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背后的村级腐败

　　——城中村法治生态 样本二：广州冼村街道办事处

　　冼村窝案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体现在该村领导班子集团化、家族化作案这一点上。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让班子成员在贪腐过程中互相勾结、互相维护，发现和查处都异常困难

　　在广州CBD珠江新城的核心地带，有一片裸露在外的断壁残垣，这是广州乃至全国都知名的城中村--冼村。

　　村子的几个重要出入口，有几名“治安巡视员”把守，在没有紧急事态的情况下，人们出入自由。这个夏天，被依然留守的本地村民提起最多的人名莫过于卢穗耕，曾经“统治”冼村三十余年的党支部书记。

　　据悉，冼村2010年初启动城中村改造，曾因强拆冲突而停工。村民多次向相关部门举报村班子成员贪腐，包括巨额农田征地款去向不明、班子成员贱价出租集体物业获利等问题。2013年，广州市纪委证实，冼村班子多名成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原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卢穗耕外逃。就在冼村“巨变”之后，纪检、检察机关由冼村窝案发现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涉嫌接受巨额贿赂，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党委副书记何继雄也涉嫌受贿。“反腐风暴”同时牵涉多名金融大亨，坊间传言某置地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闻风而逃。

　　7月，广州市中级法院陆续开庭审理了冼村村委会7名班子成员的贪腐案件，检察机关指控冼村7名班子成员涉嫌贪污罪、受贿罪。就此，长期盘踞在冼村的利益格局土崩瓦解。

　　冼村往事

　　在外人的眼里，冼村早已经不是一个依靠畜牧、农田生存的破落村庄，而是靠土地暴富的“土豪村”。这与冼村本身的地理位置与近些年来改革开放的诸多政策密切相关。

　　旧时的冼村位于广州市东郊，离老城区不到3公里，是一个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古村落。一位年近七旬的冼村村民告诉《方圆》记者，冼姓和卢姓是村里的两个大姓，“那时候，南边住着姓卢的，东边住着姓冼的，两个姓氏村落用一道篱笆隔开，大家之间往来不多，但也没有过争端。我们农民都是靠土地谋生活，各家各户经济条件好了以后，几百亩的农用地上盖了越来越多的房子，都是我们农民的自建房”。

　　如今的冼村，在残旧的墙体包围之下，依然保留着祠堂。几个念旧的老人经常坐在祠堂里喝茶聊天，回忆冼村百亩田塘的景象。“以前，每每村里有人家生了男丁，我们都会在村里最高的大树上挂上灯笼祈福。每逢佳节，请来舞龙舞狮队，村民们都聚在一起吃年饭，很热闹。现在舞龙舞狮队都不敢进来冼村，很多年轻人也没住在这，早就没有了当年的光景。就连端午赛龙舟的习俗也是中途断了十几年才恢复的。”一位姓卢的老人向记者回忆道。

　　改革开放以来，以耕地为主的冼村成了市中心。首先是1985年，冼村进入了拆迁、改造和城中村土地转让的初步阶段，当时被政府征用了1200亩土地建成了天河体育中心，到了1995年，冼村又被征用了978亩土地打造珠江新城。1999年冼村撤销村委会成立冼村企业集团，后改名冼村实业有限公司。2010年广州启动上百个城中村改造，冼村名列其中。之后的几十年，华丽转身的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承载着数万村民的切身利益。

　　卢穗耕是土生土长的冼村人，村子虽大，但因城中村特有的宗族背景和乡土人情，彼此之间不是亲戚就是同学，所以大多数人都对卢穗耕有所了解。与卢穗耕年纪相仿，年近七旬的村民卢天明（化名）告诉记者，卢穗耕年轻的时候是村里民兵营营长，后来娶了当时老书记的女儿，在老书记退休以后，由卢穗耕顶替了书记的位置。“卢穗耕当书记时，我记得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一直到今天，要不是案发，这个书记的位置他不知要坐到什么时候。”卢天明说。

　　宗族势力

　　提到冼村，绕不开冼村的宗族大佬卢穗耕以及他的附庸者们。

　　广州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侦查一处副处长吕翔告诉《方圆》记者，冼村窝案最具代表性的特点体现在该村领导班子集团化、家族化作案这一点上。冼村集体经济组织前身是广州市天河区冼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支部书记是卢穗耕，副书记是其侄子卢佑醒，总经理是小舅子冼章铭，副总经理是外孙陈建强，副经理是亲侄儿卢丙灿。“盘根错节的亲属关系，让班子成员在贪腐过程中互相勾结、互相维护。”吕翔说。

　　卢穗耕三十余年稳坐冼村一把手位置，每到选举的阶段，卢穗耕便会安排人手，采取各种方式拉票。村民冼志国（化名）认为，村内的选举大会在卢穗耕的统治下进行，俨然成了走过场。选举的过程更多的是对村民的威逼利诱、分化站队。

