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到未来：重写城市“中间阶层”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张屏瑾

　　一、问题的提出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的晚年研究中，发现了城市的重要性，他预言会出现一个全球范围内的世界城市的联盟，地球上的居民将随着世界城市的到来，进入一个单一社会的时代：“未来的世界城市将会使目前所有主权国家形成一个全球性的联邦，这对于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个必要条件。”a在提出这个有较强乌托邦色彩的想法的同时，汤因比也充分表达了对未来世界城市的忧惧，除了资源、生态环境、基础建设的矛盾以外，他认为人是最主要的问题，这样一个世界城市联盟的主体会是什么样的人群？这决定了对未来人类生存方式的想象能否成立，也决定了人类能否“承受住生活方式如此剧烈且快速的巨变”b。在中、外更多社会学研究者看来，二十世纪以来，这一未来人群的主体就是中产阶级，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城市中等收入群体，这一群体具有相似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将有可能跨越民族、地域，对世界的不安定局势起到“稳定器”的作用。c从今日的世界来看，一方面，是“文明的冲突”及种族主义的进一步加深；另一方面，则是互联网的信息交互使得“世界是平的”被新生代人群普遍接受。全球人类面临的人工智能、生态变化和大流行病等问题，也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一种未来情势下的可能。那么，是否一种新的现实已经逐渐生成，它既能标志未来人类的新形象，也能开启智能技术时代人类的新的生活模式？如果经济、种族政治的冲突在短时间内无法消弭，那么，这种更趋于文化社会学意义上的超级阶层认同感，能否成为人类社会最终的救赎？而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新的“中间阶层”的形成对推进社会转型也是至关重要的。

　　大约从21世纪初开始，西方经济学研究中率先有了“新中产”这一提法，比照先前对“中产阶级”的定义，“新中产”既不同于马克思以占有生产资料与否来划分的阶级，也与韦伯所强调的市场具有自发划定社会阶层的职能不完全一致。d“新中产”更着重技术的进步与现代社会的加速发展，所影响的年轻一代，除了过去为人所熟知的职业化“白领”外，也加入专业技术人员和互联网、自媒体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这些人在婚育、求职、消费等生活方式与价值取向方面，和过去对中产阶级基于“三口之家”的家庭-个人模式所产生的“刻板印象”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他们只是当下社会正在激增的一部分新的力量，还没有完全取代原有的家庭-个人模式，但从“新中产”的定义可以看出，原有对中产阶级的论述和想象方式正在发生偏移。e

　　在我国，从2002年“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至今，“扩中”已经和城市化一样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稳定战略f，从“新中产”的思路出发，简明说来，我国现有的“中间阶层”分为两类，一类仍以小家庭为基本单位，围绕着他们而发展起来的教育、医疗、文旅、房地产经济等，是城市社会的主流发展模式，他们的形象、声音、理念和生活习性成为社会进步的风向标。另外一类则是新技术条件下的互联网、自媒体、直播等自由从业人员，以青年人居多，构成新的个性化的社会从业群体。这两类人有不少差异，但共同之处也很多。从自我认同的角度来说，有研究表明，中国的“中间阶层”的一个特征是自我认同感比较低，无论是哪一类“中产”，他们普遍的自我认知与其实际社会地位并不匹配，因此有学者提出了“客观社会阶层”和“主观社会阶层”的区分。g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第一，在经济转型时期，中间人群有着很强烈的危机感，普遍害怕“阶层跌落”“杠杆断裂”“因病返贫”等；第二，大部分人对“中产阶级”的身份认同和标签抱着警惕的态度，这与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中“中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缺少道德合法性，甚至是道德合法性批判的对象有一定的关系；第三，由于前两个因素的作用，使得“中间阶层”人群长期缺乏社会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正面建设，文化上缺乏代表，其中最为缺乏的是本土性的、基于中国现代化历史所产生的对“中间阶层”人群的文化再现。

