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机器的朝阳还是互联网巨头的迟暮？

　　我们是否非要惧怕谷歌的野心？如果它的发展类似于好莱坞大片和大部分通俗艺术作品中描述的恐怖场景的话，那么答案是异口同声的“是’’。近来，越来越多的书籍和电影描绘令人绝望的未来场景。这些场景中的灾难有一部分是由一家和谷歌类似的公司带来的。比如在电影《机械姬》(Ex Machina)中，一家搜索引擎公司秘密地利用其搜集的全部数据制造了一个会思考的类人机器人。作家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在其畅销书《圆环》（The Circle）中描述了一种科技独裁政权：它就像一间慢慢地、一砖一瓦砌起来的数字监狱。在他的小说中，数字掌权者们虽然满足公民的很多愿望，却拿走他们的自由，尤其换走了他们的人性。在艾格斯的“圆环”世界中，没有个体的角色。个体不再重要，他自愿臣服于一个极权世界，那里没有政治、没有国家，只有一家数字公司强迫你幸福。

　　这一切只是荒诞的想象，但完全渗入了通俗艺术作品之中，并进入了我们关于数字未来的讨论之中。为什么人们如此害怕一家倾尽所有想要用科技改变世界的公司？为什么出现得越来越多的是警告、担忧和惶恐而不是希望、欢欣和支持？无人驾驶汽车将成为人类几十年来的交通史上取得的最大进步，知识图谱将所有信息连接起来，谷歌搜索让这些信息为每个人所用。是因为我们不再相信知识促进自由吗？是因为我们真的反对廉价的智能手机、抗癌技术，反对延长寿命吗？

　　至少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谷歌是个异类，一个少见的怪物。通常，只有幻想家、教会和政府会在旗帜上写上“让人类幸福”。谁会相信一家企业会出于高尚情操而研发造福人类的产品？历史上有哪家公司到最后没有成为自私的敛财机器？所有经验都告诉我们要谨慎、要质疑。谷歌的目标当然不是统治世界，而是塑造未来。这之间的差别很重要，但在我们的脑中，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界限仿佛经常消失不见。

　　但我们知道的是，谷歌想要创造一个新的数字世界。它不只是生产一系列的数字产品，它要创造一个一体化的未来。这是一个由智能手机及其他设备，还有遍布天上地下的快速的网络，以及充当一切设备的驱动和用户入口的软件组成的未来。谷歌试图通过Google Fi项目成为移动无线服务商。那么它进行的其他看起来彼此毫无关联的项目，其子公司不断发布新的、冒险的特殊项目又是为了什么呢？

　　智慧城市，谷歌为人类打造的乌托邦

　　2015年夏天，拉里突然公布了Sidewalk Labs项目，它归属于一家独立的公司，其任务在于用科技改善城市生活。谷歌打算在密集的住宅区建设智能的、绿色的、友好型的基础设施。该公司的CEO是丹尼尔.多克托洛夫(Daniel Doctoroff)，他曾是彭博社(Bloomberg News)CEO，还曾当选纽约市的副市长，负责城市发展。Sidewalk Labs将是一家城市化创新公司，它将研发降低生活成本、提高交通系统效率、缓解环境污染和降低能源消耗的技术。许多城市都在讨论建设“智能城市”的方案。它们建设了绿色屋顶，为电动汽车搭建了更密集的充电网络。但谷歌一如既往地并不是以单个的项目为背景进行思考，而是将所有想法都集中起来然后进行规划。

　　拉里和多克托洛夫一起发展了智能城市这一想法。这是拉里最爱的项目之一，他亲自积极参与进来。他如此形容该项目：“城市化技术将改善金世界几十万人民的生活。我们将大幅加速研发进度，争取早日解决城市居民的日常问题。”Sidewalk labs是可供我们窥探拉里的想法的一个典型例予，因为。它有“巨大的改善世界同时带来金钱收益的潜能。”

　　Sidewalk Labs将自主研发技术，但也将寻求合作伙伴。谷歌为延长寿命而开发的Calico项目是它的榜样。Calico与一家制药公司进行合作，斥资5亿美元建立了一家研究中心，专注于研究老人才会患的疾病。通过建立战略合合作伙伴关系和自主研究，拉里希望Sidewalk Labs开发出的技术，能帮助解决第三世界国家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所面临的问题，还能帮助世界上所有城市消除高城市化率的弊病。

