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与游学

　　张心科

　　《文选序》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大致的意思是说写作行为的发生要靠沉思来铺垫，思想情感的表达要以文辞为凭借。如果没有沉思（养气）这个步骤，就很难一鼓作气地完成一个专题，一气呵成写成一部专著，写出的东西往往是挤牙膏式的拼凑之作，让人读起来往往是上气不接下气。

　　保证沉思的一个基本方式就是闭关。闭关，是指独自地专心地阅读、思考、写作。首先要静。不是要躲到深山老林，或杜门不出，因为这往往只能获得外在的安静而非心灵的宁静，所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其次要专心。不能身在江湖之远而心仪庙堂之高，不能手挥五弦却目送归鸿。有人问我教育史怎么研究？我常和他们开玩笑：“第一步，扎。一头扎在史料里。第二步，看。先探出头来、环顾四周（看现实），再爬将起来回顾、俯视（看过去），然后洗个清水澡，照照镜子（看自己）。第三步，写。有了前两步，自然而然地就会写了，所写之物中的学术味道就自然而然地出来了！”我在北师大常用2-4 个月的时间攻一个专题，几乎是整天沉浸在阅读、思考、写作之中，有时兴奋得睡不着觉，眼睁睁地看着窗外天色渐渐泛白，有时痛苦得不想第二天能醒来，因为那时我一般规定自己每天必须写几千字左右，但我不知道第二天能不能写得出来，写出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在北京那几年往往是一个专题完成之后，先到打印店打印装订，然后去学校附近开间房，关上手机，睡上一整天。第二天请同门或好友聚餐，郑重地宣布出关。席间呼朋唤友，纵酒神侃，倒往往也能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可是，在闭关期间往往是蓬头垢面、沉默寡言。因为长时间地阅读和写作，所以喜欢和古人对话而不喜欢和现实中的人交谈，喜欢用文字表述而厌恶口语表达，常觉得自己的口语特别苍白、琐屑，久而久之，口语交流也产生了障碍，口语表达的能力基本丧失了，见人只是笑而不愿说，见到熟悉的人常一下子叫不出名字，最糟糕的是竟然过年回家见了家人也不愿说话。记得2009 年回老家过年，我见了几个姐姐后也只是笑而不言，二姐吓坏了，以为弟弟读书读傻了，慌忙请她读大学时的老师给我打电话对我进行心理疏导。我还特别怕去亲戚家拜年，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可我那不明缘由的老父亲，等我回家后就一个电话打过来劈头大骂说我不去一个亲戚家是忘恩负义。那时我意识到自己出了问题，回到学校私下里向导师求救，他竟然说：“和自家人都不愿意说话，那不是变态呀！”我争辩道：“怎么说得这么难听？不是变态，是非常态！”2011 年导师还在邮件里说我不善表达，不能上课，可见虽然三年朝夕相处，但是展现给他的一直是闭关的状态。毕业前面试我去S 和H 师大只说了三五分钟，然后说我说不下去了，再问他们要不要，还好他们当场都说要。这种闭关后遗症可能一直持续到2012年暑假我开始远游之前。导师至今甚至不知道，平时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一个善于操控语言，比较会讲课的人。可见，一味地闭关是多么可怕。

　　非常遗憾的是，因为怕一旦离开北京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馆藏的那些珍稀资料了，所以在北京三年我夜以继日地闭关读写，没有外出访学，即游学。在福建又闭关两年，从2012年暑假我才开始外出游学，或上培训班，或搞讲座。我的“太老师”王炳照先生在《王炳照口述史》中特列一节《带学生游学》，谈游学的好处及其间发生的趣事，他在这节的开头说道：“游学当时是研究生学习的一种方式，学校提供一定数量的差旅费，在老师的带领下，研究生们到全国各地去拜访、访问本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当面请教一些问题，见识他们的精神风貌，大概是‘言传身教’的最好诠释，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方式，可惜现在因为经费原因，大多数学校都取消了这项活动。”（王炳照口述、周慧梅整理《王炳照口述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165 页）