　　从当代文学上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对这一阶层的正面书写一直少见，更不用说形成一种有代表性的叙事了。如果不把目光投向更广大的“书写”范围——比如最近十年的网络媒体、杂志公众号、非虚构文学、影视剧作品乃至广告、短视频影像等，确实很难归纳出“中间阶层”的话语与美学发展过程。“中间阶层”的文学描写在中国文学中很薄弱，这和欧美及日、韩的文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应该指出“文学再现”与“影像再现”的区别，中产人群的形象在影视剧中已经很常见，但影视剧多注重物质表象和符号包装，很少塑造合格的主体人格，目前流行的“职场剧”“教育剧”等也多集中在一些社会热点问题上，缺乏个体的个性表现。或许有人会说，从现有其他媒介的大量信息中，已经能够感受到“中间阶层”的基本处境，在影视剧、短视频、广告等视觉呈现中，也早就熟悉了他们的形象，那为什么还要对之进行文学再现呢？文学再现与其他媒介和影像相比，其作用又在何处呢？在我看来，要回答这样的问题，还得先回到当代文学本身的性质上来。中国当代文学历来注重在社会关系、社会情景中书写人，当下非虚构写作的流行也是一例，文学的社会功能性在当代文学中有着较高地位，但随着当代文学特别是城市文学的发展，文学的作用应该在更多元的意义上得到理解，即理解文字叙述所具有的，也是其他艺术形式所不具备的对人的表现力，对人的精神与内心的表达，对人在历史中的存在方式的讲述与思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当代文学看起来已经积累了不少题材，实际上还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更新写作的人物库。在世纪之交，曾经有过一波关于“中产”和“小资”写作的讨论，当时的研究者和批评家对这两个名词大多持怀疑与批评的态度。h如果仔细梳理那段时间写作与批评的状况，会发现之前的“中产”写作的对象多为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题材并不能完全和“中间阶层”重合。实际上，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知识搜索引擎的普及和网络言论渠道的开放，高校知识分子早已被“祛魅”，知识分子题材已经不再像1980-1990年代那样具有特殊意义，这一人群虽然是作家所熟悉的一种人，但不能被当成“中间阶层”的代表来书写，对这种书写的批评也就不再具有典型意义。而从城市文学本身来看，虽然发展到今天，其热度有目共睹，但城市文学依然没有表现出其美学特征，我认为其中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主体塑造的不足。当下比较常见的几种城市文学的题材，与工业化转型、城乡关系变化，以及城市的物质文化表象的形成有极大关联，无论是地域文学、消费主义、家庭的变化、空间的分化等，都表现了在快速发展的时代，人与城市形成的一种紧张关系。农业国家转型工业建设，再到后工业社会及快速的城市化发展，新的问题、新的症候不断涌现，人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习惯和感觉结构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在这个过程中几乎少有缓和沉淀的机会，这就导致一种相对稳定的美学积淀很难形成，也导致城市文学缺乏一种对主体结构的叙事、一种与新的现实相呼应的叙事。

　　二十一世纪，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基本清晰的社会分层阶段，在当代文学之中，也逐渐形成了对这种社会分层的基本反应与表现，其中对“中间阶层”的主体人格的刻画，最终能否形成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人物形象，这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现代城市和现代人的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回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的当代文学，在不少群体中出现过有代表性、有说服力的人物形象，比如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这样的进城大学生，余华笔下的许三观这样的底层百姓，贾平凹笔下处于新旧意识之间的知识分子，王安忆笔下活过一个世纪的上海小姐等等，但缺乏的是一种现代城市人的形象。这样的人是我们的生活中最常见的那类人：他既不是富人，也不是体力劳动者，他活在“中间”，他受着失业、房价波动、家庭危机、忽然降临的疾病等威胁，他负担着农村的父母、城里的妻儿，靠着同学、老乡、朋友的人际关系网络办事，他对个人信用十分看重，关注理财和国际金价，他出入于机场、高铁、酒店，也经常自驾出游，他注重身材管理，是一到两个中等价位的品牌的拥趸，有时去健身房，并服用几种复合维生素，他通过社交媒体关注所有的社会信息，他对下一份工作/职位有所期待，但也不敢得罪现在的上司，他有一些暧昧的感受和梦境，但非常珍视现有的一切生活……如果她是一个女性，那么情况会更复杂一些，要看她有没有进入妻子/母亲的角色，她的“中间”地位是和家庭一起被定义，还是她自己。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这样的人无疑已经就是你我他/她中间的一员，却在文学叙事中缺乏存在感。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研究的是怎么来看待形成这种叙事的现实依据和可能性，接下来我将从历史和当下两个部分来讨论。

