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停止的地方，生活出现了——评陈冲和她的《猫鱼》

　　刘月悦

　　《猫鱼》是演员陈冲的自传体散文集，收录的十多篇文章起先发表于《上海文学》，然后结集成这六百余页的厚厚一本。“猫鱼”是什么？陈冲解释说，那是旧日上海用以喂猫的一种极小的鱼，随着猫粮的出现，“猫鱼”在人们的生活里逐渐消失了。“猫鱼”是鲜活的生命，也是尘封的记忆，读《猫鱼》，我们既能看到那条小小的“猫鱼”，也能不断地窥见它所栖身的那片水域。

　　一

　　《猫鱼》中的陈冲，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长恨歌》中的王琦瑶。同样是上海姑娘，同样是早早被“开麦拉”相中而改变命运的女孩，同样是在情爱中反复纠葛的女子。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写道：“四十年的故事都是从去片厂这一天开始的。”a这句话对陈冲也同样适用。从十四岁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开始，女演员便成了她相伴一生的身份。

　　在情爱中的“女性”和镜头下的“演员”两个身份中不断地找寻自我，是《猫鱼》最为重要的主题之一。陈冲的爱情之路与演艺事业，似乎始终存在一种互文关系。在上影演员剧团培训班，她情窦初开遇到了M，拍摄《青春》的日子里，她经历了一场无疾而终的暗恋。她开始闯荡好莱坞，这也与初恋中受到的伤害有关。恋人W的背叛使她陷入了严重的自我否定，“我不再爱自己。我以为，如果不值得W的爱，就不值得任何人的爱，如果身体被践踏过一次，就将永远被践踏”。于是，她将在好莱坞的初次演员面试称作一场赌博：“也许面试是我的赌场，‘被拒绝’是我的赌注，输了，就证实我的确不值得爱，赢了，就从‘不值得爱’的死刑得到了缓刑。”b爱情中遭遇的挫折，使得她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怀疑，她亟需从面试官、导演、镜头那里得到重新确认。

　　“女性”与“演员”，因为都处于被观看的客体位置而一直被认为具有某种同构关系，男性凝视理论的提出正与女演员有关。这一时期的陈冲，处在一种自我客体化的境遇当中，将自己当作被观察的对象和景观。然而，凝视的困局之一在于，“这不仅决定了大多数的男女关系，还决定了女性自己的内在关系”c。一旦将自己作为被凝视的“他者”，女性便丢失了自身的主体性，落入了他人意见与评判的桎梏中。这一时期的陈冲正是陷入了渴望成为“值得被爱的女人”与“值得被欣赏的演员”的双重焦虑而丢失了自我。在早年接受《南都周刊》采访时，陈冲将这段日子称为“人生中最黑暗最彷徨的时候”“自我感觉非常非常的糟糕”“完全失去自信”。尽管到了写作《猫鱼》的今天，她已经能够以回忆的笔调，缓慢而云淡风轻地讲述这段过往，但我们仍然不难感受和想象那时她内心的焦灼。她仿佛站在爱情与演艺事业两面镜子当中，不断地、快速地旋转着身体，一个失意时，就去另一个那里寻求认同。

　　1998年，陈冲在散文里写道：“在我的个人世界里，爱情应该算是最重要的内容了。其他一切只是为了她而存在，为了她而做的准备工作。我永远都在生活中平凡和非凡的迹象中寻找和体味她的暗示。”d在《猫鱼》中，陈冲再次引述了这段文字。那时陈冲37岁，已经凭借在《末代皇帝》 《红玫瑰与白玫瑰》等电影中的出色表现证明了自己作为演员的成功，她对爱情的态度与年轻时相比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虽然仍然强调爱情对于她而言是一种毕生的、至高的追求，但她已不再将自己当作被男性审视的客体，而是使用了女性的第三人称代词“她”来指代爱情。人称代词的微妙改变背后，是陈冲作为一个女性主体的成长。这里的爱情是作为一个女性化的本体存在着的，既不是需要依附的“他”，也不是独立存在的“它”，而是“她”，是一个主体性觉醒了的女性的自我镜像。“她”既是爱情，也是那个在爱情当中的自己，她开始清晰地认识到，她需要的是自己在爱情中的体验，而她的男朋友们只是“爱的容器……只有在我的思念和渴望中，他们才可能成为一片广漠、无状的土壤，让我的爱情生根。失恋的痛苦也往往在于失去了爱，而不是失去了某个人”e。

