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正在从纯艺术向社会学演变？

　　2018年的“透纳奖”又让人们惊呼一片，谁也想不到夏洛特·普罗哲(CharlotteProdger)这个酷儿女孩居然以一部手机拍得的视频作品取得头筹。连一向保守的英国媒体都评价道：“这届‘透纳奖’真是充满了政治气氛。”再查看几位优秀候选人的作品，似乎更能体会这句话的意味。

　　“法医建筑（ForensicArchitecture)”这个基于金史密斯大学的艺术家团体，我在2016年就已经向国内的不少艺术媒体和机构推荐过，但介于艺术生态，一直无人问津，直到2018年年底被提名才出现相关为数不多的讨论。法医建筑团队由研究员和教授们组成，他们用法医般抽丝剥茧的手法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伤的建筑进行分析，从而尽可能地还原其原始叙述，以展览为媒介，讨论战争的残酷性和被媒体和权力粉饰下的真实现实。纳姆·穆哈默（NaeemMohaiemen）的影像作品则是专注于边缘人群，他从自己的童年记忆出发，以电影、文字和装置的方式记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左翼政治、反殖民主义运动，以残忍并浪漫的角度讲述了政治的乌托邦。

　　卢克·威利斯·汤普森（LukeWillisThompson）这个忧郁俊美的卷发青年则以安迪·沃霍尔的作品传记中的插图为灵感，用老式的胶片胶卷拍摄了一系列“未完成”的影像作品。作品里不同肤色的、不同性别的青年人空洞地盯着镜头，试图扮演着别人的角色。卢克说，这是他儿时的经历，他自幼漂泊多个国家，阶级、种族和社会平等一直是他反复寻找研究和想要表现的东西。回到夏洛特的作品，她在访谈中曾这样说：“我投票给了苏格兰独立，我是个酷儿，我与很多人不同。我是谁，我在哪，这是我所一直寻找的。”她用了传统的6毫米拍摄了许多或是景观、或是个人经历的片段影像，她的获奖作品甚至是模糊不清和摇晃的，可以看见手指盖住手机镜头，血液模糊了的焦距。这更像是一种美学和思维立场的结合体，作品真实简单却又深刻，摒弃了原有的美学形式，运用了个人叙述化和更年轻化的媒介。

　　“绘画已死，新媒体已经登上舞台”这句话大家都不会陌生，1990年的宣言到现在似乎实现了。“透纳奖”的4位候选人中，没有一位是与绘画相关的。无独有偶，近年的口碑颇好的卡塞尔文献展、柏林双年展和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等大型学术性展览也几乎看不到传统绘画的影子。传统绘画现在真的已经死了吗？我想回答是肯定的。不过这与地域市场有关，若是逛逛除了一级市场以外的画廊，画廊主和他/她的藏家们大概还是会想从事保守稳定的传统架上绘画事业。

　　反之，与社会问题相关的影像、装置和摄影作品倒是成了目前这个时代的先锋。假新闻充斥着主流和社交媒体，全球政治风气越见极右化的今天，“真实”和对事实的探寻与研究挖掘似乎成了人们急需的议题。前几日我听了缇莫斯·辛德（TimothySnyder）关于他新书《自由的防线》的演讲，有句话觉得可以成为本文的结尾：“真实在和虚伪的较量中从来不具有优势，因为真实是需要人们寻找、挖掘和表现的。”优秀的作品不是因为它们的粉饰与做作，而不过是恰好揭开了那块叫“真实”的禁忌而丑恶的伤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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