　　二、历史

　　就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来看，最有趣的是，二十、二十一两个世纪初，城市文学与叙事有相似的历程。虽然两个世纪初的民族、国家、社会的前提条件完全不同，但对于城市文学的生长点而言，尤其就中国人对于城市的“初体验”而言，经受剧烈的变化，再从这剧烈的变化中产生初步的身份认同，其过程确有相似之处。法国历史学家白吉尔认为，辛亥革命成功的一大原因，在于“城市社会本身的进化”i。而在美国学者叶文心的研究中，她把上海看作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本土中产阶层的城市，“鸦片战争之后，百年之内，上海崛起，成为东亚第一大都会。活跃在上海的是一个内涵丰富的中产市民阶层，这个阶层兴起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发展的重要成员”j。她指出，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上海成功地建构了这个近代阶层，把其塑造成一股“爱国、专业与自治的力量”。她的研究正是从这种近代中国都市的中产阶层论述之形成而着手，“中产阶层论述”即一种广义的叙事。从上海1843年开埠，到1949年之前，从这种广义的叙事中，观察到当时生活在都市的一批年轻的职员人群，是怎样融入新经济、新社会、新文化的氛围之中，新出现的商业公司又是怎样从结合了儒家文化的大家长角色，渐渐变身为资本家，而随着时代内忧外患的动荡之加剧，这一中产阶层论述遭到了严重的挑战。

　　仅仅从对这一研究的概括中，我们便可看到与当下的问题的许多相似之处k，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论述同样不完全，或者不主要出自小说，而是更多出于文学文体之外的叙述，比如报纸读者专栏、企业刊物、民间书信等等，与今天的多媒介形式（从论坛、博客一直发展到今天的微博、朋友圈、公众号等）承担的功能十分类似。这些媒介制造的大量信息，渐渐汇成一个整体性的舆论环境，乃至让人“熟视无睹”，构成了现代上海的新的感觉结构与文化场域，对于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来说，这是格外新颖的一种场域。旧文学原本就被隔绝在外，而新文学的重心显然也不在于此。《上海繁华》几乎没有提到小说文本，唯一提到的辛亥革命前的一本小说，也只能称之为最早的文学想象。l直至1930年代，上海的“中产阶级”论述走向最高潮，同时也开始走向分裂，叶文心仔细研读了《读书生活》等杂志上刊登的大量普通市民、职员的自发纪实化写作，从中找到中产阶级论述的大量证据。实际上，文学作品里的中产阶级论述也还是有迹可寻的，其中有些重要的元素与其它的文学动机结合在一起，促使它们带上了很强的想象与实验的色彩。虽然1930年代后期所发生的社会动荡，让这种想象和实验注定成为昙花一现，但依然有一些小说和诗歌的文本值得细读，它们为后来者提供了早期中产阶层论述的文学编码，甚至仅仅从一篇作品中，就可以解读出其丰富而超前的内容，比如施蛰存的短篇小说《梅雨之夕》。m

