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噬，21世纪最可怕的病毒

　　在寻求财富和效率高速增长的时候，最后很可能发现人类并未真的开化。

　　比艾滋病和埃博拉更可怕的病毒是缘起于速度的“脑噬”。如果说我们尚努力于抗击前两者的战场上，并为其间人性的光辉而骄傲的话，那么我们则会悲观地发现，对于“脑噬”，不但不存在这样一个战场，甚至我们还浸淫在其中，享受美德被摧残的快感。

　　曾经流传过一个很有名的德国人和西班牙人的故事。一位德国人去西班牙旅行，他发现，西班牙人喜欢在海滩的树底下打盹。于是，这位德国人就找到一位西班牙渔民，跟他探讨起效率问题。德国人说：“不要浪费时间了，你需要抓紧时间下海打渔，打出比别人多三倍的鱼，你就能买好点的渔船。提高产量之后，你还能雇佣工人开加工厂，很快你就是富翁。”西班牙人问：“我为什么这么做呢？”德国人说：“你有了钱就能提早退休，享受在海边晒太阳的生活啊。”西班牙人回答：“我现在不是正在晒太阳吗？”

　　我们在寻求财富和效率高速增长的时候，最后很可能发现，我们并未真的开化。

　　速度传染

　　挪威奥斯陆大学的社会学学者托马斯·H·埃里克森早在2001年就看到，速度发展越快，其带来的损耗也就越大，而损耗也是遵循摩尔定律的。奥斯陆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曾经提出“克努特定律” 。该定律认为，摩尔定律是正确的，但计算机软件的复杂性与规模每隔16个月就可以翻一番。按照克努特定律，任何计算机执行日常杂事，都比以往所用的时间更长。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技术的进步速度越快，其表现形式越简单，而对其背后的复杂性要求会更高。复杂性的提高则会对运营成本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但这似乎是一个无法被遏制的趋势。

　　埃里克森认为，速度具有传染性。当你习惯了一个区域的速度之后，对速度的渴望就会蔓延到新的领域。因为我们习惯了面对网页时日益缩短的等待时长，不知不觉就会以网络时间来要求现实时间。

　　以往，我们在银行排队要40分钟，现在却无法忍受。可是，当速度不断进行传染时，就会发现我们面临的不是“等待40分钟”这样的孤立现象，而是在整个时间链条中，所有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均会被高度压缩。

　　我们不能忍受在银行排队40分钟，因为10分钟后有一个会议，而出租车会在5分钟之后来接我，但我还想再快一些。当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思维时，一定预想到，路上的交通状况会非常不堪。如此下来，你节省下来的时间会被转化到交通等待中，而交通等待，就是整个技术进步过程中越来越臃肿的复杂性体现。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对于我来说，Word文档几乎是我使用电脑的唯一功能，无论是空间需求还是内存需求，甚至是显存需求，这和1995年我第一次接触电脑时，没有什么区别。我只需要打字，而已。现实却要求我，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换一台具有更快处理速度的电脑，操作系统也要不时更新。难道处理打字功能不是386就可以完成的吗？

　　事实上，正是摩尔定律，带来了计算机整体系统的不断复杂化。Word被置于系统之内，使用Word的我们也自然被技术所裹挟。但是，结果并没有发生改变，我需要的仅仅是打字。

　　创新时差

　　创新与速度无关。

　　美国著名的科技思想家史蒂夫·约翰逊在《创新自然史》中提出了“10/10”法则。技术进步带来了时代间隔的缩小，但这并非是普适法则。一项新的发明若要建立平台，需要10年。若要在所建平台上推广并取得主流大众的认可，又需要10年。

　　这大大违背了我们当下的认知。在把“创新”作为口水的今天，几乎人人都希望颠覆时代的创新在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因为大家觉得速度就是创新的土壤，技术发展这么快，难道创新频率不也该快起来吗？

　　创新来自于创意，约翰逊在书中有一句颇有诗意的话，“好的创意就是时间的玫瑰”。显然，创意的酝酿是需要在时间的土壤中慢慢进行的。直觉变成创意，再变成创新，需要大脑进行大幅度的外部链接。

