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乡建』可以复兴乡村吗？

　　如今，美术馆馆长、画廊主等追求的人流量成为衡量艺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而当代艺术边界的愈发模糊以及展览主题的大同小异使得人们对于白盒子展览的兴趣日渐减弱。身处其中的艺术从业者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领域—“艺术乡建”。

　　艺术乡建背后似乎隐藏着对于乡村主体的某些固有成见。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写道：“乡下人在城里人眼里是‘愚’的。我们当然记得不少提倡乡村工作的朋友们，把愚和病贫联结起来去作为中国乡村的症候。”究竟是什么动力促使艺术走进乡村？这是艺术发展的大势所趋还是城市化进程的乡愁情思？一方面艺术家对于乡村的特色民居、传统手工艺以及民间风俗有着天然的爱好，毕竟“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话是每个艺术从业人员所信奉的真理；另一方面艺术家们对于艺术治愈功能的想象实施，在他们认为“愚”和“病贫”的农村相较于城市而言更易实现；更重要的一点，艺术史发展至今，从技法到观念再寻求突破可能已经非常困难了，而“艺术乡建”就像是一个朝阳产业吸引着艺术家们去深入实践—可落地、收效易见、容易产生影响力、与大量艺术圈之外的人发生关联（解决展览的人流量问题），并充满人文关怀。

　　近几年，乡村艺术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从“碧山计划”到“许村实践”，从“道艺术节”到“贵州雨补鲁村改造计划”，还有“首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60%公共艺术计划”等等，艺术活动越来越多地向村镇倾斜，“艺术乡建”成为一种新风潮。在这股风潮之中，艺术从业者究竟充当了什么角色，在当地做了什么？在此过程中，艺术能否真的实现“乡村复兴”，这些问题都需要重新考量、实地调研、认真分析。

　　2018年，在上海青浦练塘古镇新开了一间乡村美术馆—可·美术馆，宣传称其为“最美乡村美术馆”。就在11月初，又迎来了一个新展—练塘艺术计划第二回“田字旁”。不知当地政府是否需要发展旅游，或是美术馆的投资者看中这个靠近经济中心的地理位置，或是艺术家们对于广阔的天地有着天生的创作欲，又或是当地的百姓对于文化艺术的渴求。总之，展览的呈现收获了许多好评。然而，这些好评是针对展出的作品的好评，还是策展计划的好评，抑或是对于这个地点出现的人文艺术活动的好评，我们无从知晓。可知的是美术馆的工作人员来自当地，场地也是当地废弃的厂房，在解决当代就业问题和废弃厂房利用上，美术馆的存在意义重大。

　　对于这个已有上千年历史的村落和在这里世居的人们而言，艺术的介入是会带来地域文脉的破坏和人们生活的不便，还是能够有效地为地方文化艺术续命并帮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这需要作为艺术活动的他者的当地人亲自回答。而如何避免“以艺术为名的强势介入”和“浅层装饰”，则需要我们从实求知。

　　人类学家承认，每个人都具有族群中心主义（ethocentrism），它使得我们总是习惯从自我出发去认识他人，在对他者诠释之际产生偏差，或者受限于刻板印象，或者受限于自我的解释能力之不足。因为在“艺术乡建”的道路之上，艺术从业者们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他们或许还不知道，他们到底会遇到什么，现在有的一腔探索的热情和无解的困惑是否会找到一个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