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解放，我的黄金岁月

　　文/王大明

　　王大明，1929年12月生于北平。194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7月起担任北平高等工业学校地下党党支部书记，1948年毕业于北平高等工业学校机械系。建国后，历任北京团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化学工业局党组副书记，北京市经济委员会主任，中共北京市委工业部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第七届政协副主席、第八届政协主席，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社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建立地下党支部

　　1948年7月，我从北平市立高工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山铁路机车场，在锻造车间做技术员，一个月可以挣一袋白面（由于货币不断贬值，发工资都以实物代替纸币）。为家里减轻了一些负担，我父母很高兴。

　　在唐山工作了3个月，我便接到了上级指示，要求我回北平做山西流亡学生的工作。当时解放军已经包围太原，当地的铁路、公路交通中断，太原成了一座孤城。两千多名学生为了抵制阎锡山驱使学生做炮灰，纷纷奔向北平。在赵宗复同志（地下党员，时任山西教育厅厅长）的支持下，迫使阎锡山同意在北平成立了山西临时中学（山西临中）。

　　当时，山西临中的学生情况很复杂，既有我方地下党员和民联盟员，也有国民党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系中国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特务、“阎特”（阎锡山手下的特务）、“傅特”（傅作义手下的特务）。因此，临中成为我党与国民党、阎锡山争夺的一块阵地。由于各种原因，太原地下党尚未与北平地下党取得联系，我们没有这批学生的背景资料，只能借助前几年从山西到北平的地下党的帮助开展工作。同年10月，根据北平地下党中学委指示，由我负责领导山西临中的工作，我们接管了三条线（即单线联系的地下关系），分别由张志英、朱斐和张沛森、侯福庆负责，他们4人均为民联盟员。11月，经我介绍和上级批准，他们4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党支部。

　　我们首先着手解决学生的吃、住、穿、学等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建立了图书馆，通过地下党向北大、清华、北师大和青年会借阅进步书籍。在白色恐怖下，阅读进步书籍是有危险的，刘存朴同学为了转运书籍，曾跳下电车躲避宪兵搜查，幸而脱险。我们还组织读书会、壁报社、歌咏队、剧社等社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哟好地方》等革命歌曲，激发了同学们的革命热情。

　　在迎接北平解放的过程中，为了配合解放军入城，山西临中组织了应变大队，做好武装解放或和平解放两手准备。在国民党大逮捕中掩护同志，保护组织，散发传单，动员有关同学做瓦解阎锡山部队的工作。到北平解放，我们在山西临中学生中发展了地下党员35人，民联300多人。山西临中地下党支部成为北平中学地下党一支重要力量，为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了贡献。

　　黎明前的黑暗

　　1948年，北平的经济民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物价飞涨的速度要以小时为单位计算。老百姓每天几乎只为两件事情奔忙：粮食和煤球。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快速贬值，几百万元只能买到1斤杂和面儿，人们得拿着一麻袋纸币买粮食。同年（1948年）国民党政府又发行金圆券，300万法币换1元钱金圆券，很快，金圆券也贬值。国民党政府就这样通过几次倒手，把老百姓手里的钱全部抢走了。

　　我辞掉唐山工作回北平后，没有正式职业和收入，组织上每月补助我一两块银圆作生活费。每次拿到银圆后，我得马上去东单广场的黑市把银圆换成金圆券，然后立即去买粮食，否则钱币很快贬值，可能连粮食也买不起。我还学会了把手伸到袖子里讨价还价。那时，百姓生活十分艰难，街头常有冻饿而死的“倒卧儿”，警察每天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人用席子一卷，埋在城外的乱坟岗。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突然开始大逮捕，大搞白色恐怖。当时有300多人上了逮捕名单。我们北平地下党学委中学委这条线的隐蔽工作做得比较好，在这次大逮捕中基本没受损失。

　　1948年11月，解放军开始围城。晚上宵禁，士兵们开着卡车在城里转，他们手持大刀，据说发现违禁品可以立刻砍人头。上级告知我们晚上尽量不要出门，出门尽量不带违禁品。但即使有这些危险，我们也得继续开展工作。记得济南刚解放不久的一天，我骑车赶去散发济南解放布告。那天，我兜里揣着一本《老残游记》，其实除了书的封皮，里面全部是布告。突然，有个警察将我拦下，他顺着我的身体上上下下捋了3遍后，说了句：“走吧”， 便把我放了。警察的行为很像应付差事，也算有惊无险。

　　没多久，解放军也做好了入城的两手准备。我们在城内接到指示，随时准备做好内应。那段时间，我天天骑车在城里各处转，把入城布告发给各支部，再由他们发给所属的党员、盟员，晚上再挨家挨户把传单从门缝儿里塞进各家，经我手发下去的传单就有好几书包。

　　摘下口罩相认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月22日，傅作义签署了和平协议。那天回家后，母亲给了我一个小纸条说：“这是老张给你的，赶紧看。”老张是当时中学委书记李霄路同志的化名，他是我的直接领导人。我打开纸条一看，上面写着：“傅已投降，速准备。”那一晚上，我激动得睡不着觉。

　　尽管希望能和平解放，使人民免于战火，保护古城，但为了稳妥起见，地下党还是做了两种方案：和平解放，就组织群众欢迎解放军入城；如果不得不攻城，地下党就尽可能组织队伍，保护好北平这座古城。我们分工很细，设在艺专的东城指挥部总指挥是项子明同志，我是分指挥。2000多人各自保卫哪一部分都部署好了。为了熟悉地形，我们几乎在一夜之间把北平的袖珍地图买光了。每个人都揣了一个小地图，还买了大批红布，准备到时候每个人系一块红布，作为辨认的标志。

　　1月31日，解放军与傅作义部队换防，我骑车去看。一看到自己的部队进来了，我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2月3日，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我分工负责的地段是前门大街。我看到百姓们欢欣鼓舞，像迎接亲人般欢迎解放军，学生们甚至都跑到坦克上去了，每个人都发自内心地为终于解放了感到高兴。

　　入城式后，党中央和北平市委马上决定举行地下党员公开大会。大会于2月4日在宣武门内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召开。当时北平有2000多名地下党员，由于人数限制，开了两次会，我参加了第一次会议。去参会的时候，大家并不知道要公开身份，出于保密原则，所有人还是戴着口罩、帽子、围巾。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领导上台后讲的第一句话：“今天，我们北平的地下党终于从地下转到地上啦！”就是这一句话，让全场沸腾，欢声雷动。同志们纷纷把帽子扔上了天，大家摘下口罩相认：“原来是你呀。”然后握手、欢呼、拥抱！那场景，我铭记终生。

　　那段时光，我们共产党人为了携手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献出了自己最真诚的情感和全部才能。人生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幸福的，那是我的黄金岁月。

　　责任编辑：刁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