笔就点出芸芸众生的苦楚：“生存从来都是艰难的，香港，或是香港之外，家累，或者只是愿与家人拥挤在一起。”而透过对一个疯子的观察，她又有这样的感悟：“一个空旷的，被灯光直射的球场，我常常站在阳台上凝望那个网球场，我想的是世界上没有鬼，人心才是鬼，世界上也没有真正的疯子，我们都是疯子。”

透过几个小故事，已经不难看出周洁茹对香港的文学烛照与叙述风格，对人情与世故有真实的体察，虽然和张爱玲一样，终究是“外来”的文学书写，却都以极富天分的笔力，言说着这个都巿的华美与苍凉。我想，这也是香港文学应有的视角和方式吧。

谈及香港文学，我一向不分“外来”与“本土”，只看好坏与高低。以后，当我们再谈论香港文学时，别忘了还有周洁茹，她给我们提供了不一样的香港故事，而且那是不可忽视的一个向度：世道人心。在我们这个喧嚣浮华到极度空虚苍白的文学年代，还有什么比这样的文字更能直抵文学的本质呢？

也许，周洁茹同样是这个都巿的过客，但她却已在香港文学的碑石上刻下了她的名字。我会记住她，香港的文学也会记住她。(蔡益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