　　“办案中发现，冼村民主选举已遭到破坏，卢穗耕长期把控村委会和改制后的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四处安插亲信，形成了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在该村的绝对话语权，但是这种情形长期得不到监督与纠正，最终必然导致腐败。”吕翔说。

　　“对选举积极拥护的，到年底集体分红的时候，可以从卢穗耕那里分一块宅基地下来，对选举有异议的，不仅没有土地，连分到个人的股份都会比别人少很多。所以，村子里拥护他的人不占少数，一直以来卢穗耕都善于利用土地笼络人心。”冼志国说。采访过程中有部分冼村村民向记者反映，这么多年选举投票的时候，经常出现只能二选一情况，卢穗耕和冼章铭的名字是固定搭配，选谁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分别。

　　“村民被分作三六九等，有一些人是卢穗耕亲手培养出来的，就任人唯亲，掌握村务的大权，股份也拿得多，比如珠江新城这块地在被征之前，卢穗耕将卢姓家族中有亲缘关系的人一并提高股份持有，导致同村同龄人之间股份相差一倍。一些‘不听话’的村民，都逐渐被边缘化，可以这么说，就连扫地工都是卢穗耕家族里的人来做。”冼志国说。

　　据知情人士透露，冼章铭和卢佑醒是卢穗耕的左膀右臂，许多事情卢穗耕都是交代他们去完成。卢佑醒本深得卢穗耕的重用，后因瞒着“大佬”私自从其他开发商那里抽油水被卢穗耕获知，慢慢动摇了其在宗族中的地位。而一直非常听话的冼章铭，“异军突起”，得到卢穗耕大力重用，成为卢穗耕在村中的代言人。

　　领导冼村三十余年的后期，暴富的村书记、冼村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卢穗耕越来越少的出现在村里。偶尔看见他，也是前呼后拥，匆匆一瞥。与其走得近的群体，都叫他“耕哥”。

　　吕翔对《方圆》记者说，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作风霸道。在该公司，班子成员的话就是公司的意思，班子成员做的决定，村民不能质疑。这样霸道的作风，引起了极大的民愤。在检察机关查处该公司班子成员后，村民都拍手叫好。

　　官商一体

　　卢穗耕的治村之道如此霸道，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官员与开发商的支持。“曹鉴燎出的7号文件，就是针对我们冼村量身定做的。”冼志国激动地说。

　　冼志国口中的7号文是2001年曹鉴燎任天河区区委书记时，由天河区政府下发的。该文件将天河区城中村居民划分为社区股东和社会股东。“我们村里有一部分村民是没有选举权的，因为征收土地的那几年出外打工，回到家乡后发现没有选举权了，变成社会股东，征地的创新行为实际是剥夺我们村民的权益，现在村里面约有40%的人都是社会股东。”冼志国说。

　　吕翔认为，冼村涉案人员上有领导做保护，下与开发商勾结，形成一个利益集团。“在查处本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广州市副市长、增城市市委书记曹鉴燎涉嫌收受贿赂的犯罪线索，后来广东省纪委、广东省检察院根据这条线索，经过初步调查，发现曹鉴燎涉嫌收受巨额贿赂的犯罪事实，并牵出广州市协作办公室原党委副书记何继雄受贿案等。在办案过程中，我们发现，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之所以肆无忌惮的贪污受贿，就是因为上面曹鉴燎、何继雄等区、镇、街领导作为保护伞。”吕翔同时告诉《方圆》记者，冼村班子成员不惧怕村民的举报，也不怕上级部门的查处，与开发商勾结在一起，形成领导、冼村实业有限公司班子成员、开发商三位一体的利益集团，从而大肆瓜分集体利益。

　　案发后检察机关查明，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原党支部副书记、董事长冼章铭等7人在协助政府经营和管理国有土地的过程中，涉嫌收受多个开发商贿赂。其中，冼章铭为广州市嘉裕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市南雅房地产有限公司、广州市合骏物业有限公司、广州春都酒店等单位提供承租、承建方面的帮助，收受相关责任人人民币2.32万元，港币13万元，价值人民币7000元购物卡。涉嫌受贿最多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副董事长卢佑醒，共收取105.4万元人民币、8万元港币及购物卡7000元。

　　冼志国说：“逢年过节，开发商都要请村官到高档酒店吃饭、派发红包，请客的地方档次很高，有开发商在某次选举前给了卢穗耕数十万元，卢穗耕将之分给其他村干部，让他们到处‘活动’拉票。事后，卢穗耕把部分物业承租给开发商作为回报。”

　　办案人员透露，房地产开发商想找卢穗耕谈土地的事情，并不是光靠钱就能打动他，有些时候需要先公关高官，然后再借助高官的权力与卢穗耕谈判，不过在权力的作用下，已是十拿九稳了。

