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两年慢慢疗伤

  7月26 日,在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蓄势以无敌“催泪弹”冲击5 亿元票房时,本报记者跟随思科公司“思蜀援川”项目组奔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5·12”汶川大地震已经过去两年,但是从都江堰到汶川的路上,地崩山摧后的伤痕仍触目惊心。而汶川人在遭受了粉身碎骨般的打击后,正在医疗和教育的恢复中逐渐抚平伤痛。

  教育:不是奢侈 是公平

  下午3 点, 记者一行来到重建后的都江堰聚缘中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学校大门上“铭记党恩”4 个红色的大字。“5·12”地震时,聚缘中学两栋教学楼被瞬间夷为平地,283 名学生、6 名老师遇难。今天,伤痛似乎已经逐渐褪去,假期中的校园非常宁静。校园中有一片小树林,每一棵树上都有认养的孩子们的名字,对生命的怜惜让人感动。

  如果不特别提醒,记者起初并没有感觉到这里和其他中学校园有什么不同。其实,这是一个在国内都属领先的数字化校园,全园实现无线网络覆盖,1/3 的教室是多媒体教室,教室内配备了投影机、音响、输入设备、电子白板等一流的多媒体教学设备。

  像这样的多媒体教室,思科在四川重灾区建设了500 多个,覆盖11 个重灾地区中的7个,可以说,只要是电力条件允许的地区,思科都部署了多媒体教室。地震灾区的3.1 万学生可以通过全新的交互式方法学习,也从某种程度上缓释了师生们所遭受的精神和身体双重伤痛。

  记者注意到,相对于地震灾区的生活水平,数字化校园看起来相当奢侈。为什么?负责“思蜀援川”教育项目的蔡沛生回答说:“我们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平等的机会。”虽然地震灾区的基础设施、文化基础、教育水准可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数字化教育方面,应该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来布局,这也是“缩小数字鸿沟”的努力,让灾区的学生、农村的学生、少数民族地区的学生,平等地享受“数字教育”的机会。

  2008 年地震后思科援建的第三所学校,是在绵竹县遵道的一所山区学校,共有31 个班级。学校里1/3 的老师从来没有接触过电脑。“开始我真的有点担心。”蔡沛生说,“后来经过大概3 周培训,到2009 年1 月1 日正式启用电子白板教学时,老师们用得非常好,完全没有问题。”

  在“思蜀援川”第一年项目评估中,在部署了多媒体教室的学校,小学的会考成绩和中学的升学成绩都有很大突破。

  这使得思科调整项目覆盖的面,从第一年的3 所学校所有班级全覆盖,改变为在援建的学校里面选择1/3 的教室部署多媒体,在整体投资有限的情况下,把援建的学校增加了3 倍。

  记者现场采访的另一个学校是“都江堰友爱”学校,它是我国第一所“残健同校”的爱心学校,每个班都有10% 的伤残学生。现在, 这113 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学校的学生们,完全平等地享受着“数字化学习”的乐趣。

  “每次看到健康的孩子推着伤残的同学在教室的过道、食堂、操场上一起开心地笑,我就觉得很欣慰!” 都江堰友爱校长周丽说。

  因为太熟悉,周丽亲切地称蔡沛生为“老蔡”。老蔡的办公室在成都,但这两年的大多数时间,他都在汶川、茂县、理县等重灾区的学校辗转奔波。

  “在汶川工作两年,我变得非常爱流泪。”老蔡说,“他们的努力、勤奋和坚韧常常让我禁不住流下泪来。”

  我们参观的一间多媒体教室的电子白板固定在黑板的左侧,座位在右边的学生看起来有困难。老蔡及时注意到了,准备给电子白板装上滑轨。这只是“思蜀援川”教育项目中的一个微小细节,但它体现的是真正的关怀。

  医疗:

  不是眼前 是长远

  在汶川水磨镇医院,一个40 多岁的中年人对医生说,他最近不停地咳嗽,有时咳得几乎要吐出血来,整晚睡不着觉。恰好,当天由思科援建的移动医疗车开到了水磨镇,医生带他到配备了X 光机的移动医疗车上,拍了胸片。而在此之前,他要到几十公里之外的汶川县医院才能就诊。

  这只是地震灾区人感受到更好、更快捷的医疗服务的一个细节。记者在重建后的汶川县人民医院看到,其数字化水平算得上是全国县级医院的领先水平了。

  区域医疗数据中心、远程灾备中心、远程医疗诊室、远程监控室等一应俱全。

  思科为地震灾区设计并建设了相当先进的区域医疗网络。汶川县人民医院、县中医院、县妇幼保健院和疾控中心组成了区域卫生数据中心,通过广电网向下连接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向上连通的是四川省人民医院和华西医院等省级医疗机构。截至目前,思科的数字医疗援建项目已覆盖了13 所医院、31 家卫生院,还有3 个移动诊所、4 个数据中心和1 个培训中心,服务于5800 万民众,日均4.3万患者。

  在汶川县人民医院,思科建设了一个区域协同医疗会诊室。通过思科的网真系统,汶川县人民医院可以和四川省人民医院、香港威尔士亲王医院、水磨镇医院等医疗机构实现远程会诊。这对于震后的伤残病人来说是巨大的福音。在汶川县人民医院一共有500 多名需要康复治疗的伤残人员,这些康复工作很多时候是由香港的一家医院援助的。在此之前,香港的医护人员需要从香港飞到成都再长途跋涉到医疗现场,而现在一般的康复会诊通过网真系统就可以实现。

  如思科“思蜀援川”项目总经理康思琳所言:“使用这种共享和虚拟医疗资源,能够让农村地区的居民,享受到以前他们享受不到的、只有在富裕的城市地区才能获得的高质量的卫生服务。同时,也可以尽量缩小城乡差别。”

  通过数字化来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使得地震灾区的人享受和其他地区一样的医疗服务,这是思科医疗援建的初衷。但是这个过程注定是艰难的。

  记者在汶川县医院的护士站看到,虽然配备了数字化设备来管理住院床位和病人,但是他们仍然在使用传统的卡片方式进行管理。

  思科“思蜀援川”医疗项目总监俞毅对记者说:“在汶川这两年,我以前在大城市、大医院的工作经验受到很大冲击。我们最早担心,建设的这些数字化系统,他们会不会用?但实际上这些医生、护士的创造能力很强,常常会出其不意地给你一些很好的建议。”

  记者了解到,在汶川县医院部署HIS(医院信息系统)的时候,一些医生很抵触。通过逐渐的培训、细心的帮助,仅仅3个月,全院的医生护士就适应了这一套系统,也适应了新的工作方式。据说有一次因为山体滑坡通信中断,医生不得不回到手工写病历的阶段,有些医生还感叹“已经不习惯了!”

  “灾后医疗重建水平究竟应该向成都看齐,还是应该向东部的上海看齐,这是没有标准的。”俞毅说,“我们只是想给他们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们拥有这样一个平台,可以享受到平等的医疗服务。而且我相信,只要他们有决心,他们一定能够做一些令我们非常惊讶的成果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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