　　在《末代皇帝》的成功之前，陈冲曾经经历过一个重大的挫折，就是《大班》引发的激烈争议。对于这部她在好莱坞首次担任女主角的电影，她在《猫鱼》里以“错误的选择”一笔带过。在四十多年的演艺生涯中，陈冲出演过众多角色，但在《猫鱼》中，真正详细讲述了参演过程、感受的却很少，仅有《末代皇帝》中的婉容、《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林大夫、《意》中的玫瑰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她们无一例外，都是有着非常强烈的主体性、自尊感和行动力的人物形象，而她对《大班》中的美美的选择性忽视，正可以看出她心中认可的自我想象——她不愿再充当那个被动的被审视、去讨好的美美。

　　“女性”和“演员”的双重被凝视处境并没能击溃陈冲，反而让她从中获得认识自我、把握自我的力量，这或许是陈冲与王琦瑶最大的不同。王琦瑶自始至终是被凝视的他者，她是程先生眼中悄然而入的暗淡，是李主任眼中率真老实的风情，是老克勒眼中悉心包藏的岁月，也是长脚眼中只包着一层枯皮的脖颈。她始终处在男性的暴力和历史的暴力之下，鲜少体现出主体内在意志和知觉的绽放。而陈冲则不同，王琦瑶终其一生都是那个文静优雅的“上海小姐”，陈冲却没有停留在那个清纯甜美的“小花”。如陈冲所言，“在耻辱的熔炉里炼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个人。她刚强、顽固，不撞南墙不回头；她爱大笑，笑得很不文雅，也许这是她保持健康、蔑视困难的法宝；她提起来一条，放下去一摊，伸缩性极强……” 读《猫鱼》，我们也常常会感受到她宁静的文字中涌动着的执拗、旺盛、涓涓不绝的生命力。

　　有趣的是，陈冲数次在书中强调，她认为可爱的女人应该是恬静的、贤惠的，甚至觉得“整天抛头露面跑码头”的自己“很不可爱”f，但我们在字里行间，却很容易发现陈冲对今天这个自己的悦纳和欣赏。约翰·伯格在《观看之道》中，提到了女性内在的“观察者”身份和“被观察者”身份的分裂：“她必须观察自己的角色和行为，因为她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给男性的印象，将会成为别人评判她一生成败的关键。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觉。”g这或许可以解释陈冲文字表述与真实态度之间的矛盾。也许她很清楚，那个在火炉边打着毛衣的恬静女孩虽然在别人眼中是“可爱的”，但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却是这个“很不可爱”的自己。

　　翻开《猫鱼》，封二便是一组拍摄于1988年的组照。这组照片中的每一张都用红笔画上了错号和对号并附上了一些评语，如“Eyes too Chinese” “Lips too sexy”“too responsible”等。显要位置的这幅插图，显然隐喻了陈冲对凝视的讽刺。照片中的陈冲倔强而开朗，仿佛在嘲弄着加诸她的各式各样的评价。或者说，当陈冲在《猫鱼》中大胆真诚地讲述自己的绯闻与恋情，不正是她对内心里那个“恬静贤惠”的女性形象的叛逆，不正是她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凝视说出的“So What？”

　　二

　　家族史的讲述是《猫鱼》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占据了全书将近一半的篇幅。陈冲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收集查阅了大量相关材料，给祖父辈知识分子逐一立传。《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写姥姥，《我怎样才能理解他》写外公，《消失在童年丛林中的皮球》写父亲和爷爷，《悲伤是黑镜中的美》 《无法实现的梦想》写母亲。