　　拉里无疑具备一个梦想家和理想主义者的特征。他追求的不仅是经济目标，而是他宣称的社会理想。他是乌托邦式的改革者，相信人类社会可以变得完美。这样的理想几乎贯穿整个人类史，早在古典哲学家柏拉图身上就能找到。在其著作《理想国》中，柏拉图希望在哲学家统治者中诞生一位精英。这位精英为了推动文明社会向前发展受了几十年的教育。l9世纪，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弊病引发了大量乌托邦运动。运动参与者追逐一个没有金钱的平均主义社会，每个人都出于乐趣而工作。其实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嬉皮士文化也属于乌托邦之列。嬉皮士文化主要形成于旧金山，其自给自足和改变世界的理想现在还潜在地影响着硅谷的文化。但理想义者的努力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因此，拉里的理想一方面让人如此熟悉，另一方面又同时遭受着批判的眼光。

　　第二次机器革命与技术失业

　　谷歌的登月计划难道不也是这些一再重复的社会幻想的一种吗？寿命延长、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城市、普及全人类的互联网难道不是昙花一现的梦想、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吗？科技世界暗藏着残忍的事实：一个项目听起来不错，耗费巨大成本，却永远达不到它的目标，至少存在很大的失败风险。Facebook正致力于打造一个更好的广告平台；苹果的业务核心在硬件和智能手机；汽车企业将大量心思花在正在形成中的无人驾驶汽车市场。如果搜索业务运转不畅，所有项目5年之后不能盈利，谷歌可能不得不迅速将业务范围集中在批评者们现在所说的最重要的工作上，即搜索数据、销售广告、确保自己在多个领域的最强垄断地位。

　　但事情还远没有到这一步。从长远来看，谷歌本身也许是世界上最扣人心弦的一项长期实验。谷歌上万的员工真的能被系统地灌输创新意识吗？单凭意志和必要的金钱真的能加速文明进程吗？观察谷歌能否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摆脱在创新者的窘境中牺牲的厄运将是件有趣的事情。拉里相信，重组公司是他为摆脱这一厄运下的重要的一步棋。拉里将谷歌拆分成同～体系下的不同公司，各公司将分散努力，以保持办公体制的透明性和公司结构的灵活性。如果那些真正有趣的主题，那些疯狂的未来幻想只在Alphabet发生，而与瘦身后一步一步退化成纯粹的赚钱机器的子公司毫无关系的话，谷歌的核心业务也将蒙受巨大的损失。因为最优秀、最具智慧的工程师可能宁愿立即投身登月项目，或以安德鲁.康拉德为核心的生命科学公司。这将导致谷歌发展的停滞以及逐渐平庸化，这正是拉里想极力避免的。

　　即使这次实验成功了，拉里的科技幻想中的积极因素逐步发挥作用，这些幻想的实施也面临一系列长期存在的问题：数字化将对劳动市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社会公平又有什么影响？平台经济会催生越来越多的数字兼职工作者吗？从许多方面来看，一个拥有越来越智能的机器和软件的全数字化世界都是诱人的。即使这个世界可能带来极大的益处，但在实现的过程中也无法避免来自社会和经济界的抗议。谷歌的影响力在计算能力、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进步一起走向新的、第二个机器时代的时刻达到顶点，这并非偶然。数年来，经济学家们对“这个时代将是什么模样”“科技的迅猛进步将给国民经济学和劳动市场带来哪些后果”“数字革命毁掉的工作是否将多于它创造的工作”“它是否将导致全球性的就业危机”等话题的讨论越来越激烈。

　　这场讨论由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与埃里克.布莱思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发起并推动。这两位经济学家已从多年前开始研究信息技术对经济和工作的影响。2011年，他们出版的著作《与机器赛跑》(Race Against the Machine)在全球引起了轰动。该书描述了普通劳动者将如何不断被机器人和软件取代。

　　麦卡菲既非文化悲观主义者也非技术恐惧者。相反，他是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商务中心的主任。该中心位于查尔斯河畔，对面就是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商务中心参与了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基础建设，大力推动了数字时代的到来。如果你有幸遇到麦卡菲，你会发现他不是迂腐的老学究，而是一位精力充沛、眼神犀利并且喜欢辩论的学者。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与他进行了多次交谈，每次他都更加自信地宣称：“我们有生之年还可能看到一些科幻场景成为现实。经济将继续被自动化技术推动，许多工作将由机器人大军承担。”我们应该向往这个遥远的高科技世界吗？他瞪大双眼回答道：“当然！这是一个没有烦恼的富足世界。”