　　施蛰存在今天已经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研究对象，但无论把他放在属于现代派的“新感觉派”，还是放在古典历史小说的写作脉络中，都还不能完全穷尽他的写作的象征意味。他是一个文学活动家、一个得风气之先的潮流派、一个热爱城市生活的趣味主义者，无论是办杂志还是写作，他都表现出明显的世界时钟的意识，在当时以现代主义风格写作的作家中，他可能是最有世界性的文学追求的一个。施蛰存办过一系列具有现代派色彩的文学杂志，表现出他对媒介与信息的重视。n一定程度上，可以从他1930年代的文学活动中，勾勒出中产阶层文化生活的大致轮廓，正如从茅盾的文学活动中，可以勾勒出革命与左翼文艺运动的轮廓，而他们都在上海，大城市的高度流通性和发达的传媒、信息空间为他们提供了开拓更广阔文学事业的条件，这一点在今天看来是完全能理解的。回到《梅雨之夕》，这部小说虽然被归为现代主义作品之列，却显得尤其独特，别有怀抱，这与小说所设定的表现对象大有关联。施蛰存曾着迷于性心理“怪奇”的表达，这篇小说却将表现对象设定为一个坐办公室、朝九晚五的公司小职员，一个不带任何奇观色彩，家庭生活也规矩乏味的男性市民。每天属于他的个人时间就是下班以后、散步回家的途中，在这段时间里他仔细观察城市和城市里的人群，即使在梅雨天气也乐此不疲。从“积累着格外多的公文”的办公室，到“灯下等候着一同吃晚饭的妻”之间，他体会着个体内心生活的可能。小说中，他与一位少女邂逅，但那既不是创造社作家的罗曼蒂克故事，也不是“新感觉派”式的都市艳遇，而是一次平凡日常生活中的“遐思”。在两人雨中漫步的短短十几分钟里，“我”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向自己发问，试图分析自己行为的动机，但更多的问题是无解的。许多人认为这是一篇心理描写非常充分的小说，在我看来，这种心理描写的意义，正是建立在一种对“中产阶层”主体人格刻画的基础上，反过来说，也正是这种“遐思”的出现，证明了这一主体人格的存在。施蛰存对个体心理和潜意识描写的爱好很大一部分源于施尼兹勒，而后者与欧洲“中产阶级”文学的形成有很大的关系。《梅雨之夕》中的这个人物，并非“时间的不感症者”o，他恰恰是一个现代时间的高度感知者，他的日常时间被办公室的时钟、邮政局的大钟等精确分割，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样的时间做什么样的事情，他知道时间意味着工作伦理与绩效，也是小家庭伦理的基石。主人公在梅雨之中本来是独自漫步，直到一辆有轨电车在身边停下，“我”开始细数从电车一等座上下来的乘客，从而注意到了那位少女。从这一细节读者获知，那个年代的上海电车区分一、二、三等座，如果把私人汽车也算上，那么电车的一等座显然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也应该是“我”的选择，“我”与这个少女同属于这一阶级。叶文心认为：“他们是城市里每天随处可见的电车乘客、商场消费者、电影观众、报纸读者、邮政客户和餐厅顾客，占据了城市的中层空间。”“在他们上头的是一小撮金融买办与权贵，在他们下面的是一大群不断从城市涌入乡村的劳工。”p中层是摇摇欲坠的，虽然他们有着在城市生活的朝九晚五之外做白日梦的权利，这一叙事对一百年后的读者来说，非常容易理解以及带入自己。

　　《梅雨之夕》，再加上施蛰存的其他几篇类似的作品，与当时的现代主义写作形成了很大的区别。中国的现代主义有两种脉络，一种通过对新的都市物象的收集，从视觉和感官的层面，去表现都市的声光化电对人的刺激；另外一种则着力表达人在感受现代世界时的情感变化，后一种更多地存在于现代主义诗歌之中。《梅雨之夕》与这两类写作都有一定的区别，根本原因就在于书写对象的不同，它所描写的既不是大都市的游手好闲者，也不是知识分子和文人，而是普通的中产阶级——“我”。“我”在家庭生活和办公室带来的压抑之下，努力创造属于自身的空间与时间，在与女孩伞下并行时，“我”有着出自道德感的克制，以及因这种克制而产生的沮丧与自我怀疑，“我”的“内心戏”花样百出、瞬息万变，“我”虽然不像文人和诗人那样懂得怎么去解读自己，但“我”的精神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更具有新的社会象征意义。

　　这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第一个典型的“中间阶层”形象，虽然它只是一篇短小的作品，却透露出丰富的可能性，小说创作于1930年代初，确实符合施蛰存的追求，与欧洲的文学潮流有相偕之处。施蛰存应该考虑过继续书写这一类人物，1936年他出版了新的短篇小说集《小珍集》，其中的主人公多为小职员与他们的家庭成员、面临着破产困境的小业主等等。这一时期已是左翼文学运动的高潮期，同在城市中创作，施蛰存的小说显然也受到左翼文学大量描写社会不公的影响，不过左翼作家描写社会不平等的后果时将重心放在无产阶级、工人和大众身上，《小珍集》则聚焦于城市中层人群，也包括城市之外的乡村小资产阶级，他们或因为城里开设的牛奶公司，或因为开发汽车路而遭受到了生存威胁。这些作品总体上属于社会问题小说，基本放弃了《梅雨之夕》对主体人格心理刻画的倾向，而随着中产阶级的衰落以及历史大气候的转变，再写这一类作品的道路也渐渐走不通了。

　　比照叶文心、白吉尔等人的研究可以发现，《梅雨之夕》这样的小说的出现并非偶然，当时的城市中产阶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峰，小说中的这个“我”虽然在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少见的、并非主流的人物，却提示了一种真实的也是重要的历史资源，因此是有独特的意味和价值的。《梅雨之夕》所呈现出的，主体心理叙事与空间意义生产的结合这一方法，和它所产生的审美效果，几乎在一百年之后才有所接续，这是城市文学在下一个世纪发展的结果，一种值得讨论的历史对应性。