　　以或隐或显的方式进行家族史的书写，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主题。陈冲的家族在现当代中国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特殊性。普遍性在于，她的家族是“二十世纪中国动荡的某种缩影”“无数的遗憾，未遂的志向”h；特殊性在于，这是一个典型的“专业知识分子”家族。对于近现代中国而言，“专业知识分子”是一个常常被忽略的群体。“本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主要是‘专门的知识分子’，他们最初是抱着实业救国的志向或职业的兴趣选择各种学科的，但由于市场经济的落后而难以成为自由职业者，加之政治使命感的驱使，于是他们就放弃自己的专业和职业，由‘专门的知识分子’转化为‘普遍的知识分子’，即启蒙知识分子和职业革命家。”i呈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书写中的专业知识分子就更少。陈冲在《猫鱼》中，以家族史的形式，提供了三代专业知识分子鲜活的生存图景。姥姥史伊凡出身书香门第，海外留学归来后致力于翻译和出版编辑工作；外公张昌绍是中国药理学奠基人，主编的药理学教材和参考书被誉为中国药理学的经典著作；爷爷陈文镜也是医学领域的高级知识分子，和奶奶都有赴美国留学进修的经历，获医学博士学位。身处二十世纪的动荡中国，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也积极投身于各项爱国救国运动中，爷爷参加过北伐、抗日、抗美援朝三大战争；外公是苏州共青团领导人之一；姥姥参与发起了上海妇女界救国会。陈冲的父母同样是出色的专业知识分子。母亲张安中深耕于神经药理学并出国深造多年，父亲陈星荣则在医学放射学的教学与研究中取得了许多成果。陈冲和哥哥分别成为演员和画家，也是各自专业领域内的翘楚。

　　在陈冲书写的家族知识分子群像中，姥姥史伊凡是尤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位。史伊凡女士出生于1908年，1922年进入苏州女子师范，1927年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她三次登报与旧家庭决裂，积极参与学生运动，是典型的“五四”一代的知识女青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我们所熟悉的这类形象，或是如丁玲笔下“莎菲女士”式的“疏离者”j，或是以《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为“知识分子形象书写的规范和模型”k，而陈冲对姥姥的描写，是对“五四”女性知识分子形象的补充。如金宇澄所言，“虚构小说缺失的现场，被非虚构文字完成了”l。陈冲笔下的姥姥，中学时期顽皮叛逆地给舍监捣乱，青年时期，柳亚子为她写诗，赞她“风流”“娇羞”。尤为动人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姥姥带着女儿从上海逃亡到重庆的经历。为了通过一道道的关卡，姥姥与检查的士兵、军官斗智斗勇，甚至不得不“陪他们睡觉”。这是一个颇具震撼力的故事，一位进步、清高的知识女性，为了自己和孩子的生存，不得不以身体作为交换。陈冲极力想象姥姥可能遇到的各种情形，最后引用电影《西部往事》中的台词“没有女人会因为这个丧命”来理解姥姥。这是我们未曾见过的“五四”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的生活不只是“革命+恋爱”，她们不仅是穿着学生装、挥舞着彩旗走上街头的学生，还是背着行李、牵着孩子艰难逃亡的母亲；她们针砭时弊、挽救民族危亡的热情，不仅来自书本和主义，也来自她们自己切身的遭际；她们不仅是振臂高呼的知识分子，还是遭受着精神和肉体苦难的芸芸众生。

　　在一部自传体的作品中用这样大的比重进行家族史的讲述，也许本身就意味着家族带给陈冲的重大影响。读《猫鱼》，读者会为陈冲丰厚的文学积累所惊讶。米兰·昆德拉、里尔克、惠特曼、辛波斯卡的作品她都有涉猎，频繁引用的中英文诗歌赋予了这本散文集古典的诗性气质，也成为《猫鱼》最为鲜明的文体特征之一。陈冲对于文学的热爱，正是源于家族的影响。作为众所周知的漂亮的女演员，不论是谈及长辈还是子女，陈冲都甚少提到家族成员在相貌上的遗传，她曾说： “我们家的风气就是漠视一个人的长相。从来听不到这种评语：这个人好看、那个人丑。现在我意识到我的父母存心不往那方面引导我，他们培养我和哥哥重人品，重内在素养。”m在《猫鱼》里，她反复提及的是家族文化素养的传承。她和哥哥陈川都提到过姥姥藏书的棕色小皮箱，那是他们童年的宝藏。陈冲在那里读到了《哈姆雷特》的连环画，开启了她成年后对悲剧的迷恋，启迪了她对人性的最初理解；陈川在那里读到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里面的插画引起了他对绘画的兴趣，打开了他对于世界的想象。陈冲还颇为骄傲地谈及四代人之间阅读偏好的默契与传承：“……大女儿极力推荐他读一下契诃夫的《第六病房》，我这才知道她也喜欢契诃夫，有些莫名的感动——姥姥、母亲和我都曾经爱看契诃夫。大女儿不常跟我交流感情，这份疏远让我惆怅，偶尔在亚马逊账户上看到，她在读我年轻时代迷恋的书，就有一种欣慰，觉得在精神上跟她很近。阅读曾经也是我和姥姥之间的纽带。”n

