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前些日子，在红星剧院看孟京辉导演的话剧——《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我第三次接触到这个故事。

　　第一次，是高中时读斯蒂芬·茨威格的小说。“没有什么可以比得上一个孩子暗中怀有的不为人察觉的爱情，这种情感希望渺茫、曲意逢迎、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和成年女人那种欲火中烧、贪求无厌的爱情完全不同。”异国文字经过翻译，渲染出来的奇幻画面，恰好契合了那个年龄对暗恋的隐秘想象。

　　第二次，是十年前去看徐静蕾自编自导自演的同名电影。整部影片的氛围恬淡隐忍、娓娓道来。姜文在剧中饰演一位风流健忘的民国作家，徐静蕾饰演青年和中年的陌生女人，原著中的维也纳女子摇身一变，身着婀娜的旗袍，穿梭在大杂院和剧院之间，毫无违和感。隐忍和含蓄，正是东方女性的情感特长。

　　所以，这次观看话剧，剧情已透，其中的乐趣，主要是欣赏导演和演员对故事的个性解读，顺便也捉摸了一下故事背后的故事。

　　一个“陌生女人”，怎么驾驭整个剧场？

　　此前，看过两场“话剧独角戏”，都是“大叔”撑场。一次，是前几年北京一个民间戏剧工作室改编老舍先生的《我这一辈子》，演“我”的是方旭，前半部有点儿像说书，后半部他分身演了好多人。另一次，是去年杭州国际戏剧节上，约瑟夫·格雷夫斯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人的莎士比亚》，一个头发花白的长者，用一桌一椅一幅莎士比亚的照片，摸爬滚打地讲述自己结缘莎士比亚的故事，看着着实感动。

　　这类“孤独作战”的戏剧，对演员来说，至少有几大挑战：一是海量台词，两个小时里连换装、喘息的空挡都没有；二是没有人对戏，自说自话会显得有点神经质，和观众互动交流又容易出戏；三是聚光灯始终对着一个人，放大优点的同时，也放大缺点。《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黄湘丽的独角戏。这个“陌生女人”要怎么克服上述困难？我默默观察，大概发现了她的三种方式。

　　重要时刻借助音乐抒情。整部戏大概穿插了黄湘丽自己创作的七八首歌，每当“陌生女人”经历情感的波澜，朗诵式的语言无法满足渲泄，她就走到舞台一隅，捧起吉他，用柔美或心碎的嗓音弹唱自己的心声。浩瀚的台词，因此被音符梳理成了七八个段落，便于记忆。至于换装，她就在台上完成，捡起一条连衣裙套上，睡衣从底下滑落；要生孩子了，就在围裙里塞一颗卷心菜；为了生计出卖身体，她就一层一层脱掉黑丝袜，一共脱了几层，记不清了，只记得最里面一层是纯白的底裤，寓意着她在精神上始终对他忠贞不渝。

　　在舞台上开辟“实战厨房”。舞台上的锅碗瓢盆和食材，都是真的。有人说，这是想表达女人意欲通过抓住男人的胃从而拴住男人的心，我感觉没有那么传统，那一排灶台其实和吉他的功效类似，是女演员释放激情的又一个能量场。不信你看，黄湘丽的架势，哪里是普通女人在做饭！她举着菜刀，冲向砧板劈开一只柠檬，对着黄瓜瞪圆眼睛手起刀落，拎着两块牛排甩来甩去，扔进油锅又倒下半瓶红酒，紧接着跳到灶台上把一盆生菜叶抛洒到空中。厨房在这里更像是观众和演员之间的媒介，陌生女人在这里和食物交战，发泄对心爱男人的爱慕和抗争；观众呼吸着剧场里的食物气息，用嗅觉去丰富台上陌生女人的内心世界。

　　扎进人物的命运里去。看这部戏之前，我其实看过黄湘丽好几次演出，比如《三个橘子的爱情》《恋爱的犀牛》《桃色办公室》等，但奇怪的是，脑海中她的样子始终模糊，只觉得是个纤瘦高挑的姑娘，是不是有点像剧中的W先生？演出前，我去杭城一家书店参加了“陌生女人”的观众见面会，生活中的她，齐耳短发、温婉健谈，说到喜欢做的事情时，还会弯着眉眼像个孩子。和几天后舞台上那个一头乱发、歇斯底里的她，完全不同。作为演员，她就像剧中的小女孩看到作家时一头扎进了命运里，她也一头扎进了陌生女人的希望和绝望里，在话筒前如若无人地呻吟、在床单上翻滚着自拍、在镜头前无声地哭泣，没有半点矜持和犹疑。真像老话说的，不疯魔不成活。

　　男性视角缺位，谁来解开她的临终之谜？

　　但是问题也来了。一部戏，除了女主角，其他角色——包括原著中的作家、仆人、女孩的母亲、她的孩子、她后来的情人……全都隐去了，任凭女主角的内心波澜壮阔，她始终没有收获外界的回应以及看待这件事情的其它视角。话剧的结尾，陌生女人念完信，倒地死了。W先生最终有没有想起这个陌生女人？也成了一个谜。

　　这个答案，在小说和徐静蕾的电影里，是有的。茨威格的原著的结尾这样写道：“他的手颤抖着，回忆浮现心头，他想起了一个邻居的小孩，想起一位姑娘，想起夜总会的一个女人，但是这些回忆朦胧不清，宛如一块石头，在流水底下闪烁不定。他思念起那个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充满激情，犹如远方的音乐。”电影里，姜文扮演的作家，若有所失地盯着空空的花瓶，镜头缓缓推向大杂院对门的窗户，窗户后面是多年前小女孩稚嫩的面庞。而话剧，拒绝交代。孟京辉曾对此解释说，“一个陌生女人这部戏，无关逻辑，无关价值，只在于启发。”