　　三、当下

　　我将在最近十年左右的当代文学中，举几位作家的例子来讨论，他们是苗炜、赵松和弋舟。首先要指出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学在创作主题，文学生产、阅读和批评方式等方面都发生了转型，就这几位作家而言，他们都算是新生代作家，他们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与过去依赖“文学体制（刊物）——评论家”的那种方式不同，相对来说，他们比较直接地面对文学市场和读者。当下文学市场较明显地发生了分层，严肃文学、通俗文学、类型文学和网络文学等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这也是因为城市中出现了一批具有中等收入水准的阅读群体，不妨称之为“独立读者”，这是一批具有一定的修养和特定的趣味爱好的读者，他们的阅读更多从自身的时间和经验出发，依靠互联网平台和自媒体，能够自己产生评价和阅读反馈，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原有的文学权力机构，而就我们所讨论的“中间阶层”书写问题来说，一百年前的“中产阶层论述”与今天这样的“独立读者”的存在都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苗炜本人也曾是一名杂志主编，他的小说与编辑事业都致力于表现中产阶级的故事、形象和问题。q赵松是非常具有自觉意识的小说家，对人在现代社会的存在与精神状态有深刻的摹写。弋舟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写底层和中层各式各样的生活都同样出色。我试图通过他们的写作来探讨一些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中间阶层”书写的美学要素，讨论的核心是主体人格的生成问题，我认为这种讨论依赖于这样几点：空间的叙述、现代人精神结构的探究，以及再现人与他们置身其中的阶层社会的关联。

　　在当下，空间的叙述亟须获得一种真正的意义生产功能，《梅雨之夕》呈现了上海1930年从外白渡桥到邮政大楼这一片街区的文学空间性，而在当代社会，这样的空间可能是机场、小区、商务楼、度假酒店/民宿、属于个人与家庭的公寓房间等等。以机场为例，机场常常出现在这三位作家笔下，比如苗炜的小说集《星期天早上的远足》的开篇《日光机场》。这不是一篇纯然写实的小说，主人公“我”在国际机场获得了一种超能力，能听懂各国语言，由此他得以了解身边各种不同种族的人的故事与传奇。这篇小说的构思应该来自于国际机场“巴别塔”式的语言环境，以及各种陌生族群的人们带来的视觉刺激。“我”的奇遇看似魔幻，实际并没有打破自己的生活轨迹，“我”有一个对平行宇宙的幻想，也存有对这种幻想的自嘲和自毁，能听懂各国人的交谈，满足了平淡生活中的窥视欲，与游戏迷少年的交谈制造了惊悚的气氛，也表现出一个中年中产对年轻的“电子游戏一代”的恐惧和轻微的妒忌。总而言之，中产阶级对于“别处的生活”的欲望渴求在一个国际机场爆发出来，而水晶球、平行宇宙、心理治疗、电子游戏杀人等等，都是非常符合这一人群趣味之物，在机场中的“我”的隐藏人格得以清晰呈现。

　　弋舟的小说《缓刑》的主角是三口之家，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和她的父母，因为航班晚点而滞留在机场，她的父母不断地发生争吵，忽视了她的存在，她在硕大无比的机场中四处漫游，最终落入一种极为危险的境地中。小说对漂亮小女孩的优越感、稚气、引人瞩目和虚荣心有细腻的描写，她的父母就像许多中产家庭家长那样过着物质化的生活，会送给女儿很多亮闪闪的礼物，同时也总是浸泡在乏味而空洞的争吵之中。机场这既空阔又密闭的空间，有如一个宏大又单调的现代城市空间的缩影，危机就在这看起来明亮、有序、现代化的空间中孕育着。弋舟不温不火的叙述，将这种危机逐步展现出来，那个头等舱贵宾室里所隐藏着的“恶”不动声色，令人不寒而栗。《缓刑》这样的小说塑造出一种日常表象之下的本质，让中产去经历命运的残酷考验，这已经非常近似于对“中间阶层”——这一最为追求安稳生活的人群的命运美学的表现。弋舟还有另外一篇小说《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 也对同一个航班上的人物展开了命运的谱系化追踪，小说从交代飞机上的女主人公“如果不出意外的话”的思维习惯开始，展开对生活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错综复杂的推导。