　　在《我怎样才能理解他》中，陈冲讲述了知识分子家族史的另一个侧面——创痛和伤痕的历史。陈冲家族的几代知识分子都受到过“文革”的影响。尤为惨烈的是她的外公，他被打成反革命后不堪受辱而自尽。陈冲描写了一个年幼懵懂的小女孩对家里这场剧变的印象：“那天我们跟往日一样，洗完手、洗完脸，排队等着老师用玻璃试管给我们每人嘴里点一滴甘油，另一位老师给我们每人手上点一滴甘油抹脸，那时候糖是稀有物资，我们每天都等着这个时刻舔甘油里的甜味。排在我前面的女孩舔着甘油回头说，我爸爸说你的外公不是死了，是畏罪自杀，什么是畏罪自杀？我低头说不知道。我的确不知道，但是那不明意义的四个字却嵌到了我的脑子里。”o大约是导演和演员的职业素养使然，陈冲一直能用最为平淡的语言渲染出富有冲击力的画面感。天真的伸着手排着队的小小女孩，甘油的一点点甜，与“畏罪自杀”四个字的惨烈和背后的政治意味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和冲击。

　　家族的伤痛记忆伴随着的却是她自己的青春成长。“我从牙牙学语开始喊‘毛主席万岁’，一年级学写的第一行字是‘毛主席万岁’，四年级学的第一句英语是‘Long live Chairman Mao’”p。陈冲进入上影培训班、拍摄电影《青春》都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在《猫鱼》的讲述里，外面世界惊天动地的变化似乎只是一个个无关紧要的插曲，几乎没影响她欢快、明媚的青春底色。《陈冲传》里，严歌苓提到陈冲出国时携带了一整箱毛主席像章：“这些红色像章代表着她人生中一个重要阶段……曾和许多中国青少年一样，她相信过一种伟大的主义，渴望过为它奋斗、牺牲……她不可能完全否定自己信仰和讴歌过的东西。说她怀旧，说她保守，都可以，让她割舍自己长达十年的一段生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q

　　陈冲对家族史的书写，其实不止于文学。在她为数不多担任导演的电影作品中，《天浴》和《英格力士》都是“文革”题材。《回不了家的人》和《停留在荒芜和黑暗的地方》两篇，详细记述了她执导两部电影的心路。与成长在北京的同龄人、“红小兵”王朔所拥有的“浪漫空想、想像、相应的乐观主义豪情，以及更加长久的革命斗志”r不同，陈冲对那段历史有着更加复杂的心态和表达。两部作品有着相似的主题，即对“文革”的特殊年代下扭曲人性的批判。陈冲在电影中极力塑造污秽的历史暴力与自然环境的外在美感之间的冲突和张力，在《天浴》中，是草地上扎着的一地绢花、高原上蜿蜒的圣洁河流、帐篷外漫天童话般的灿烂星空；在《英格力士》里，是三个孩子坐在树下的“快活林”。这或许正是她处理自己的青春岁月与家族的伤痛记忆之间的矛盾关系的方式。她既不断地反思那个时代的病痛和畸形，又希望赋予自己的青春以怀旧、美丽的滤镜，也唯其美丽，被撕碎时更显尖锐和痛苦。