　　但通往这个世界的路可能荆棘密布布。麦卡菲和他的同事布莱恩约弗森在书中告诫道：西方经济必须做好应对劳动力结构变化的准备。亚洲国家也不能独善其身。在这场机器与人的对抗中，中国工厂里的许多工人将受到伤害。过去几年中，计算机的使用让很多工作变得如此高质、低价、高效，以至于人不能再长期只从事一种职业，而是要具备进入越来越多行业的能力。比如流水线上的汽车工人、收银员、航空公司员工、证券交易商和旅行社分别受到了工厂机器人、自助收银机、自助登机设备、算法和网上旅游产品的排挤或替代。这一趋势在大约一年前就开始凸显。麦卡菲说：“目前的一切还只是前兆，未来5～10年，我们才将真正感受到全球产业的变化。”

　　毋庸置疑，这一变化总会到来。但长久以来，并不是所有经济学家都相信新的机器时代必将导致工业国家的经济革命。比如他们对于数字化的潜力是否已经开发殆尽这一问题的答案就不一致。麦卡菲说：“我的一些同事认为，计算机可能在过去50年为我们做了了不起的贡献，但它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了。这是我绝对会反驳的观点。’’

　　麦卡菲和布莱思约弗森已经出版了他们的第二本书《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他们在书中以大量的经济统计数据为基础，详细地论证了人们依旧在低估世界的技术发展。在书中，这两位经济学家有理有据地论证了他们的观点：新的机器时代即将到来，它将在未来几年内彻底颠覆我们的经济和劳动市场。麦卡菲说：“主要是因为硬件和软件被赋予了越来越多原本只有人类才具备的独一无二的能力。”

　　惧怕科技进步带来的经济后果并非新鲜事。早在1930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就发出了提防“新疾病’’（他称为“技术失业”）的警告。当计算机首次占领办公室时，人们发出了骇人的恐惧声，但早期的自动化进程受到的来自劳动市场的抵制却比意料中要小。目前为止，即使发生大的变化，经济和劳动市场始终都顺利地适应了这些变化。因为新产业创造的工作岗位超过了旧产业中消失的岗位。但是，为什么大家对于在过去几十年中创造了新的全球企业和无数工作岗位的数字革命的反应却不同了呢？

　　也许有人会说，今天的技术变迁与过去的技术变迁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过去，机器主要取代体力劳动者，比如用机器人替代汽车公司的流水线上的汽车工人。一直以来，这样的替代成本很高，且过于死板，不利于大规模投入使用。但这一情况几年前开始发生了快速的改变。此外，技术变迁不再仅局限于工厂的自动化设备或机器人的使用，也渗入了其他工作领域。现代社会的许多工作归根结底都不过是一种信息处理。一项工作的结构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被机器取代。

　　麦卡菲说：“从几年前开始，已经出现了一些和信息处理密相关的职业人群首日降低的迹象。”如今，机器的价格越来越实惠，也使得办公桌前的工作不断被数字化。无论是通过电子书店，在线交易，还是许多办公室工作的数字化，决定某份工作是不是一份能由电脑完成的规律性工作的标准正在不断改变。哪些职业接下来将被科技进步淘汰？收银员？图书管理员？税务顾问？医生？麦卡菲说：“我坚信，如果说电脑今天还不能算世界上最优秀的诊断专家的话，那它不久之后也一定会是。”

　　令麦卡菲觉得遗憾的是，标椎的改变将导致劳动力失业期的延长，却又无从避免。他说：“我曾经希望，事情是另外一个样子的。”

　　这两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并不是唯一持“技术失业”观点的人。所有意识形态阵营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现在都认为，计算机能力的爆炸和完全的网络化已经为彻底颠覆劳动市场创造了前提条件。比如，崇尚自由主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其为《纽约时报》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说道：“创新将成为一大部分劳动者甚至整个劳动市场的麻烦吗？很多人说不会，但真相是，它极有可能发生。”芝加哥大学的保守派法学教授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在其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 Beeker)的联名文章中写道：“经济无法消化速度过快的科技进步。（太快的科技进步带来的）后果就是大范围的失业。失业又将导致收入降低、产量减少和劳动力需求进一步降低。”

　　技术专家和软件企业家马丁.福特(Martin Ford)在其著作《机器人时代》（Rise of the Robots）中讲述了为什么许多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大规模裁员后不再重新填补职位空缺，因为信息技术赋予了它们无须雇佣更多员工便可在多个领域扩张的可能性。在金融危机中，尤其在美国，许多工作一旦消失了，就永远消失了。未来，职工人数的缩减状况将更加严重。在此，福特引用了一位初创公司创始人针对快餐行业汉堡自动化生产说的一句话：“我们的机器不会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而是完全取代他们。”