　　赵松关于机场的小说《鲸》也是小说集《伊春》的开篇，用他自己的话说，描写的是“一个不知道自己应该呆在哪里才能安心的人，他希望自己的情感能有所寄托，又害怕任何意义上的牵系”r。“他”实际上喜欢去一个由硕大的“鲸骨”穹顶构成的机场，这个地方成了他在漂泊的日常生活中最合理的“悬停”之处。这篇小说和赵松所有的作品一样，并不注重故事和情节的讲述，但非常注重突出人物的感知状态，时间和空间带来的感官印象与细节的放大，由之带来的一种存在的荒诞感。在《鲸》里，这种放大指向一个孤独的男人如何解决自己的心理问题，但他总有明确的空间选择，他不是在机场，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这里刻画出的就是一种主体状态：一个现代人在机场这一特殊的交通枢纽中，获得了一种被填满了时间和空间的感觉，每每到这一时刻，他就有了回忆，有了和他人沟通的冲动，虽然这还不能算作真实的行动，但能在一个原点上不断刷新他的生存意识。在城市里，机场如元宇宙一般的存在，很切实际，又是如此离奇。

　　机场、酒店、咖啡馆、地铁这些城市的地标，在城市文学发展的早期，曾在小说叙事中充当过标志性符号和装饰品，却不能构成真正的空间叙事，近年来，这种情况才有所变化。在上述几篇小说里，机场这样的空间对于刻画“中间阶层”的主体人格产生了重要的意义。这些空间生产出三口之家、离婚和丧偶者、未成年的孩子，他们都活在日常生活“不出意外”的设定之下，既十分坚定，又有所徘徊、迷惘，试图寻求自我突破，他们对环境、空气、室内与室外的气氛充满了敏感，把生活的一成不变化为精神内耗，不遗余力地去消化那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他们是城市的内功修炼者。以这样的方法，还可以进一步考察几位小说家笔下一些不谋而合的描写对象，比如充满悬疑的自杀与失踪事件，在城市里充当另一种“他者”的宠物狗与流浪狗，还有婚姻与情感的分裂与潜流等等，这些元素如碎片一般，折射出有关“中间阶层”的美学光谱，值得进一步分析总结。

　　在苗炜的长篇小说《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里，男主人公刘棣是音乐电台的主持人，虽然从事与文化有关的工作，但他并不算是知识分子，而是上述“内功修炼者”之一。苗炜小说的主人公总是具有比较清晰的职业和个人品格，从主持人到编剧，再到心理医生、商人等等，这些人都是在城市里生活的“主流人物”，这里的主流当然不仅是指数量，而且是指他们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即大多数人所认为和向往的体面生活。这些人物在视觉呈现上也是占比最多的，现代社会向人们呈现最多的形象不可能是上层，也不会是底层，而一定是中间层。音乐节目主持人刘棣身上还有一种自我放逐的气质，像是从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唱片业正在凋零，他也面临失业。而他的心理医生吴思齐却是更典型的中产“专业”人士，事业如火如荼，在小说的第二章之后就成为了主要人物（在赵松和弋舟的小说里，心理咨询师这一职业也经常出现），围绕在他身边的，无论是离了婚的女高知、“绝望的主妇”，还是像刘棣和他的朋友们这样的人，在小说中构成了群像，他们彼此之间互相了解，分享同一种话语，也有相似的主体性，无论得意还是失意，哪怕不同的性别也是如此。在苗炜的另一篇短篇小说《幸福大酒店》里，三口之家中被放逐的是性取向不明的男性，女性则以成功人士的方式，自己选择“优质精子”怀孕产子，和丈夫组成名义上的家庭。追求成功，掌控局面，精致利己，也讲究政治正确，这些可以说是苗炜笔下“中产阶层”人物的价值准则，令他们一个一个都十分鲜亮、鲜明。《烟及巧克力及伤心故事》里刘棣的妻子为求离婚，一直假装患有抑郁症，让刘棣落到几乎一无所有的境地，而刘棣的朋友托尼驰骋在生意场和情场，险些遭到前女友报复而丧命，却在结婚生子以后，悟到了前所未有的人生真谛。