　　与此同时，她也努力挖掘爱和美，赞美失序中的坚守。她认为：“所有的艺术都是欲望的升华，来自对生命的爱、对另一个人的爱、对人类的爱。哪怕是最愤怒、最黑暗、最悲痛的艺术也来自爱——如果没有失去你的所爱，你怎么会如此痛苦、如此绝望？”s失去亲人的痛苦，让她总是被“那些拥有道德勇气和高贵灵魂的‘失败者’”t所吸引。《天浴》中是淳朴厚道、诚实寡言的老金，《英格力士》中是儒雅仁慈、外圆内方的王亚军。面对时代的暴力，他们无力抵挡却不肯同流，以微弱而坚定的方式反抗着，完成了对自我和他者的救赎。这正是陈冲心目中在那场激烈的社会动荡中孑然独立的知识分子的形象。陈冲写道：“王亚军貌似文弱却心怀与时代背道而驰的道德勇气，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为刘爱的人生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我在他身上看到我外公的影子，他们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最高尚的情怀和德行。”u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理解陈冲所说的，“如果说，爱与失去、生与死是我一生的主题，那乡愁也许是回旋在其中的一首歌”v。不论是写作，还是电影，她都在不断地尝试着“回家”，一次次地尝试着踏上精神还乡之旅。

　　三

　　1986年，陈冲担任女主角的《大班》上映，她饰演的女奴美美被指用美色讨好西方人，陈冲因此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但这对她已非首次。1985年，她因为在回国参加春晚时把祖国称为“中国”，也曾被举国上下激烈地声讨为“叛国”。1980-1990年代，陈冲遇到的批评其实并非个例。稍晚些时候，获得了多项国际电影大奖的张艺谋等中国电影人也面临着类似的指责，被指“为他们提供了他性的消费，一个陌生的、蛮野的东方，一个梦想中的奇异的社会和民族”w。这一类的批评，一方面是对西方由来已久的东方想象以及建立在其上的、对中国刻板形象的消费不满，另一方面也与彼时刚刚遭遇世界的中国人的自我认同息息相关。如论者所言：“在人人大谈‘文化帝国主义’、‘东方主义’、‘民族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的学院氛围里，大家都对自己是否被权力中心或主流文化曲解或玩弄了变得十分在意。而来自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一旦解不开心理情结，摆不平吊在东西方之间的小小自我的位置，往往容易在主义的激流中皱起苦大仇深的眉头，动辄就要出击或捍卫。”x

　　在后殖民主义的视野中，我们经常将中西方的文化冲突理解为抽象的对峙、霸凌和反抗，用理论化、观念化的视角去批评某个文本。即便陈冲自己，早年也更愿意从更宏大的角度去解释文化的冲突。在被一位经纪人调侃中国电影好像每个故事都在控诉时，她认真地解释说：“我和你的国家不同，我们的确经历了那么多灾难，生与死的命题是日常命题。我们个人的命运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联系着国家、民族、政治……而美国人的主要压力来自个人奋斗，个人成败。你们的日常生活是真正的日常生活。我们不是故作深沉，正如你们也不是故作轻松，故作若无其事。”y严歌苓在《陈冲传》中，还写到一个非常电影化的细节：“陈冲担心那一箱子像章过美国海关时会受阻，但没有。只是因为它们太沉重，纸箱承受不住，刚通过海关便裂开，所有像章随一声巨响倾落到地上。人们朝狼狈而忙乱的陈冲注视，全是不解的眼神。”z这是一个隐喻性的时刻，原有的信念和价值观，在进入异国的一刹那洒落一地，晚她一年出国的陈丹青也曾将这种感觉描述为“整个儿打翻”@7。《猫鱼》则从一个身处文化冲突中的个体的视角，呈现了具体而微的生命体验。对刚到美国的陈冲来说，文化的冲击首先是陌生而危险的身体经验，她会完全没有风险意识地坐上陌生人的摩托车去山顶；不知道拒绝社团里男生对她的骚扰是不是违反了当地习俗；被两名校医以检查为名要求脱光衣服，“头脑嗡嗡一片空白”却不敢拒绝。在初初闯荡好莱坞的岁月里，文化的冲击是她不得不承受的对亚裔女演员的刻板印象。尽管她极力想不做黄柳霜式的中国娃娃，却还是不得不穿上旗袍和高跟鞋，重新出发。在第一次遇到好莱坞剧本中的东方女主角角色时，哪怕她明知道这个角色完全不适合自己，还是拼尽全力，“执着得像一头戴了眼罩的驴，把每一分钱都用在学习播音员的发音和语气上”@8。

