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文:我要掌控对未来的憧憬

  • 来源:电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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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布时间:2009-02-17 11:06
  从《长恨歌》的失利到在娱乐圈逐渐消声,郑秀文遭遇了诽谤、流言、诡计……种种能想到的戏剧要素和浮华世界的势利都在这里。作为香港商业音乐一手造就的最典型流行符号,都市女性的潮流标志,18岁出道的郑秀文在32岁那年拒绝随着高速运转的商业轨道继续飞驰。

  化妆室的门开了,她走了进来。有着异常苗条的身材和浸在水里一样润而有神的眼睛。笑意盈盈地说,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我知道渴望听到这句话的人不仅是我,还有许多爱她的人。他们在过去几年里,在她的自杀传闻中日夜担忧。

  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比一座城市的生命要短暂。这个叫郑秀文的女子在香港寂寞过,繁华过,隐秘地消失过,现在像水波一样重归。与《长恨歌》中的王琦瑶一样,带着荣誉、挫败乃至悲凉。她说她敢于对自己的一切负责。她现在像一株水草,柔柔地走过来,红着眼睛静静地说,我要掌控的不止是自己,还有一切对未来的憧憬。

  《大搜查》重回失落的世界

  2008年年末上档的《大搜查》让沉默了许久的郑秀文再次走进人们视线,她扮演的司徒慕莲是个高级警司,头发看起来有点邋遢,不够“有型”,在陈奕迅家初出场时居然是旁若无人地爬着进门,与艺术家男友相恋10年关系胶着,依然是个“剩女”,对男友如同待小孩,两人亲热很少,所用的“保健产品”居然是10年前的陈货。

  以女性担起一部带喜剧色彩电影的演出,近年日益少见。郑秀文的复出,至少让观众多一种类型可选,鼓掌。

  这是郑秀文2005年拍完《长恨歌》之后的又一次复出。庄文强在谈到低落时期的郑秀文时,有点动容:“这么好的一个艺人,她如果就这样放弃了,那她永远都不会再走到摄影机前。我跟她说,你要多久,我们等你。”就这样,一等半年,但她是一个“理想的香港女孩形象”:“外表坚强而又内心软弱的女人,找来找去只有她。”

  更重要的是,她是香港职业女性的代表:“其实之前她演的每个人物都代表了香港某个时代的一批女性,20来岁演爱情喜剧如《孤男寡女》之类,所有女人都羡慕地想,如果我是她演的那个女人就好。现在她36岁了,又代表了30出头的职业女性。这次她扮演的女督察有一颗恨嫁的心,但不是爱情戏,而是要表现女性的心态,就是很想出嫁。”

  不是第一次拍戏,却紧张到腿发抖。这种情景,在2007年5月3号晚上复出的演唱会也曾遇到:那是她第六次在红馆的专场演唱会,却是她感觉最紧张的一次。“远远不是换九套衣服,跳舞这么简单。”倒数第三天的夜里,她在打给经纪人郭启华的电话中哭了出来,已经有过一次失败,因为站得太高,实在不想再摔第二次。“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记得下来所有的动作。”她咬着手指甲,像小女孩一样哽咽。

  在舞台上的最后几分钟,她颤颤地拿出了一张纸,那是在开场前,在两年没有打开窗帘的家里,写给自己的一封信:

  “我战胜了自己。当看到报纸偷拍你戒烟后滋生出来的麒麟臂和猪腩肉,你胖得真像菜场里的肥师奶。于是你喜欢从天没亮的5点跑步,一直跑到一个多月后,极速变回钢条身形。这中间究竟弄湿了多少件汗衫和多少磅汗水呢?我只想告诉你,这就是人生。”

  没有人不比她更清楚属于天后的人生。在兴旺喧嚣的娱乐圈,变胖比影片不卖座和自杀还要严重。更可怕的是,在背负这些所有负担之外,她并未像传闻一样死去。她和爱她的人们一样担心她像流星一样划过香港的夜空,再无声无息地变回陨石。闭上眼也想得出,这对于一个天后意味着什么。

  戒烟让她长了十余斤肉,她像气球一样不断变换着腰围的尺寸。几个月前的减肥的努力全部化之不付。她沮丧过,大哭过,沉默过。最终还是选择了每天早上5点起床,一天运动8小时,不再碰一粒米,入口的蔬菜都要用水涮过。“人在每一个阶段都要有勇气面对,战胜一个懦弱的自己,好过击败其他人的生命,更重要的,你的勇气回来了。”

  现在的她用苗条得无异于一根柳枝的手臂向台下挥去,湿辘辘的妆面闪着微光。她的亲人,真切地了解发生在她身上的一切。几年里,她们的眼睛无时不刻在记录着,一个天后是如何找回跌掉的自信的。