　　弋舟小说的人物构成较为复杂，随着创作时间的延长，他的作品涉及面愈来愈广，很难把他笔下的人物加以简单归类，不过他的“人间纪年”系列，即《丙申故事集》 《丁酉故事集》 《庚子故事集》和《辛丑故事集》s，近四十个短篇里面林林总总的人物，几乎可以用“中间阶层”来概括了。或许这四个寻常又不简单的年份，注定是要用时代性的“主流人物”来表现。我发现，弋舟是很擅长写“小区”或公寓故事的，每一本故事集里都有几篇非常细腻地描写“小区”或公寓的作品。“小区”也是一个典型的“中间阶层”空间，但比机场更加日常化。小说《发声笛》中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两个家庭，两位主角一个是中层干部，一个是收入不菲的生意人，但一个壮年患病，一个有了一位叛逆的女儿，两个家庭相处多年以来的正常秩序，忽而变成了一种诡异、黑暗的交往。弋舟对人的命运的诡异多端具有强大的想象力和洞察，《巨型鱼缸》中，童年的美好爱情在中年人的公寓房间里破碎，《但求杯水》里的中年女性把微信摇来的轨外生活当成了常态，而家庭生活反而成了虚拟之物，《巴别尔没有离开天通苑》里以宠物猫丢失事件生动地刻画了天通苑这样的超大型居住小区，而《鼠辈》里的老鼠则刻画了谜一般的城市之夜。《庚子故事集》和《辛丑故事集》相比前面两本，出现了更多的专业人士和职场人的形象，弋舟让这些处在相似的生活阶层，彼此却隔膜着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相遇”。《人类的算法》里的女性展会负责人，在由精确数字控制的职业生活和社交网络中邂逅一段数字化的婚外情；《掩面时分》描写疫情封控之下，两个保险公司的女性在“安全餐”现场重逢；《化学》是从事化学产品研发的单身女工程师在夜跑过程中，遇见两个年轻的女同性恋；《德雷克海峡的800艘沉船》则把这种相遇的法则发挥到了最大效应，几个城市中看似不同的人，实际在现代社会的算法和信息网络里，近在咫尺，有如一种城市阶层的“横切面”展现。

　　赵松的小说同样也对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感有着独特的表达，他的短篇小说集《空隙》和《伊春》展现出这种独特的美学化的主体构造。在过去一个阶段的城市文学作品中，人物总是过多地与物质生活相联系，尤其是“中产”和“小资”，似乎只能通过物化的符号来定义。实际上，物化的符号只是空洞的能指，其所指是缺失或断裂的，只有通过精神结构的主体化的塑造，才能写好一个现代人物。那么，什么样的精神结构才能表征现代生活？这个人不管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不管处在怎样的职业、家庭和身体状态的客观状况中，他的内心世界里都可能包含着迟疑不决、自我矛盾、虚无或者颓废。在赵松的小说中，与前两位小说家不同的是，他很少写明人物的客观状况，他笔下的人物通常是中年男性，这个男人总像是一个遁世者，但又似乎包容着生活的所有内涵，他总是不断地躬身自省，不断地尝试又不断地退缩。这类人物不一定明确知道什么是精神生活，但小说家可以通过他们的所思所虑，他们的幻想、梦境和感知来创造他们的精神结构。除了那些特别有标志性的空间以外，发展中的城市有着各种错杂凌乱无序的场所，那些主干结构之外的城市的细节，也加深了人的感知、幻想和梦境的复杂性与混沌，这一切足够支撑起一种现代人特有的精神状态。在赵松的小说里，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城市的主干结构以及细节中，无论是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无论是给人归属感的机场、小区，还是漂浮在别处的海岛、异域国家，抑或居室内腐烂的水果、墙上舞动的苍蝇……“或许正是因为在人的意识和现实世界中之间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某种无尽的叙事成为了可能。”t这种“无尽的叙事”，能逐步带来对现代社会人的真正精神普遍性的探索与创造。

　　四、结论与展望

　　自从美国经济学家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把中产阶级文化研究从十九世纪带入到二十世纪后，文化、趣味、行为习惯和风俗的研究就成为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补充。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法国哲学家之一布尔迪厄的《区分》就是为阶级斗争而补充文化上的“区隔”斗争，因此他不厌其烦地在整理资产阶级的文化风俗习性的基础上，展开对法国现代社会的审美判断力的批判。另一本研究中产阶级的名著，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讨论二十世纪中产阶级之变化，从社会经济构成深入到性格批判。今天来看，无论是米尔斯还是布尔迪厄，他们的研究动机均在于社会政治批判，而“新中产”的历史主体意义，对发展中的现代国家来说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从叶文心等学者的中国研究中，可以看出一百多年来中产阶层论述建立之曲折，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间阶层”既不是怀旧，也不再是一种意义含混的标签，它已经成为了基本的社会现实，在未来社会，这一现实将带来进一步的社会转型与进步。在当代文学中，探究“中间阶层”的主体构型，塑造其人物形象和美学准则，拓展写作题材、方法与风格，是对我们自身历史发展的一种必要的回应。