　　走出剧场，我看到好多朋友都在朋友圈里发了观后感。女性友人感慨，女演员表演传神，传达的爱情观也很酷：“我爱你，与你无关。”而男性观众观看后，基本都是一串惊恐的表情，有的说： “这哥们儿不是得了脸盲症吧”，也有的发了四个字： “细思恐极”。

　　那时，我忽然意识到，这部戏刻意抽离掉了男主角和众多旁观者的视角，是否就是要给观众提供一个想象的空间？比如，如果我是W先生会怎么反应？比如，男女之间，为什么一个觉得是惊天动地的爱情，一个却浑然不知？

　　前些年，有本畅销书叫《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我记得书里这样形容女人： “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女人并不急于解决问题，而是要先吐露自己的感受，唤起他人的理解和共鸣；只有这样，她才能感觉宽慰和舒适。”这和剧中的陌生女人何其相似。她幼子夭折、自己得了伤寒生命垂危，这个时候不急着寻医治病，却要洋洋洒洒写就近三万字的信，给一个和她上了两次床、完事之后就再也不认识她的男人，告诉他自己怎么从小姑娘到交际花，死心塌地地爱着他。女人就是热爱倾诉，并且乐于陶醉在自己营造的爱情里。

　　而对于类似W先生这种“风流健忘”的毛病，书里也剖析得入木三分： “男人总是在‘亲密’和‘独处’之间，不停地变换，当他们了解自己的‘亲密周期’后，在准备逃避或独处时，就会对女人好言宽慰，并做出保证：‘我一定回来’。”这和W先生每次爱上和忘记 “陌生女人”的表现，简直惊人吻合。

　　这么看来，男人和女人，天生就是不同思维方式的族群，他们互相误会，也互相吸引。而相爱这件事，不仅需要换位思考、满足对方的需求，也真的需要一点运气。

　　故事的背后：不自由，毋宁死？

　　看完话剧后的几天，又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我在网上偶然看到另一个版本的演绎——1948年琼·芳登和路易斯·乔丹主演的美国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影片的最后，风流倜傥的钢琴家读完陌生女人的来信，懊悔不已，原本准备逃走的他毅然登上马车，去赴陌生女人的丈夫要求决斗的约定。这个结尾让我很惊诧。按小说的描述，陌生女人一直没有嫁人，R先生也没有要去赴约决斗。为什么电影里会增加这样的桥段？难道这就是故事背后的故事？

　　当初读茨威格小说的时候，我就隐隐疑惑，一个男人怎么能把女人百转千回的暗恋，描摹得这么刻骨铭心？会不会是他刚好收到了那样一封情书，然后做了一些文字上的润饰？查阅了一些文献后，果不其然。茨威格的生命中确实有一个“陌生女人”的原型。1904年，23岁的茨威格被《新自由报》聘为编辑，他从家境优渥的父母家搬出来，租住在维也纳郊区的一个院落，隔壁住着一个叫琼斯的悄悄爱慕着他的15岁少女。

　　后来的很多事情，和他的作品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琼斯在爱而不得后还是嫁人了，丈夫威廉没有生育能力，当她又一次邂逅茨威格并怀孕之后，写信告诉了他这个消息，但是茨威格根本不相信，还指责了她，这让琼斯羞愧难当，最终选择自杀。威廉在妻子枕下发现了厚厚的日记，悲愤之下要和茨威格决斗，茨威格读完琼斯最后的情书，悔恨不已，决定去赴威廉的生死之战。威廉最终没有扣动扳机。枪口逃生的茨威格，跌跌撞撞地回到家中，大病了一场。此后的每一天，他都在接受良心的拷问和惩罚。1922年，茨威格用忏悔的心，写成了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都说艺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1948年的那部电影，正是凝聚茨威格的文学作品和惨痛的人生经历的结晶。那么后来呢？茨威格后来娶妻生子了么？我怀着一颗八卦的心，找到了他的传记《昨日的世界》来看。

　　原来，茨威格一生有过两任妻子。第一任妻子叫弗里达，也是一位作家。他们认识的时候，她甚至还是有夫之妇，离异之后带着两个孩子嫁给了茨威格。婚后，弗里达保持独立和宽容，她深知丈夫是一位被公众宠坏了的知名作家，会有艳遇和一夜情，有很多女性读者给茨威格写露骨的情书，都由弗里达亲自整理。与其说夫妻，弗里达更像他的知己。1933年，茨威格因为犹太人的身份，流亡伦敦。弗里达为丈夫找了一个流亡的犹太少女阿尔特曼做秘书，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地生活，阿尔特曼与茨威格在流亡的日子里感情日增。1938年，茨威格与弗里达友好地离婚，与阿尔特曼结婚。之后，他带着第二任妻子到了巴西。但是，好景不长，尽管当地政府和人民都爱戴这位作家，但是他在认清了希特勒法西斯的真面目后，渴望自由的精神世界逐渐崩塌。1942年，他和妻子阿尔特曼双双自杀。巴西人民哀痛不已，甚至为他举行了国葬。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似乎就是最好的解释。

　　茨威格一生的写照。作家的真实故事，比他笔下最惊心动魄的小说还要跌宕。这可能是我看完这部戏剧之后，最意外的收获。

　　作者单位：杭州文广集团

　　文/王小燕