  《长恨歌》失败与挫折

  几年前那个决定是突然做出的。灰色的影评,红色的湿疹,阴寒的上海,这抑郁的一切环绕着《长恨歌》。自此后,她的职业记录就跟王琦瑶的命运一样滑落,旋转,自由落体……然后,下坠戛然而止,她说,“不想再工作了”。

  这个角色给她带来多少期待,就有多少失落。因为这是关锦鹏的作品,这位最擅长拍摄女性故事的导演,用《胭脂扣》成就了梅艳芳,用《阮玲玉》造就了张曼玉,当他把视线停落在那个人身上时,所有的媒体都在问,这部还未开拍,就宣称进军戛纳影展的《长恨歌》将煅造怎样的郑秀文?毫无疑问,这将是她脱胎换骨的一个挑战,由搞笑影星蜕变成演技派高手。

  片子拍完后,无论关锦鹏怎样在各种场合里表达他对女主角的满意,郑秀文都努力地要把这段日子从记忆里删除。

  “真的不想回顾,太痛苦了。零下好几度的上海,拍春夏的戏,穿着薄薄的衣服,拍到一半我常问自己,我在干吗?但是我又不敢跟导演讲,我很辛苦。”

  她还有没有说出口的苦,命运跟她开了个玩笑,让这部寄托了太多梦想和折磨的影片一路波折。因为郑秀文患腺线炎的缘故,电影的拍摄时间延长,错过了参展戛纳的时间。而在影片试映期间,又没有得到好评,在两手空空从威尼斯的路上回来时,她的身上布满了红色的湿疹,白天黑夜,无时不刻地往身上搽各种散发奇特味道的药膏时,这种异样折磨让她对自己充满了怀疑。

  “我的人生,也许不一定要事业多成功,但是这件事让我觉得搞不清,很迷茫,我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只是想休息,你问要休息多久,我也不知道。也让我更明白,演戏不是那么容易的,我想我距离一个好演员,也是蛮远的。这个打击也许是好的,只不过打击的时间太长了。”

  这话跟容易让人想起穿着绣花旗袍,在三角小房里的凄婉无助的王琦瑶,却展露着女人的野心和对未来掌控不住的憧憬。当时关锦鹏力排众议挑中演喜剧的郑秀文时,给出的理由是“我能看到她身上的一种坚持”。至今为止已经没有人再提及长恨歌的“失败”,我们是否能看作这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无可回避的自我折磨,或是命中注定对于一个一贯一帆风顺的人可贵的停顿?

  一个人的谨慎与等待

  “跟他们说我还活着。”

  这是2005年6月,郑秀文通过经纪人向外界说的唯一信息。

  已经沉寂半年的她第一次有了声音,因为满街的报摊上灌满了粗体字装饰的大标题“郑秀文患淋巴癌逝世”,这几个字洋洋得意地亮在哪儿。经纪人说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哪里,只能靠短信联系她,但我能确定的是,她还活着,很健康。于是,两星期后,小报们再次满意地捧出了作品,“郑秀文患上忧郁症,有自杀倾向”。

  那两年的时间里,她和外界唯一的联系,就是每月在《明报》上刊出的郑秀文的画。上面的图案像无声的案例,传递着狗仔队的猜疑,她在做什么?他们天天问着自己,甚至把画拿给心理医生去分析。这是一场无声的竞赛,他们像警察追捕犯人那样嗅着空气中存在或不存在的一点异样元素。

  “为什么要盯着我?难道我只是出来露个面,说个话就有意义?没有人了解我,这世界也没有必要去亲近。我想说的是,我只是过了几个月最普通的家庭生活,和任何一个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我终于明白,每个人的生活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刻。突然有迷路的感觉,回头看,向前看,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怀疑自己所有的东西,不愿意再做任何违心的事情。”她说这段日子让她获得了重生,想得比过去更要明白,“生活总是周而复始地重复很多同样的心情,我不想用错误这个词,放眼看自己一生时,其实没有对错之分”。

  记得很多年郑秀文说,“如果出门不画睫毛膏,我会很没安全感”。她在电影里,也总是一副都市白领的形象。我面前的她,依然化着非常精细的妆,头发却松松地盘在脑后,没带什么头饰。走起路来,摇摇摆摆,背有些微微的驼,笑起来毫无心机,和任何一个30出头的女子没有两样。

  “一个女人的一生,历经变幻苍桑,能演这样的角色,演员一定要很强,很坚韧。”这是关锦鹏最后一次发表他选择郑秀文的理由。无论外界如何评述,他说,他很满意。

  无论今天的郑秀文怎样看待《长恨歌》,王琦瑶的影子都在她身上挥之不去。她的眉宇间多了一份伤感,喜欢在或繁华或零落的都市里孤独前行,那正是关锦鹏在电影里绞尽脑汁要郑秀文拥有的graceful。无论是旧上海,还是新香港,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比一座城市的生命要短暂。

  文/长安 图/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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