　　那一箱在《陈冲传》中浓墨重彩的像章，在《猫鱼》中只是淡淡地提了一句，前往美国携带的行李里，如今她反复提及的是哥哥陈川塞给她的貂皮大衣。这件哥哥画连环画攒钱为她买下的贵重大衣，在初到美国的日子里抚慰了她，大衣代表着沉甸甸的亲情，更象征着她切切实实的来处。在《平江路的老房子》中，她写道：“二十岁的时候，我也背井离乡到了一个陌生的国度，像是被孤身放逐到月球上，回程遥遥无期。那年，我的信仰死亡了，爱情也死亡了。绝望的时刻，总是记忆中母亲的声音融化我内心的冰川：‘我叫陈冲，我爸爸叫陈星荣，我妈妈叫张安中，我家住在平江路170弄10号。’”@9这句对于生命归属的不断提醒，埋藏着支撑她飘零异国的力量。对于如今年过六十的陈冲而言，回首望去，对于家、对于血缘最朴素的羁绊和认同，或许是文化差异的冲击中真正且唯一伫立持存着的信仰。

　　陈冲于1981年出国，在国内，她是家喻户晓的明星，但走出国门后，她只是1980年代“出国潮”中的一员。据统计，从1979年到1990年的12年间，经公安部门批准因私出国的人数约为136万人，年均11万多人，其中80多万为移民，自费出国留学的人数约14万人。#0 《猫鱼》中陈冲艰辛的探险之旅，不过是他们中大多数人经历的一个缩影。

　　痛苦的适应期之后，陈冲步入了稳定的婚姻，也养育了自己的孩子，她的文化认同与亲情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讲述《意》拍摄过程的《海市蜃楼般的归属之地》一篇中，她对归属的渴望、不竭的乡愁与对丈夫的依恋、对女儿的愧疚紧紧地缠绕在一起。陈冲所饰演的女主角玫瑰是一个在异国他乡不断跋涉、寻找归属之地的女人。她对“玫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在那两个月里，她称自己和玫瑰是“共体”的。同样是远离中国故土的海外移民形象，同样是不断离家的母亲，虽然是“流浪者”，但却始终没有放弃对归属的追寻。陈冲写道，“流浪与归属对我们是并存的需要，也永远同样强烈”#1，事实上，《意》的英文片名原本就是“The Home Song Stories”。在澳洲拍摄《意》期间，繁忙的工作使她频繁地离家，不得不辜负女儿对她归家的期待，但她仍然非常牵挂她的丈夫和孩子。这似乎也是陈冲人生的一种写照。事业和个人价值的追求使她远离自己的故乡、家族，抛下原有的文化去应对陌生文化的冲击，但对于归属的不断追寻又反过来成了支撑她确立个人价值、形成新的认同的根基。也正因如此，当她发现女儿身上已经开始萌芽的身份认同危机时，她并不惶恐，而是欣喜地写道：“你现在可能还没有认识到，但作为一个双语、双文化的人，你已经得到了一份礼物。你会比别人更有趣，你的视野也会因此变得更广阔。”#2

　　面对来自祖国的批评，陈冲曾经不解而愤怒。她对某些人指责她“为了钱而伤害国家”的看法非常不解，她说道：“‘为了钱而伤害国家’，这句话的逻辑激怒了我。好像只有伤害国家我才能得到这笔钱。”#3这样的指责，显然超出了陈冲个人经验的范畴。她所不理解的逻辑，其实正是集体主义价值观与个人主义价值观之间的冲突。那个时代的中国大陆，正处于从单一地宣扬集体主义精神到承认个人奋斗价值的艰难转型期，要再过上几年，人们才会逐渐意识到，“挣钱”和“国家”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冲突。而彼时彼刻，中国大陆的观众看到社会主义灌溉的“小花”成为了资本主义侵蚀下的“美美”，他们遭受的情感和价值观的冲击都是巨大的。