　　拉里表示，他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他读过麦卡菲的著作和许多其他关于未来劳动市场的文章。拉里说：“我相信，（劳动市场的）变迁将是巨大的。”如果信息技术取代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我们的工作方式也必将发生变化。这一趋势是无法阻挡的。在这个问题上，拉里也一如既往地遵循他的基本哲学，即乐观应对挑战，不让对未来的恐惧和文化悲观主义有一丝一毫萌芽的机会。他说：“是的，这些变化确实可能让人不安，但它们也带来了改善产品的巨大机遇。”他认为未来数字世界的劳动市场将更灵活，员工将能更好地分配时间，他们的工作总时长将缩短。

　　拉里说：“现在的工怍环境对普通人而言早已不理想了。每天朝九晚五地在某家大公司上班毫无乐趣。”他看到很多人都很难有足够的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尤其是职场上的单亲父母。他期望从长远角度看来，科技不会导致失业，而是让人们无须辛苦工作便可提高生产力。拉里说：“不是每个人都能从事与20年前一样的工作，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感到恐惧。因为历史上还从未出现过每个人都能20年从事同一份工作的情况。”

　　大量数据证明了一个明显的趋势：许多企业虽然对人力的投资不断减少，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却在不断增加。这一趋势不仅将给就业市场带来负担，也将加剧一种由各种原因导致的，早已出现的社会变化：社会财富将集中流向高收人群体，而低收入群体的压力将增大。

　　随着技术的发展，工作的复杂性不断提高，对能力和教育要求较低的工作岗位的竞争更加激烈。当工怍岗位减少时，求职者的生存压力自然上升。数字化将加剧贫富差距吗？麦卡菲说：“是的。越来越多的财富将属于越来越少的人。科技进步还将加速这个过程。”这会导致工业国家中产阶级的压力不断增大，他说，“这一趋势让我深感不安。”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产阶级不断瓦解的现象就已显现出来了，从收入统计数据中尤其能看出这一现象，而美国的这一现象远比欧洲严重。麦卡菲和许多业内外人士认为，中产阶级的瓦解与个人计算机的发展的时间重合并非偶然。虽然在过去几十年中，许多政治决策加剧了中产阶级的瓦解危机，但麦卡菲认为信息技术也是一大帮凶，它直接导致了会计和生产主管等高收入职业不断被削减。

　　麦卡菲说：“并不是每项技术都能给每个人带来同等的益处。有些技术利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有些则利于资本家。”事实上，还有一些技术催生了超级帝国和科技特权阶级。曾让VR理念流行起来的计算机学家和哲学家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也持类似观点。他在其著作《互联网冲击》（Who Owns the Futurel）中告诫道：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资本主义中，全球的中产阶级将成为大输家，与此同时，一个越来越强大的精英数字企业家群体即将诞生。

　　麦卡菲和布莱恩约弗森在《第二次机器革命》(The Second Machine Age)中以Instagram为例。作为一个极受欢迎的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只需几个员工几乎就能取代巅峰时期曾拥有145000名员工的国际企业柯达。然而，麦卡菲仍然相信，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社会上，数字革命创造的可能性最终将超过劳动市场的变迁带来的弊端。他说：“如果必须在两个世界中做出选择，我会选择Instagram的世界。”

　　对于数字化的两面性，麦卡菲和拉里的乐观是正确的态度吗？一方面，数亿人可以尽情拍照并与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分享他们的图片；另一方面，Instagram创造的工作岗位与柯达曾流失的工作岗位相比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无人驾驶汽车将带来一个更清洁的环境和更畅通的交通，还是一步一步让所有的士司机、货车司机和公交车司机下岗？

　　这些都是大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需要政治方面的答案。因此，既从技术角度或技术至上角度，又从政治角度对未来进行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只有对此有明确认识的人，才能长久地、比较安全地在神经质的亢奋和惊慌的悲观主义中切换。要缓解来自劳动市场的抵制，政府要有明确的方法和长期的计划。无论是麦卡菲还是福特，他们都提倡政府引进有保障的最低收入机制。麦卡菲说：“如果我们担心人们会因为找不到工作而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那么我们就应该直接给他们钱，无论他们是否工作。”福特也认为“政府应该给出强有力的答案”，开展大规模的资源重新分配行动，以防止依靠消费驱动的国民经济下滑。因为机器不会去度假，它们也不需要买新牛仔裤。

