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的心理获益

　　文/ 曲淼

　　在精神分析学与东方哲学的交汇处，“镜像”这一隐喻始终是人类认知自我的核心命题。著名心理学家、哲学家拉康在《穿越“我思”的幻象》中提出：人究其一生，都在寻找真实的自我。而寻找验证自我的主要方式，是通过把他人作为镜子，与他人互动中根据对方的反馈获得镜像，也就是建立自我认识。人类必须在社会镜廊中寻找自我存在的坐标。这也与《旧唐书·魏徵传》中所说的“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有相似之处。

　　因此，人作为社会群居性动物，必然要不断与他人发生联系和交互，这也是保持良好的心理健康和社会功能的重要条件。如《周易·同人卦》：“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很多相关研究和我们的临床经验已经证实，如果长期处于封闭、闭塞的环境，与人交流减少，会严重影响青少年心理发育，产生人格障碍、行为障碍、焦虑抑郁等，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则会明显增加罹患痴呆的风险。

　　对于一些患有严重躯体疾病或精神疾病的人，由于社会功能和家庭功能的受损，以及自卑、自我评价的下降等因素，逐渐远离社会环境和人群，进入了较为封闭的个人环境中，导致一系列的精神心理问题。在脱离社交和正常社会活动后，由于缺乏他人反馈，对自我评价和认知的镜像，会被主观的幻象和推测所取代，加重了自我的悲观绝望、无价值感、空虚感、无归属感、无安全感等负面情感，最终使得焦虑抑郁、偏执等情绪不断积累。患者一方面对个人精神产生反刍式的折磨，即不断地反复思考对个人的负面评价，极大地增加了精神痛苦；另一方面，精神痛苦、焦虑抑郁让患者本就敏感的神经更加活跃易激惹，从而对躯体病痛的感受更加敏感和扩大，使得躯体痛苦放大和加倍。因此，他们的认知图景经历了双重坍缩：外部镜像的缺失催生内部认知偏差，而扭曲的自我叙事又加剧社会疏离，最终形成了一种类似莫比乌斯环的恶性循环。

　　对于患有严重躯体疾病和精神疾病且远离社会环境和人群的患者，如何继续维持或者加强与社会群体的沟通和交流?

　　摄影可能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选择。

　　摄影对世界的记录功能大家耳熟能详，由患者自己拍摄的或者他人拍摄的患者影像，借助社交平台发布，也可以算作是患者维持社会活动的一个选项。这种创造性的互动，本质上是对拉康“大他者”理论的当代回应，印证了海德格尔“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的哲学洞见——手持相机的过程，即是重建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存在论实践。

　　自我拍摄，不仅仅是从摄影中观察获得自我的镜像和评价，增强自我认知，还可以为无法清晰表达情感的人（重度抑郁或语言障碍）提供视觉化出口，传递内心状态，促进社会理解，并帮助他们建立生活节奏和改善动力缺失，建立与他人沟通的桥梁。

　　通过系列照片讲述个人故事（如康复历程），可以帮助人们整合创伤经历，赋予生命新的意义，完成心理治疗中的叙事疗愈过程。正如敦煌壁画中“镜中佛”的隐喻，当拍摄者在镜头中凝视自我，他们正在完成从“被建构的主体”到“自觉的创作者”的存在论的飞跃。

　　此外，完成一件摄影作品所带来掌控感和成就感，对因疾病而感到无力的患者而言，意义尤其重大。

　　另一方面，由亲友或专业摄影师拍摄，除了以上的获益，还可以提供更加专业的技术和丰富的形式，比如将摄影与写作结合（如为照片配文），或与音乐、绘画联动，形成多感官疗愈体验。摄影师还能够帮助发现生活中的积极元素，把握美或者意义的瞬间，更有助于打破“负面认知偏差”，提升积极体验和自我价值。

　　因此，通过摄影行为，参与者能够建立与社会沟通的桥梁，提升自我认知和价值感，有叙事疗愈的心理治疗价值。在力所能及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参与摄影相关的活动，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内心的和谐：与人和谐，与物和谐，与事和谐，最重要的是与自我和谐。

　　摄影不仅是记录工具，更是一面动态的“社会之镜”。它让患者在凝视与被凝视中重构自我叙事，将孤立的内在世界转化为可共享的视觉语言。正如存在主义治疗强调“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当快门按下的那一刻，患者不仅在捕捉光影，更在主动定义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创造性的联结，或许正是通向“与自我、他人、世界和解”的隐秘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