　　土地低价从何而来

　　随着广州经济的发展，冼村的地价飞速增值，寸土寸金，然而在利益集团的操纵下，部分房地产商拿地的价格却低到惊人。

　　记者从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处获得一份2007年冼村经济发展公司与广州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承包合同发现，双方约定承包期从2007年5月1日至2027年4月底，承包经费为前四年每平方米11元人民币，即每月48653元，第五年每四年每平方米递增0.5元人民币，由合同法人代表冼章铭签字盖章。

　　冼章铭作为村集体负责人签下的“不平等”合同不占少数，记者还在冼村实业有限公司信息公开栏中看到了近十年该公司与房地产开发商、物业公司签订的承建、承租合同。记者查看今年房屋租赁情况时，发现一份材料显示位于珠江新城核心地段的黄埔大道西几处物业租赁的金额的确出人意料。这几处物业都是用于商业用途，包括酒店及公司的经营在内，一处面积为4000平方米的物业经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委托给某物业公司承租后，租金为36000元每月，租期为2012年至2015年12月30日。面积为12平方米的物业每月租金则为600元每月。

　　冼村实业有限公司某内部人士说：“在卢穗耕的指示下，我们冼村范围内的物业大多数都被贱卖出去，从中获取开发商、物业公司的利益，像维家思广场和丰兴广场的商铺都以15-18元一平方米的价格租给商户。而这些地段正常的租赁价最低都到了400元，可想而知，这中间的差价有多大。”

　　另据其他媒体数据反映，冼村共有物业47万平方米左右，其中约35万平方米明显低于市场价出租。租金最高的也只有每平方米25元，而珠江新城普通商品房价格却已达每平方米四五万元。

　　吕翔指出，该案中，冼村实业有限公司与开发商的合同签订期限长达20年，在飞速发展的广州这显然不符合村民集体利益及市场发展规律。但是对于这种关系到自身利益的合同，许多村民在办案组调查前并不知情。

　　村民卢天明向记者抱怨：“在天河区的城中村里，冼村分红最少。而外界都认为冼村的人个个都是有钱人。在外边打工，人家一听冼村出来的都不要，说你们都做‘包租公’了，这么有钱，随时都会不在我们这里工作吧。当时我们听到这件事都哭笑不得。”

　　围观“村官”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作为保障村民基层政治参与、自我管理的关键制度，村民自治制度在推动基层民主建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冼村却提供了一个反例，“绝对的权力极易导致绝对的腐败。”吕翔说。

　　目前我国基层组织的工作人员，其职务行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类是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一类是基层自治管理服务的行为。这也正是“村官”身份的特殊性，在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行为时，其身份就列入“国家工作人员”，而当其从事基层自治管理服务的行为时，其身份就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村官又同属企业管理者的卢穗耕一直游离在双重身份之间，独权了三十余年。

　　“《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解释，明确了村委工作人员犯罪行为的犯罪对象仅限于七项工作中的财产。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基层村委，尤其是大城市的基层村委，权力已经今非昔比，有的可以操纵过亿甚至几十亿资金，管理项目涉及行政、经济、医疗等方方面面，城中村已然成为一个‘小社会’，村委可以说是‘小政府’的缩影。法律的规定相较于这种现实情况已显滞后，使更多妄想权力寻租的‘村官’钻了空子。”吕翔说道。

　　广州某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认为，在三旧改造中，原来的农村集体土地变更为城市国有土地，在征地补偿方面，必然要由原来的集体土地所有者即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来决定和推动，这种改制过渡期常常保留政企不分的历史痕迹，也容易产生“村官”的一言堂，不可避免地产生以公权谋私利可能性。

　　部分村官法律意识淡薄，文化素质偏低是导致村官沦陷的原因之一。冼村一案中，被起诉的7名村官，面对法律的指控都觉得有点“小题大做”，三十余年以自我为中心的工作作风已经使他们在权力所带来的隐患上麻木。

　　吕翔告诉《方圆》记者，在审讯过程中，冼章铭认为一直以来的贪污行为是身为村领导的相对合理的收入，算是领取了精神文明奖，直到庭审都辩称自己的行为合法。哪怕街道办对他们所谓“发放奖金”的行为提出过异议，他们也只是担心这件事情是否合理，丝毫没有考虑过是否合法的问题。

　　吕翔在办案中发现，村民的利益被严重侵害，但是在冼村没有高速发展之前，村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被侵害了。直到冼村发展，地价飞涨，村民才从市场地块机制及自身收益的不均衡发现自身利益受损，从而开始采取维权措施。

　　贪官落马，冼村迎来了新一任领导班子，今年2月，村集体召开了一次全体村民的公开大会，提出对村务进行公开，对名下的物业进行审计

　　留守在冼村的“土著”居民纷纷议论，希望这一转变能将罩在头顶几十年的雾霾吹散，早日在自己的家园过上平静的生活。

　　文｜方圆记者 蒋佳伽 吴迪 通讯员 陈达源

关注读览天下微信， 100万篇深度好文， 等你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