　　早年的陈冲，面对文化之间的冲突和误解，有着自己的野心，她说道：“美美是写得不好，好莱坞的剧本里，中国人的形象写得都不够好，关键是他们不懂得中国人……华人里面吵翻了天，好莱坞还是听不见。所以首先要变成好莱坞的一员，而且是至关紧要的一员，才能让你的声音传达到你想传达的地方去。”#4多年以后，她已经不再试图去挑战和承担这些宏大的命题。在《十三邀》中，当许知远问她怎么看待中西方的冲突、这种冲突对她个人有什么影响时，她回应道：“融合与冲突都是一种误解，从来就没有真正地互相理解过，突然和解也都是一种误解。”“我不大去想。”#5“不大去想”，似乎也是《猫鱼》中她应对文化冲突问题的态度。年轻时她思考过，不解过、愤怒过，如今她更愿意呈现的，则是自己那些真实的生命历程和切肤的情感体验。在两种文化间游荡了几十年的陈冲平和了许多，两种有着偌大差异的文化之间，误解、争执一直都存在，而她只是身处其中的渺小个体而已，她能把握的，只有自己对于家一贯的眷恋。

　　20世纪90年代前后，影星、歌星出版自传或传记一度成为潮流，但近年来，以林青霞的《窗里窗外》和陈冲的《猫鱼》等为代表的跨界写作，已经与那时的明星传记热有着显著的不同。1990年代的明星自传更像是前网络时代明星扩大自身影响力的一种宣传手段，或是盛名之下售卖的一种“周边产品”；而今天的跨界写作，则更多是阅尽千帆之后的沉淀、洗净铅华之后的返璞归真。正如1994年出版的《陈冲传》，封面是陈冲身穿大红色衬衫、画着浓妆的写真；而《猫鱼》的封面，则是她骑着自行车，素颜穿过上海的街头。刘震云常说“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出现了”，对于《猫鱼》而言，反过来说也同样成立。《猫鱼》是陈冲温软真诚的个人记忆，但也在文学停下来的地方，用细致的、生动的生活，补足了虚构文学所无法抵达或是忽视了的空间。在那些真情、真事里，“‘我’之‘在场’方能经由‘我’之‘返场’，触摸叙事的历史维度与人性温度”#6。这或许正是非虚构文学的意义所在，也正是《猫鱼》的意义所在。

　　【注释】

　　a王安忆：《长恨歌》，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页。

　　b陈冲：《被遗忘的爱之夜》，《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253、255页。

　　cg[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63页。

　　de陈冲：《回不了家的人》，《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327页、327页。

　　f@8陈冲：《一点心》，《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274页、263页。

　　h#5许知远：《十三邀2：“偶像是生意，是符号，是忍辱负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40页、149页。

　　i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5期。

　　j贺桂梅：《知识分子、女性与革命——从丁玲个案看延安另类实践中的身份政治》，《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3期。

　　k孟繁华：《21世纪初长篇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l金宇澄：《那些不记得的，蜂拥而来》，《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xi页。

　　mqyz#3#4严歌苓：《陈冲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4页、60页、73页、60页、159页、158页。

　　n陈冲：《没有女人会因此丧命》，《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122页。

　　ot陈冲：《我怎样才能理解他》，《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130—131页、140页。

　　p陈冲：《“一号人物”》，《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43页。

　　r王一川：《想像的革命——王朔与王朔主义》，《文艺争鸣》2005年第5期。

　　su陈冲：《将美丽带回人间》，《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461页、460页。

　　v陈冲：《回不了家的人》，《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343—344页。

　　w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415页。

　　x扎西多：《劳瑞·西格尔，大红灯笼，异国情调及其它》，《读书》1992年第8期。

　　@7査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1页。

　　@9陈冲：《平江路的老房子》，《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13页。

　　#0《跨世纪的中国人口（综合卷）》编委会编著：《跨世纪的中国人口（综合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270页。

　　#1#2陈冲：《海市蜃楼般的归属之地》，《猫鱼》，上海三联书店2024年版，第423页、397页。

　　#6季进：《人生如戏 别样华章——再谈林青霞的跨界写作》，《扬子江文学评论》2024年第4期。

　　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