　　我想游学可能有三方面的好处。一是印证所学。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之类均是揭示此道理。一次我听一场有关《敕勒歌》的讲座，演讲者讲完古代高车族的历史、穹庐宇宙观、与狼的关系等之后，向我们展示了诸多阴山岩画、出土“棺画”上的高车图案，并现场演唱了激越苍凉的呼麦，此情此景，让我突然领悟到了斛律金在出征前的演唱为什么会让“国王”怆然而泣下的！而我平时念“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只是像念儿歌一样，用如此随意的腔调。还有就是1997 年秋天那次下午登长城，扶着城垛，远处黑云压来，劲风扑面，雨点落下如石子，一下子让我感受到了塞外的空旷、萧瑟、苍莽、荒凉，知道了到底什么是“愁云惨淡万里凝”，什么是“千里暮云平”，什么是“北风卷地白草折”，什么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西安石油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张利亚教授在她的微信中写道：“多年前，故宫有月色的夜晚，我一个人从午门走出来，一直走到天安门广场，感觉很像从古代走到现代，体会看到广场，看到世界的感觉。”我想没有在月色下走过的人，是根本无法走进写月色的诗文的。二是开阔境界。游，既指身体的，又指精神的，类似于“逍遥之游”。不仅仅是因为精神舒畅，才能思路开阔、文笔流畅，更主要的是这种玩赏的心境能提高文章的境界。记得我的“识字教育”写完后，郑老师要我送给国家语委的纪先生审阅。一个月后我去取，纪先生非常高兴地拍着我的肩膀说：“要是张志公先生还在就好了，我一定带你去拜访他。张先生一生都想把这个弄出来，结果你给弄出来了。”不过，他又善意地提醒我：“你和我一样都是南方人。要想学问做得大气，就要多外出去走走，看看，不能一天到晚躲在书斋里。”我知道自己因为闭关太久而导致文章格局不大、境界不高。三是获取信息。这里的信息，不仅指各地的风土人情、学者风貌，主要指学术信息。和这些学者聊天，你也许会在不经意间获得触发。王汎森《天才为何成群地来》：“做学问是一齐做的，一群人把一个人的学问工夫‘顶’上去；在无尽的谈论中，一个人从一群人中开发思路与知识，其功效往往是‘四两拨千斤’式的。而我们知道，许多重大的学术推进，就是由四两拨千斤式的一‘拨’而来。最近我与一位数学家谈话，他也同意在数学中，最关键性的创获也往往是来自这一‘拨’。”（《南方周末》，2008 年12 月3 日）我常说听课、听讲座、听聊天的最高境界是“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假如言者有一言半语启发了你，那么你这次所听就很有所获。例如我之所以写《论诵读的内涵、意义及要求》，就是因为一次石中英先生在“人文社科方法论”课堂上提到做学问首先要抠概念，并列举了他对教育公平、学会生存、红烛精神等几个习见概念的辨析过程，他的观点和做法启发了我。又如我的博士论文均是从三方面分别分析清末及民国的教育宗旨（知、美、德）、儿童观（缩小的成人、独立的个体、集体的成员）和文学功能观（启智、审美、训诫）的，这是因为有一次听郑老师的课，他用内切圆来讲一个问题，我当时脑子中一下子出现了一个圆圈内一个三角的形状，于是成了我思考自己论文的基本路径。说实话，至今我也不明白他说的内切圆到底是什么，但是他的课触发了我的思考。在北京三年我把郑老师的课听了三遍。一位早年听过他的课的女博士有点失望地对我说，讲的和十几年前差别不是太大，问我为什么还要连续听三遍，我说我喜欢这种听课的感觉，坐在最后一排靠门的那个座位上，只带着两只耳朵，把下巴压在茶杯上，一个字都不记，只是希望听到一两句对我有用的话。2012 年9 月，我到上海师大参加国培的培训者培训，听了许多同行的讲座，获取了许多新的信息，尤其是语文知识重建研究团队的组成、研究的路径及已有成果对我的冲击较大。就像汹涌的海水冲过来一下子把礁石淹没了，不过随着潮水慢慢地退去，礁石会又露出来。虽然又露出来了，但是表层已沾上了海水。在那之后写的有关语文知识重构以及将要写的有关文言文教学的论文，或是从其他角度来思考他们提出来的问题，或对他们的观点、做法进行修正，均与这次游学有关。这是游学的好处！

　　如果能闭关一段时间读书、写作，再外出游学一段时间游山玩水、寻师访友，那该多好！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

　　责任编辑 成 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