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中国人的痛点

　　“说我只是研究”性“，其实是一个误解。我的专业方向有三个：中国人的婚姻家庭、性别、性。只不过性是中国人的痛点，会引起公众的焦虑，所以我自这方面的发言，会被人记住。”

　　心探索：怎么会走上研究“性”这条路的？

　　李银河：说我只是研究“性”，其实是一个误解。我的专业方向有三个：中国人的婚姻家庭、性别、性。只不过性是中国人的痛点，会引起公众的焦虑，所以我自这方面的发言，会被人记住。

　　心探索：实际上这三方面也是有关联的。社会学领域很广，怎么就找到了这个方面做研究呢？

　　李银河：有一定的偶然性。我写论文时，得到了一个珍贵的资料：1982年一位美国社会科学家在中国做的调查，是关于中国人家庭婚姻方面的变化的。回国之前，我做了一些文献检索的准备，包括“独身”、“不育”、“婚前性行为”等等，“同性恋”也是其中一个，这些资料都比较难得。回国之后我做了费孝通的学生，写成了《中国人的性爱与婚姻》。书里面有10个部分，都是我在美国准备的。那是中国社会学界第一次对同性恋做调查。

　　心探索：为什么性问题会引发公众的焦虑呢？

　　李银河：因为这几十年，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变动的时期，反映在性这个体最隐私、最羞耻的问题上，冲突会非常激烈。因为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用政府行为来表彰私人性行为，只有中国这么做了，给守贞的妇女立贞洁牌坊，把她们写进历史。你看历史中的女性，90%的都是烈女。贞洁的观念，已经内化到人心里去了。我记得全国妇联曾经在农村妇女中过一个“贞操和生命”哪个更重要的调查，80%的被调查者选择了“贞操更重要”。而实际上，婚前性行为这些年比例越来越大，最近清华大学做的一项调查是71%，让舆论很受不了。现在的情况是，非常陈旧、古老的，与非常开放的观念和行为交织在一起，冲突很激烈。要不怎么会有湖北涂女士的贞操网呢？

　　心探索：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呼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

　　李银河：从2001年就开始了。我找了一个人大代表，写了一个议案请他交上去。后来他说，关于修改法律的议案需要有三十人附议，他找不到，就算了。第二年，我又找了一个政协委员，写了立法建议的提案，因为听说政协不需要三十人附议。这位委员将提案交上去后，跟我说千万不要透露他的名字（笑）。这些年人们的接受度高多了。有一天，有记者问政协新闻发言人吴建明怎么处理这个提案的，他问答说“有点超前”。我觉得还是有进步的，至少他没说是错的。

　　心探索：这些年你为同性婚姻、虐恋、换偶等人们的性权利呼吁时，总会招来很多谩骂，甚至淹没在口水中。是什么感觉？

　　李银河：有时候我会升起像《药》里面的那种凄凉。我就像那个革命者一样，是为他们争取权利的，但他们不领情，还骂我。有些人说话很肮脏，我都为他们脸红。有一阵我把博客的评论功能关了。后来我又恢复了，因为我可以做到把他们的谩骂当做蛙鸣、蝉叫。我已经练出了视而不见的功夫。因为我很自信，知道自己的观念是正确的。

　　心探索：那你是怎么接受这些冲突的呢？

　　李银河：对我自己而言，就是不压抑自己。其实很多时候男女的性别是被建构出来的，对人性是一种压抑。人家说“你是个女的，你怎么能这样呢？”我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呢？尤其是我和王小波商定不要孩子，有人就认为你作为一个女人不完整。这个说法问题很多。“我没有生孩子，就一定不完整吗？”“我不做完整的女人，又能怎么样呢？”

　　心探索：作为一个女人，同时又是个学者，你有没有觉得这两个身份有冲突？因为一提到学者，大家都会想到是个男人，一个中年男人。

　　李银河：我自己没觉得冲突。学术领域惯常是男人的天地，不过这些年也有变化。像文科领域，比如我们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一半都是女的。

　　要说没有冲突也不对。我一直不太喜欢理论，社会学界就认为我的东西太不理论了。我对事实更有兴趣，有很多研究是对事实的描述。社会学的任务有两个，一是描述它是什么；二是指出为什么。我觉得对事实本身的描述是有价值的，比如我对同性恋的研究，还有像《中国女性的感情与性》这样的作品，都是对事实的描述。确实不容易被学术界承认。他们甚至认为只有定量的调查才有价值，定性的调查被认为不科学，没意义。

　　心探索：这是学术界还是由男性能量主导的缘故。

　　李银河：是的，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

　　心探索：最关键的是要活出自己的特质，可能有一部分是坚强的、竞争的、勇敢的，看起来属于传统的男性的特点。但一个女人这方面多些，并不意味着她就不是个女人，她就有问题。

　　李银河：不压抑是最好的，自己是怎么样就怎么活。“女性”很多时候是被建构出来的。中世纪的时候，女性穿裤子都被人认为有损女性特质，现在女人们都穿裤子，也没怎么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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