　　关于引进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机制是否有意义，所有专家至少在教育方面达成了共识：为了使年轻的一代更好地适应数字世界和接下来的变化，教育制度需要发生本质变革。我们应该让学校培养更多知识社会的赢家，而不是培养更多的计算机专家和程序员。如此一来，创新带来的红利也不再像从前那样主要被投资者和企业家吞噬。麦卡菲说：“根本问题在于，我们应该如何教育孩子保持创新并像企业家一样思考。我们现行的教育制度无法满足这个需求，即使说它的存在是为了培养受过良好教育的、听话的工厂工人和办公室职员也不为过，但我们今天不再需要这样的人。”

　　麦卡菲和众多专家对数字化将给经济带来何种后果的分析说明：重要的不是行为主义、政府的快速应对和拆分公司。政府的举措不应出于恐慌，也不应有给已经大范围扩散的已有成就筑建堡垒的趋势。这是对数字化讨论的严重误解之一。我们要做的不是马上为数字平台创建新规则，不是这里调整，那里限制。我们必须真诚地面对，为新的时代制定新标准。就像曾经适用于马车的交通规则不能适用于汽车奔驰的世界，我们不能用看待客用飞机的方式看待蜜蜂，20世纪的思想也不能直接照搬到数字世界。

　　数字共产，还是数字强权

　　关于标准的讨论是困难和复杂的。《纽约时报》曾告诫，“数字帝国时代”可能会出现，因为智能手机和应用也会传播文化和价值观。至于主要传播的是哪个国家的价值观，大家可想而知。2013年，1O家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中有8家位于美国，但它们80%的用户来自于美国之外。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互联网公司是否像曾经的好莱坞一样，明确地告诉人们世界该是什么模样，而在于它们是否告诉人们应该如何应对数字化的两面性。

　　现在的谷歌是世界的统治者还是改善者？是数据章鱼还是改革者？人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十分对立，经常为此在报纸、杂志或网站上刀兵相见。因为人们可以从完全不同的角度评价许多革新项目，比如健康手环可以提醒我们预防疾病，但也可以告知医院的收银处，谁需要付更高的费用或谁没有医疗保险；神经网络可以对我们的相册进行分类，但也可以识别人脸，因此便于国家机构进行监控。

　　由工程师驾驭的谷歌认为科技就是进步，其创始人和管理层深知他们的发明带来的副作用，但他们也坚信，这些发明的优点最后必将胜过缺点。谷歌“不作恶”的口号最初的意义是：只要动机是好的，结果也将是好的。尤其当人们将所有可能都考虑进去的时候。

　　谷歌生命科学公司的负责人安德鲁.康拉德说：“我们的根本任务是抑制疾病。我要挑战所有人，请你们用一个合理的理由解释一下这为什么是件坏事，我们能有什么阴暗的盘算？”在此之前，他在一份法国报纸上读到一篇报道，该报道怀疑谷歌科学家们的最终目的也不过是搜集尽可能多的数据然后将其用于广告。康拉德说；“请不要完全认为我们就是傻瓜。我们建一个纳米粒子实验室，生产极其复杂的机器，只是为了卖广告？哈，可不是嘛！有许多事情可以让我们更轻易地赚钱，但我不想去钻研，我更愿意去发现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无害于环境的能源源头。为什么？只因为这样更酷。”

　　很多谷歌人对自己工作的热情都是惊人的。他们的动力来自于一个信仰：创造特别的、改变世界的、酷的东西。为什么行善事的商业模式就不能是好的商业模式呢？

　　难道只关注积极方面不幼稚吗？拉里大力要求的乐观主义难道不天真吗？也许吧。因为技术发展和整个数字世界的两面性我们都不能简单地置之不理。所有崇高的目标都只不过是伪装吗？谷歌全球销售和运营副总裁菲利普-辛德勒说：“一开始人们都说‘这些伟大的目标不过是公关手段，一个谎言，他们事实上只想挣钱’。但事实不是这样的。拉里和谢尔盖，以及所有谷歌人都深信，我们可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远不止与全世界分享信息和互联网服务。”

　　谷歌孜孜以求的完全技术化的世界和数字未来，会远远胜过它们带来的副作用吗？辛德勒说：“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必须严肃、准确、理性并毫无禁忌地对此进行讨论。”

　　摘自：《未来之镜》

　　[德]托马斯.舒尔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