　　应当看到，这种必要的回应已经开始在当代文学中发生，除了本文谈到的这三位作家以外，还有更多的作家在进行多方面创造和积累，出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写作动机和写作角度，在女作家中，有程青、唐颖、笛安、淡豹等等，她们从现代职场、情感、家庭伦理及日常生活的角度，已为“中间阶层”的文学再现开拓了视野，多种美学要素出现在了小说家们的笔下，本文综合与分析了其中值得关注的一部分，但远非全部，城市中的新人的形象正呼之欲出。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当代城市发展是不平衡和不均质的，内在充满了错杂的空间表现性，当代文学对于阶层的表现也一定是复杂和多元的，不存在对哪一种阶层的固化的表现。所以，我们在这里提出对新的“中间阶层”的文学再现，是基于历史与社会的现实，基于我们的切身经验和感觉结构的，并没有将它标签化的必要，这种写作更不应该是模式化或封闭的，而是应该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各种阶层、人群和生活方式之间都有着深刻关联。同时，对空间、精神与主体的构造手法来说，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写实还是超现实、传统还是先锋也不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建立起成熟的叙事动机与艺术造诣，其成果各有特色，又建立在同一种写作的基本功之上。在这个意义上，对城市“中间阶层”的重写，也可以说就是对文学本身的重新思考与训练。

　　【注释】

　　ab[英]阿诺德·汤因比：《变动的城市》，倪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页、189页。

　　c参见《文化纵横》2022年第5期特别策划“全球危机时代的中产阶级”中的四篇专题文章，分别是李成：《分道扬镳？——逆全球化时代的中美中产阶级》，刘欣：《中国社会的中产化大转型——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及日本阶层结构的比较分析》，熊易寒、王志恒：《疫情中的中产:上海市民文化与基层治理》，以及卢鑫欣：《新中产阶级与中国社会主义》。

　　d参见陶敏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研究综述》，《合作经济与科技》2022年第16期。

　　e参见李春玲：《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和构成特征——基于体制内外新中产的比较》，《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李春玲、刘保中、李闯：《新兴青年群体: 新的社会阶层中的新力量》，《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年第5期。

　　f同是2002年，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从经济、政治、文化等三个角度划定中国的中产阶层。2021 年 8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合理调节高收入”。 目前绝大多数经济学与社会学研究都认同中国已有“四亿中产阶级”的说法，这是从平均收入层面进行的测算，但在这四亿人口之中，按照社会学的分类法，还有“上中层”“中下层”的区分。

　　g陈云松、范晓光：《阶层自我定位、收入不平等和主观流动感知（2003—2013）》，《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12期。

　　h参见何平、张光芒、汪政、何言宏：《当下文学中的“小资情调”和“中产阶级趣味”》，《文艺评论》2005年第6期。

　　i[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张富强、许世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3页。

　　jp[美]叶文心：《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王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页、84页。

　　k在《上海繁华》的结语《再现繁华》里，叶文心提到了1949年之后，主要是1992-1996年，上海在城市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是怎样注重借鉴过去的“历史之用”的。[美]叶文心：《上海繁华：经济伦理与近代城市》，王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23-229页。

　　l这篇小说是1908年的《市声》。这是一部晚清少见的以工商业为题材的章回小说，作者署名姬文。

　　m《梅雨之夕》先收入施蛰存1929年出版的小说集《上元灯》，后又抽出与另外九篇注重心理描写的小说共同组成小说集《梅雨之夕》，1933年出版。

　　n包括《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参见张屏瑾：《塑造自我：“性心理—内在现实”与都市里的人性观——重论施蛰存的都市小说》，《现代中文学刊》 2009年第6期。

　　o与施蛰存同时期的“新感觉派”代表人物刘呐鸥的代表作《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共同收入《都市风景线》，1930年出版。

　　q苗炜曾担任《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及三联书店的另一本刊物《新知》主编。《三联生活周刊》被认为在中国自1990年代起的中产阶层形象构建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参见赵玉洁：《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三联生活周刊〉中的中产阶层形象构建研究》，天津商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rt赵松：《伊春·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99页、297页。

　　s分别出版于2017年、2018年、2020年、2022年。

　　作者简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