　　如果说互联网对于创新确有帮助，我们认为恰恰在于链接的便利性，而非速度。“最初，对一个问题，感觉会有一种新的解决方法，这种感觉虽然不太清晰，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但却真实地存在。这种感觉在大脑的角落里若隐若现，有时候会持续几十年。”约翰逊更尖锐地指出，“人们往往给后见之明的镜头涂上凡士林，让那些缓缓发育中的灵感模糊，从而被错看成一个又一个瞬间闪现的顿悟。发明家、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们都喜欢把自己取得的重大突破说成是源于某种顿悟，一部分原因是，在描述创意出现的过程时，如果把他们归结为一种灵光乍现的结果，能产生叙事快感；另一部分原因是，灵感在慢慢孕育的过程中，其发展变化是极其缓慢和随意的，毫无章法可循，因此很难进行清晰地描述。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一下人类各科知识发展与积累的过程就会发现：慢慢孕育的灵感是常规而非例外。”

　　达尔文曾经说自己的灵感来自于马尔萨斯的作品，在阅读的瞬间形成了新物种形成的理论。在后人的研究中发现，达尔文很早之前就在做关于生物变异、竞争、选择机制的笔记了。马尔萨斯的作用在于激活了达尔文脑中关于生物进化的整个知识版图。

　　万维网之父伯纳斯·李坦言，自己对于万维网的构想经历了10多年的时间，早在欧洲物理实验室时，他就开始了相关构想。

　　可见，创新是一个灵感乍现，并经过长时间素材积累以及需要一个完美的机遇的整体过程。互联网带来的速度感源于对时空关系的重构，也许它可以加速创意实现的过程，但绝不会因此省略掉灵感孕育的阶段，更不会出现一觉醒来就能改变世界的事情。

　　死于内爆

　　我们使用Word的初衷并没有改变，同时，写作如果是一个创意工种的话，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困境：我们的写作效率并没有因为技术的进步而提高多少，因为我们依然需要构思、联想、触摸灵感、寻觅一个完美的将灵感转换成写作逻辑的机遇，但是写作带来的物质效应和精神效应却在逐步弱化。

　　信息劣币驱逐良币，这是当下中国互联网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网络叙事的风格和逻辑在突变，但是历史的逻辑不会变，优质的思想文字便会在此时遭遇前所未有的尴尬。思想的产生效率和外部环境的去意义化产生了巨大矛盾，意义的空间正在被快速侵蚀。

　　想象一下，一边是被高度压缩的思想产量，一边是高速庸俗化的阅读习惯，其结果就是对产生意识的人类大脑产生迫害。麦克卢汉认为服从于民意测验、统计学的所谓的公共性，就像吞噬人类脑细胞的病毒，在速度的带领下，迅速让人类社会走向内爆的结局。

　　麦克卢汉在《开脑术》谈到了后视镜的概念。环境中的人看不见的是新环境，看得见的是旧环境，是后视镜。比如电影之于电视，就是后视镜。7年之后，麦克卢汉在进行题为《在光速下生活》的演讲时提出，视觉语言向听觉语言转化，人们便不会再有目标，而是进入了角色扮演的程序。

　　移动互联网带来的是超越了单个感官的语言体系，在商业上可以称之为“体验”。如果说听觉语言唤醒了个体的角色，综合感官带来的体验则进一步将角色从其内部彻底撕裂。就像僵尸病毒会让被感染的人出现内脏爆裂的情形，个体早已超越了尼采所言的寻找彼岸的状态，进入到无须彼岸的世界。此时的意义对于人类来说，便是虚妄的。

　　同时知识已经难以再被整合起来。过于碎片化的状态，即使你我心知肚明做好“连接”便可解决一切问题，可我们是否还具备连接的能力？网络的物理连接越是发达，我们对于心灵和知识的连接能力就会越孱弱。

　　速度构成这种让我们丧失连接能力的脑噬病毒的优质土壤，它令我们加速进入到一种有组织的无知状态，且无法回头。

　　埃里克森在书末的一句话虽然不是良药，但也许会有些许的症状延缓作用：如果不伤害他人的话，闲逛也是美德。

　　文/胡泳 郝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