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头

　　我是下乡当知青时认识剃头观的。

　　那时我是墟镇待业青年，响应“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镇吃闲饭”的号召，举家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因为我是高中毕业生，有点墨水，村里安排我在村小当民办教师，一天记10个工分。先是当一名班主任，后来成了学校负责人，学校里只有3名老师。

　　我插队的村子不到300人，是公社一个生产大队。村里没剃头（理发）佬，邻近大队一个走街穿巷的剃头师傅每月来一次小村，给大人和小孩剃头。

　　剃头师傅姓朱，高高瘦瘦，背有点驼。一对小眼睛，两片薄嘴唇，边剃头边说笑话，逗得大家笑出眼泪。大家都叫他“剃头观”。他的大号叫“朱观福”，年纪和我相仿，我常常说他父亲给他起了个好名，天天有猪肝吃够幸福。

　　几串清脆的单车铃响，我便知道剃头观来了，忙扛着办公凳向学校门口走去。剃头观的旧单车停在校门口树荫下，见我出来，忙上前迎接，把办公凳放在单车旁边，然后从单车尾的工具箱里拿出一块油腻的“抹刀布”往单车车头上一挂，扯开喉咙大叫：“剃头啰！剃头啰！早到有着数，前三名打八折！”

　　剃头观诙谐幽默，明明校门口没枱没凳没茶水，见有人来了，他总是说“请坐，饮茶”！来人问，“叫我坐在地上喝西北风吗？”“随便！”大家都笑起来。

　　一次，他给一个学生剃头，闻到一股腥臭味，他仔细一看，发现这个学生患了耳病，耳朵里流出一股脓水。“好臭！”我忙用手掩住口鼻。剃头观却不慌不忙，放下剃刀，从工具箱里找出几支棉签，帮学生擦净脓污，然后拿出一包“耳散”，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烟纸，把烟纸卷成小喇叭，将耳散顺着小喇叭吹进耳朵里。吹完耳散，再用手指封住学生的耳洞揉了揉。最后把几包“耳散”递给学生家长，吩咐家长每天给小孩子喷药。学生家长掏钱给剃头观作药钱。剃头观“啪”地立正，“嗦”一声给家长行了个军礼，认真地说“为人民服务，免费！”

　　每年除夕，是剃头档生意最好的日子。村里有个习俗，不兴留“隔年头”，再穷也要剃个新头过新年行好运。顶着长头发的大人和小孩在排队等候，每人拿着一块用彩色粉笔写着数字的瓦片。到天黑了，还有不少人拿着瓦片在等候，那时村里还没用上电，校门口黑麻麻的。这时，剃头观停下活来，从工具箱里拿出两支洋烛，一连划了3支火柴才把洋烛点燃，一支墩在单车座包上，一支递给即将轮到的小孩子。小孩子举着洋烛照着他剃头。两支小火炬在除夕夜的寒风中摇曳着，给小山村带来一片光明，也给人们带来一点温暖。大人小孩都欢呼起来，我拍着手说：“剃头观好嘢，城里有‘烛光晚餐’，我们农村有‘烛光剃头’！”

　　那时还在“清理阶级队伍”，对村里的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和“当权派”实行专政，监督劳动。我那时是学校负责人，跟大队支书、大队长一样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天，村里的造反派头头心血来潮，说要给专政分子剃“阴阳头”作记号。剃阴阳头的任务交给剃头观执行，专政对象排着队等候剃头观“动刑”，每人手里拿着写着数字的瓦片。剃头观按着专政分子的“老狗头”，拿起断了齿的胶梳把头发中间一分为二，“嗦嗦嗦”几下功夫便把左边头发剃光，右边头发保留着，一会儿，阴阳头出来了：一边是发青的头皮，一边是黑色的头发。这就是当年盛行的“阴阳头”。轮到给我“动刑”时，剃头观把我的小分头前后分开，前面的头发留着，后面的头发却被剃光了，成了“前后阴阳头”。造反派头头说不算数，要重剃！剃头观却说：“校长就是要剃这样的发型，这叫‘前面是人，后面是鬼’，这是你们常说的大批判口号！”造反派头头一时哑口无言，“前后阴阳头”顺利过关。

　　我顶着这样的阴阳头天天在田头地尾晃来晃去，碰到人时我总是正面示人，谁也不知道脑后是光的，剃头观巧妙地为“人民教师”保住了正面形象。

　　后来，大队安排我当“赤脚医生”，兼职剃头，卫生站也是理发店。碰到患耳炎的人我就拿出烟纸卷成小喇叭，把耳散吹进患者的耳朵里，大家都说，“校长”这个本领是从剃头观那儿学来的。

　　落实政策回到墟镇后，我开了间“大众理发店”，许多不愿光顾发廊、美发店的老人和小孩成了“大众理发店”的回头客。一天，一个戴着鸭舌帽的驼背老人走进店里，屁股在理发椅上一碰就喊：“师傅剃头！”我走上前问他，是剃光头还是剃平头？驼背老人往椅背一靠，大吼一声“阴阳头！”然后揭掉鸭舌帽对着我，一下子我们两人都大笑起来……

　　莫树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